毕颖达：韩国为何迫切想改善对日关系

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在对日外交上展现出主动姿态，寻求快速摆脱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影响，积极推进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这一姿态的最新体现是，在其首次发表的“三一运动”致辞中，尹锡悦称日本已经从“侵略者”转变为“共享普世价值的合作伙伴”。然而，他避谈历史、急于亲日，尤其选在“三一运动”纪念日发表这样的讲话，招来韩国舆论的强烈批评。

韩国政府主动寻求对日关系的转圜，早已有迹可循。过去一段时间，借助联合国大会、北约峰会、东盟峰会等多个多边平台，多轮韩日首脑会谈和外交安保高级别互动已经相继展开，韩日两国外交、安保以及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不断强化。在具体问题上，为尽快消除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制约，尹锡悦政府甚至提出为日企代付赔偿金的方案。近期，韩日更是加大互动频率，通过多轮副外长级别的磋商和第五轮外长会晤，加速推动韩日关系回暖升级。2月20日，在结束第五轮韩日外交会晤后，韩国外长朴振表示：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协商进入最后阶段，今后韩日之间有必要开启“穿梭外交”。2月28日，朴振会见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甚至为此取消赴印度出席G20外长会的日程。这被外界解读为，意在推动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加速解决。

在岛屿争端、历史争议等问题尚无进展的情况下，尹锡悦政府为何仍然积极向日本靠拢？除了来自美方的压力，尹锡悦政府至少还有以下几个考虑。

首先是出于自身国家战略需要。在韩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后，在对外战略上亦作出调整，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便提出新的对外战略，即把韩国打造成为“全球枢纽国家”。实现这一目标最为有效的途径是取得国际秩序主导者美国的支持。而积极改善对日关系则是对美国的一种“有诚意”的回报。

其次，实践国家对外战略也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持。实践“全球枢纽国家”这一战略目标，不仅要求韩国在经济上不断跃升，还需要韩国在政治、安全等领域挤进“核心圈层”。因此，无论是西方七国集团（G7）扩容还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增员，或是加入多边经济合作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些都需要得到日本的认可和支持。

再次，韩国国内政治变化驱使尹锡悦政府走近日本。一方面，现今韩国执政的保守派中有着众多亲日势力，这部分群体又担任着政府部门的许多要职，并大力推动改善对日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分裂加剧的情况下，韩国保守派一直攻击进步派“亲朝近华疏日”，尹锡悦执政后在对外政策上就进行了有意识的相应调整，变为“敌朝疏华近日”。

最后，在应对半岛问题上需要增加帮手。多年来，韩国在应对半岛问题上，主要立足美韩同盟，依靠美日韩安全合作。随着朝鲜核导能力不断提升，尹锡悦政府更加把日本看作合作伙伴。在新版《国防白皮书》上月发布后，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表示：“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有必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应对核与导弹。”

此外，尹锡悦政府也意识到，配合美国行动难免引发中国的不满，加强韩日关系将有助于分担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

总之，在多重考量之下，尹锡悦政府相当主动地推动改善对日关系，“价值外交”便成了为韩日走近竖起的大旗。当然，选择什么样的外交道路，与哪个国家密切关系，这是韩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是，无论是通过密切对日关系满足华盛顿的需求，并希望借此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的目标，还是试图以美日韩三边安全协作来维护自身安全和缓解外部压力，都不应当以地区和平与稳定为代价。它很可能让美日韩关系向多边同盟发展，诱发地区内形成对立格局。很显然，这种情况不仅难以让韩国获得真正的安全，它还会因“同盟牵连泛化”而进一步损害自身的自主性，导致其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尹锡悦政府还需摒弃冷战思维，在正常发展对盟友关系的同时，切实改善近邻关系；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进程中，确保安全、增进发展和维护自主。（作者是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