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北约“亚太化”面临三个挑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不久前相继访问韩国和日本，意欲加强和韩日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一动作预示北约试图从一个跨大西洋安全联盟向全球性安全机构的转变，但这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众所周知，自1949年北约成立后，其关注点一直聚焦于大西洋两岸，特别是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威胁，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安全挑战并不关注。彼时北约之所以不介入其他地区，是因为北约仅是美国安全联盟体系的一部分。在亚洲地区，美国主要靠多个双边安全联盟维护其在安全上的主导地位。北约的背后是美国，因而北约的新动向也构成了美国全球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部分，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斯托尔滕贝格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认为，“跨大西洋安全和印太安全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发生在欧洲的事情明天可能在东亚发生”，并宣称双方的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近些年日本与北约加强合作的标志性事件包括，北约和日本的舰船在地中海举行共同演习，日本联络人员在英国的北约海事司令部工作，以及日本参与北约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大力支持乌克兰等。北约还欢迎日本定期参加北约理事会以及北约防长会议。

日本和北约在联合声明中还提及中国，不仅将中国污蔑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且还强调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是“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还宣称，中国控制了某些北约成员国的基础设施，也将影响北约的安全。尽管该联合声明称双方还未将中国视作对手，但又说要共同解决中国带来的挑战。

韩国与北约的合作进展较为迅速。去年6月，韩国总统尹锡悦首次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11月韩国设立驻北约外交使团。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韩国后，虽然双方未发表联合声明，但在会晤中也提及跨大西洋和印太安全密切相关。

实际上，在官方声明和新闻稿中，还不太容易读到北约希望马上与日韩加强多边合作的内容，但是斯托尔滕贝格在韩国崔钟贤学术院和日本庆应大学的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却透露出“北约亚太化”的关键信息。

斯托尔滕贝格在演讲中特意强调，去年6月，北约和“亚太4国”（AP4）——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次共同参加北约马德里峰会，成为北约强化和印太伙伴合作的重要步骤。此次峰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涉华问题在北约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在以往北约的相关战略文件中从未提及中国。今年北约很可能将继续邀请AP4成员参加7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峰会。

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将北约与AP4的合作制度化时，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很多方面北约已经把这种合作制度化了。其主要的合作领域包括海事、网络、技术和军备控制等。例如，韩日分别于去年5月和11月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能力建设和情报共享。合作的层次不仅包括部长级会议，还拓展至国家元首参加的最高级会议。斯托尔滕贝格还对日韩两国关心的核威慑问题进行了微妙和暗示性极强的解答，称北约的核共享安排是延伸美国核威慑制度化的一种方式，虽然北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北约仍是一个核联盟，美国掌控核武器由北约成员国提供运载系统。显然，北约正企图利用“核威胁”胁迫和利诱少数亚太国家加强与北约的合作。

当然，北约要想推进“亚太化”、实现全球化也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是联盟管理面临挑战。将一个基于欧洲的安全架构拓展至全球，势必要应对北约成员国在亚太利益不一致的问题，这是美国联盟系统中长期存在的管理联盟内部的难题。近期最为显著的一个案例是，美国抛开北约在亚太地区组建美澳英 “奥库斯”安全联盟，实际上就是要避开法国、德国等的反对。

第二，是美国进行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不得人心。北约是冷战的产物，美国是北约的主导者，但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北约的多数欧洲成员国，均不想加入阵营对抗的“新冷战”。斯托尔滕贝格在回答韩日听众的提问时，也不得不承认，北约的成员均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往来，没有成员赞成与中国“脱钩”。北约面临的难题是，在安全和经济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

第三，以价值观划线应对安全挑战是本末倒置。北约目前的成员国有30个，总人口约为10亿，惯常用所谓“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界定安全威胁。然而，全球80亿人口和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10亿人口的安全挑战是非常不同的。人类需要一场安全领域的观念变革，妥善应对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医疗卫生、就业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安全挑战。（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