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胜：如何看待中国，检验印度大国心态

去年底，笔者随团去了趟印度。结合调研以及对印度最近一系列举动的观察，笔者认为，中印关系目前缺乏前进动能是当前乃至今后中印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

中印关系呈现“三缺”状态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在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启动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徘徊，呈现明显的“三缺”状态，即缺战略互信、缺正常互动、缺合作领域。其中，缺战略互信是后“两缺”之因和之果。

就双边互动而言，疫情三年，中印民间往来很少，原本中印间在中央部委层面的官方沟通渠道和机制有近40个，但这三年里仅有诸如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中印军长级会谈机制等少数涉边机制保持运转。就双边合作而言，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明显减少。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自由贸易、经济秩序、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诸多过去常有沟通与合作的领域，如今却难觅中印合作的身影。

印度一些人“五观不正”

“三缺”现象的存在说明，中印关系处于“非正常态”，而导致两国关系深陷“非正常态”的最大症结就是印度方面缺乏改善双边关系的动力与能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存在“五观不合”的问题。

一是历史观不合。中印历史观的最大差异是，新兴印度自诩为“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尼赫鲁语），新中国则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迎客”（毛泽东语）。这种反差极大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让两国关系“先天不足”，涉及到边界争端、地区秩序竞争等一系列棘手难题。

二是地缘观不合。不少印度精英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一个“战略统一体”，且被称为“印度次大陆”，所以，“域外势力”要尊重印度主导下的南亚秩序甚至印度洋秩序，他们认为，这是搞好与印度关系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新德里错误地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看作在冲击印度主导的地区秩序，损害了印度的国家利益。而中方一直认为，南亚是中国毗邻的一个重要地区，搞好与南亚国家关系，利于维护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利于保障中国海上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和顺畅、利于促进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合作共赢局面，这对印度也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显然，地缘观的差异使得印度政府难以主动改善对华关系。而且，这种地缘观指导下的印度南亚外交、印度洋外交必然会与中国产生碰撞。

三是边界观不合。边界问题是英帝国殖民侵略的结果，解决边界问题既要参考历史成因，也要跳出历史窠臼，秉持务实、灵活的政策立场。中方认为，边界问题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不能以一个局部的边界问题来绑架两国关系的全局。然而，印度政府认为，边界问题不解决，或者边境地区不恢复到让印度感到“舒适、放心”的状态，两国关系就难以实现“正常化”。然而，边界问题太复杂、太敏感，其解决方案需要在两国关系总体呈现高度互信与友好的环境里耐心寻找。如今，印度将一个如此复杂难解的边界问题执拗地与双边关系大局进行深度捆绑，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新德里缺乏改善对华关系的政治诚意。

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政府不想摆脱边界问题的干扰，它只是希望按照自己提出的条件来摆脱这一干扰。为给中方施加压力，新德里近年不断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但它越是这么干，就越是挤压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互谅互让”的空间，从而使得双方难以化解因边界问题形成的僵局。

四是发展观不合。中方反复呼吁印方理性、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两国互为发展机遇，两国可以相互成就。但很多印度政策精英却认为，越与中国合作，越容易被中国边缘化，印度的“战略自主”能力、“自力更生”能力越容易面临削弱风险。特别是，印度政府还将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视为一个安全问题，而非市场问题。过去有一段时间（1989-2019），解决发展问题曾是两国最大的合作领域和战略共识，不论是在解决两国本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问题上，还是在应对全球和地区的发展与治理问题上，两国都有过很好的沟通与合作。如今，随着安全防范日益取代发展合作成为印方眼中中印关系的主基调，两国发展合作的空间被日渐压缩。

与此同时，印度将发展与美西方的合作视为大国崛起的加速器。为迎合美西方遏华制华的扭曲心态，新德里甚至在发展问题上推出“对华替代”的大旗，即以印度资本或第三方资本代替中国资本；以印度制造或第三方制造代替中国制造；以“美西方＋印度”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驱动力，以替代过去运行了三四十年的以“美西方＋中国”为最大驱动力的全球化进程。

五是机遇观不合。中方认为，这是一个东升西降的大时代。尽管存量上依然西强东弱，但变量和增量上已是东升西降。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印两国理应抓住机遇，携手共进，相互成就。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降临，中印共同发挥两国存在的几乎是天量级的后发优势、先发优势与互补优势，那将加速重现中印两国的共同发展。但有着强烈“瑜亮情结”的新德里对此并不认同。印度很多人认为，中印两国是“相互替代”的，中国的高光时代正在消退，印度的高光时代已然来临，“未来的十年不仅是印度的，未来的一百年都是印度的”“这是印度的世纪”。

为什么印度会有这样的机遇观呢？这是因为，他们笃信，中美博弈为印度加快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中美博弈将是一场“百年马拉松”，因此，印度的这一战略机遇期还很长。在这种机遇观的指导下，新德里在诸多领域以对华示强来向美西方、尤其是美国递交“投名状”，以期不断吸引美西方对印度的战略投入与资源支持。就此而言，印度的政策精英甚至将这种“适度紧张”视作不断深化印度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战略合作的润滑剂，希望维持中印关系的“适度紧张”。

综上所述，“五观不正”在印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牵制力，制约着中印关系走出当前的“非正常态”。不仅如此，美西方反华势力还在不断加大对印度的战略拉拢与诱压，进一步牵制了中印关系的前进步伐。

用“务实观”引领“五观”

新德里需要适时“端正五观”，中印关系前行失能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化解。“五观”属意识形态，其形成非一时之功，修正更非一蹴而就。与其被动期待印度政策精英自我“端正五观”，不如通过双方特别是中方的挖潜、提能，让其在“五观”之上再添一“观”，即“务实观”，且用“务实观”引领“五观”。

第一类是“共赢型”合作。这类合作是要做大蛋糕。其一，发展合作。以发展数字经济和双碳经济（碳达峰、碳中和）为契机，两国共同打造新经济发展力。其二，秩序合作。以参与塑造“后乌克兰危机”的国际格局与秩序为契机，共同营建并维护总体有利于两国发展的大环境。

第二类是“止损型”合作。这类合作的开展旨在防止现有蛋糕被侵蚀。其一，成果维护型合作。中印应开展合作，推进G20、上合、金砖机制等的有效运转。其二，成本强加型合作。我们可通过充实工具箱，预阻对方作出破坏性强的冲动与冒进。

第三类是“责任型”合作。中印都是全球性大国，在事关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发展与治理问题上，两国需要展开对话与合作，以及通过新机制的建设等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印可携手填补全球治理的严重缺位，遏制美西方动辄就将全球治理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势头。在疫情防控、气变、环保、水资源利用等领域，联手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提振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对摆脱社会危机、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等的信心。再比如，合作打造东方发展范式，走出美西方发展阴影。中印都是非西方发展道路的最成功实践者，中印一起努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到一条能摆脱美西方操控、打压的新发展范式，也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更重要的是，中印有着开展合作的文明基因与理念共识。中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与莫迪总理提出的“天下一家”含义类似。中方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与莫迪总理提出的“一个太阳一个世界一个电网”和“绿色生活使命”其实也秉持着相同情怀、体现着相同精神。

总之，面对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西方，中印间的对抗纷争绝非两国人民的福音，绝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福音，更绝非人类社会的福音。（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