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马丁·雅克：西方可以从中国的治理中学到很多

西方可以从中国的治理中学到很多，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治理可以或者应该像中国一样——相反，每个国家的治理体系都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高度本土化，但是它们可以而且也应该相互学习。那么，西方治理可以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学到什么呢？

第一，共识。如果没有基本的、总体的共识，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成功。在中国，这一点的体现和表达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阶级、职业、国家的每个部分、所有民族和各种政治倾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得到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人民中就国家前进的道路达成共识，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显著成功。当主要政党就基本问题达成一致，西方也能够达成共识，但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不真实。比如，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治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衰退时期，离心力越来越强，撕裂社会结构。相比之下，中国显然具有共识精神，其非凡进步和社会稳定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发生剧变的时代，事实证明，一党制国家比西方多党制国家更善于达成共识。

第二，参与。民主应该是给予人民话语权和权利，这意味着让他们参与治理。当涉及到人民的参与时，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陈腐的。西方民主的主要模式是选举。它们只是周期性地发生，选举周期之外几乎没有民众的参与。大多数时候，政治是职业政治人士的专属领地。民主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每四五年发生一次的事情。在中国，民主有许多不同形式：选举、持续的协商过程、自治、民众参与立法以及制订五年计划，等等。全过程人民民主寻求以多种不同方式让人民参与进来。民主的全部意义在于人民。如果人民没有持续地参与政治进程，二者就没有真正的利害关系。归根结底，民主的能量、力量和能力取决于人民参与的程度。中国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有能力在政治进程中激励、参与和动员人民，从而为国家的未来作出贡献。

第三，长期。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长期思考的能力，视野几乎总是由下一次选举决定的。政府更替不利于连续性，因此也不利于追求长期目标。政党制度强调赢得下一次选举，而很少关注未来十年，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方政界基本缺乏长期思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社会如此缺乏基础设施，因为这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方面，中国不断地进行长期思考，无论是五年计划还是2035年远景目标，短期规划总是由长期视角提供信息和框架。这在不同的时间尺度——短期、中期、长期或更长的时间尺度之间产生非常动态和创造性的关系。这是现代社会实现深刻变革的唯一途径。中国对“长期”的偏好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基因中，长城和大运河就是其象征。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为这个国家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中国拥抱未来，与西方政治话语中几乎完全没有未来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的治理中，现在和未来是紧密相连的；在西方，它们是完全分开的。

第四，专业知识。西方政治不太重视专业知识。除了从政之外，西方职业政治精英基本没有什么其他资格或技能。除了令人尊敬的少数例外，大部分政客很少经营或管理任何非常重要或大规模的事务，因此他们对大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知之甚少。这大大削弱了他们的能力，降低了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这与中国的反差再大不过了。一位中国共产党员干部在政治层级中上升的唯一途径，就是凭借他们在较低级别的党政机构或企业中的表现。升职时，他们已经积累了如何管理的大量知识。这方面的中国模式体现了完美的专业性；西方的模式，用一个古老的英文术语来说，就是业余绅士。西方政治人士的主要技能是说话，而中国从政人员的主要技能是做事。

第五，实效。太多的西方政治人士似乎认为，民主的意义在于民主本身。其实不然。民主的意义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改善经济和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民主正在遭遇惨败。他们的经济停滞不前，他们的社会日益分裂，他们在世界上的相对重要性迅速下降，而且他们看不到未来。他们的政治制度不是唯一原因，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已经实现非凡的转变。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猛，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它使近8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抗疫表现远远优于西方。它对未来有清晰的认识。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民主出色完成了它的任务。

西方能否展示智慧和谦逊，从自身的失败和中国的成功治理中学习呢？挑战不是在于要采用中国的政治制度：那将是一项既不可能又无望的事业，它们的历史和文化截然不同；挑战在于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并找到将其应用于西方民主的方法。（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