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欧洲南北矛盾加剧发展不确定性

持续已近一年的俄乌冲突仍在演进中。在这场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中首当其冲的欧洲，仍在遭受多重外溢效应的冲击。东西欧洲矛盾即“新老欧洲”之争在这场危机中相当引人关注，加剧着观察家们对于欧洲走向分裂的担忧。与此同时，南北欧洲矛盾也在凸显，它对欧洲团结和未来发展影响可能更大。

南北欧洲都属于“老欧洲”，与中东欧等新成员国更注重实际利益、更注重维护本国主权、对深化一体化有更多疑虑不同，南北欧国家大体上都更支持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长期以来也能相互妥协，解决双方利益取向上的差异。但过去十余年来，南北欧矛盾持续累积、愈发难以调和，俨然成为影响欧盟未来发展的严重问题。

欧盟曾经历多次重大危机，比如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世纪疫情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危机等。每次危机中，南欧都受创巨大，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差距也都进一步拉大。2010年初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所谓“欧猪五国”相继沦陷，被迫接受德国等北方国家附加苛刻条件的援助，实施多轮、多年、堪称屈辱性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经济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南欧国家不但债务规模庞大且国债相对不值钱，收益率高；北方国家债务占比相对小但国债值钱，收益率低，南北欧国债形成较大息差，让同属单一市场的南欧国家处于明显的非公平竞争地位。

欧盟大周边如中东、非洲等地战乱、动荡频发，加上经济发展滞后、气候变化等因素，难民和非法移民长年大量涌入欧洲。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是移民进入欧洲的第一站，每年都要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海上巡逻和拦截以及难民安置等。按照欧盟《都柏林协议》，难民和非法移民首先进入的国家有责任进行登记和管理。北方国家虽然也有难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南欧国家。

世纪疫情对南欧冲击也远大于北方国家，一是南欧国家普遍对旅游产业依赖更大，而北方国家制造业受影响相对可控；二是南欧国家本来债务水平就高，财政紧张，疫情期间对企业的援助进一步升高了债务和财政赤字；三是南欧国家对企业补贴力度比不上财政更为充盈的北方国家，处于更为不利的竞争地位。

乌克兰危机爆发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再次沉重打击南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南欧国家无力拿出更多资金补贴企业，富裕的北方国家则可以大把撒钱。这将进一步加大德国等国与南欧国家经济的分化程度，自然也招致这些国家的抱怨。长期的经济分化和矛盾加速了欧盟国家社会和政治上的分化，不论南欧还是北方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面临反欧元、反欧盟和反一体化的民粹主义压力上升问题，这也限制了各国政府在欧盟层面的合作。

概括而言，欧盟内部南北矛盾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在财政政策上是团结多一点还是效率高一点。南欧国家因为债务规模大、举债利息高，希望欧元区共同发债。德国等国则担心所谓“道德风险”，即南欧国家在没有市场压力之后会失去结构性改革动力。疫情期间欧盟推出“恢复基金”但规模有限，且德国、荷兰等国已明言这是一次性的，不会有第二次。2024年，欧盟将要恢复因为疫情而在2020年暂停实施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南欧国家不满这一公约，要求修改，因为它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这一公约的财政要求。围绕这一问题，南北欧洲之间的矛盾将更突出。

二是货币政策是宽松多一点还是紧缩多一点。过去十余年来，欧洲央行主要应对通缩风险，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成员国国债，实质是财政货币化，这对南欧国家异常友好，因为这一政策压制了其通常较高的国债收益率，助其远离债务危机。但部分由于这一政策的后遗症，2022年西方包括欧盟在内通胀高企，欧洲央行转变政策持续加息，结果导致南北欧国家息差加大，债务风险上升。因此在货币紧缩时代，南北欧在欧元区货币政策上的矛盾也会愈益凸显。

三是欧盟外交资源是向南倾斜多一点还是向东倾斜多一点。南欧传统上与中东、非洲联系紧密，希望欧盟加大投入，解决好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从根本上减少难民和非法移民。北方国家则更重视东欧、北高加索及中亚地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大部分外交资源用于乌克兰，对非洲、中东援助及关注相应大幅降低。尽管南欧国家出于政治正确等原因展现了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但实际上对所谓“俄罗斯威胁”不以为然。

欧盟经济南弱北强是历史，也是现实，未来短时间内也很难扭转甚至还可能加剧。过去南欧国家通过出让市场换取援助取得一定平衡，但随着南北差距持续加大，比如意大利自加入欧元区以来经济几无实质增长，这种平衡被打破，欧盟陷入两难，南欧面临“均贫富”的民粹压力，北方国家亦有“本国优先”的民粹压力。在选举政治下，欧盟一直找不到有效的缓和办法，只能是拖。但矛盾在持续累积和延宕之下很可能会以某种激烈形式释放，这增加了欧盟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反过来又压低了欧盟的发展潜能，形成恶性循环。（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