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客观认识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

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议会发表国情咨文。作为冲突爆发后的首份国情咨文，普京再次强调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并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角度规划“战时状态”下的各类保障措施。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突访基辅明确对乌支持态度，还选择同一天在华沙发表演讲与普京“隔空交锋”。可以看到，各方恢复谈判的条件与和平的曙光仍未出现。回顾过去一年乌克兰危机走势可以看到，其对国际秩序、安全格局、大国博弈态势等造成的外溢效应呈现动态变化，在不少方面超出此前预期。

一是国际秩序变革的两面性。冲突爆发之初，不少观点认为国际秩序将就此进入“阵营化”的分裂状态，各国将被迫通过“选边站队”明确立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对立格局无法避免。但实际上，国际秩序的变革呈现出两面性特征。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催化下的“集体恐慌感”，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内部协调和对外行动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危机造成国际合作的泛政治化与泛安全化倾向，同样引发“全球南方”内部分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拒绝加入“反俄阵线”的同时，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在不结盟原则下与大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成为不少国家的选择。

二是安全格局重塑的同步性。冲突爆发之初，很多人将此定义为欧洲安全架构的崩塌和格局重塑的起点，并不认为其在安全层面的传导效应将突破欧洲地理边界。但实际上，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导致欧洲的“高强度”对抗和亚太的“高密度”遏制格局同步呈现。在欧洲方向，部分国家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加依赖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纽带，强化北约东翼的长期遏制和威慑力，北约的“北扩”也构成欧洲与俄罗斯自黑海、波罗的海至北极海域的攻防前沿。但与此同时，美通过盟伴体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强化遏制能力，利用“四边机制”和“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打造遏华小圈子之余，还借助所谓“乌克兰教训”加速推进北约与亚洲国家的制度化安全合作以及北约成员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实践。

三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复杂性。冲突爆发之初，对于美欧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博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其一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无法承受美欧的全方位制裁，物质层面的孤岛化乃至认知层面的矮化改造可能将导致俄陷入社会危机甚至引起政治动荡；其二是本国利益优先的决策逻辑对美欧的战略协同形成阻碍，关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人道主义危机和军事威胁的差异化感知，将导致欧洲内部和美欧之间的对俄立场失调。但实际上，大国在战略博弈中的承载力和韧性超过各方预期。一方面，美国将俄罗斯逐出主要多边合作机制的尝试未能如愿，史无前例的制裁也未造成俄罗斯崩溃。俄国内生产总值2022年仅下降2.1%，通胀率降至近4%。另一方面，美欧通过在乌克兰问题上频繁的风险均摊和利益协调，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俄制裁造成的民生困境和反噬效应。在让俄罗斯经受“战略性失败”的共识驱动下，北约不断突破此前划设的各种“红线”，要把对俄罗斯的消耗战进行到底。

四是能源版图重构的颠覆性。冲突爆发之初，欧洲对俄“能源脱钩”前景并不被看好，欧洲的能源弹性备受质疑。有观点认为，由于能源贸易结构和自身需求所限，欧盟在短期内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想法过于天真。同时，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制裁与反制”恶性循环，将加剧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错配格局和“短缺恐慌”，导致能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但实际上，欧盟的对俄能源脱钩实现了超预期进展，美欧对俄能源从“禁运”转向“限价”，不但导致国际油气价格回归冲突前水平，还加速国际油气贸易的“去俄罗斯化”和“能源卡特尔”建设的预演，引发传统“俄罗斯—欧洲”“中东—亚太”能源供需关系和地缘板块重置。此外，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新场域，美将清洁能源和脱碳作为“印太经济框架”建设的四大支柱之一，加快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未来，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各自群体内部以及相互间的利益鸿沟持续扩大，围绕能源市场份额、国际能源议价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将更为激烈。

总的来说，随着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扩大化发展，其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的外溢效应更为深刻复杂，各国难以完全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需要通过多维度多指标的评价方式和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加以观察理解。在梳理“乌克兰危机启示录”的同时，如何主动避免冲突烈度的升级或失控，如何缓解适应冲突造成的政治、安全、经贸、能源等全局性冲击，如何探寻把握劝和促谈的最佳时机与路径，如何使世界重回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正轨，也成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所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