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德国正站在危机与转折的历史关口

对刚刚过去的2022年，德国人以“时代转折点”来形容自己国家承受的历史性剧变。深度参与俄乌冲突和对俄制裁是这一“时代转折点”的核心标志，也是观察分析德国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的基础。局部看，是乌克兰危机引发了层层危机浪潮；全局看，则是德国内外关系失衡，被迫进行战略调整。2023年，德国将面临内外更大的考验。

在对外关系上，冷战后的德国得益于稳定的俄罗斯廉价能源供应、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相对平等的欧美军事安全合作以及基本平衡的欧盟内部互动等“四大支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发挥着“建设性中间人”的作用，在受到各方尊重的同时，不断实现和巩固德国自身的利益，扩大良好的国际形象。然而，乌克兰危机却引发上述四个支柱发生不同程度的动摇：对俄关系濒临全面崩溃，对美关系深陷安全依赖，对华关系信任摇摆，在欧盟内部“新账旧恨”皆不安宁，德国对外关系出现严重失衡。

在内政关系上，乌克兰危机增强了德国社会舆论层面上“同仇敌忾”的价值观、正义感和政治身份认同，也同时激化了已有的社会矛盾，加深了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意见群体间的分裂。因卷入冲突遭受的能源危机深度波及德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不满情绪在深度扩散。

对俄对美关系被深刻改变

去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美国领导下的欧洲卷入了一场与俄罗斯的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持久战”。德国二战后“永不再战”的信条被“为和平而战”的“新原则”所替代，军备和战争不再是政治话语的禁忌，而成为表达德国“新道义观”的标志，划分敌我的尺度。试图客观分析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观点，受到主流舆论的打压。

一方面，在上世纪和平主义运动中兴起的绿党执掌德国外交大权，成为推动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杀伤性武器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美军教官在德国领土上训练乌克兰士兵如何使用北约制式武器，这些行动即便按照德联邦议会研究咨询机构的标准，也已构成定义参战者的主要构件。德国参与或推动了欧盟对俄的九轮制裁，涉及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社会文化和个体生活等众多领域，德俄关系进入全面崩溃的边缘。

与德俄关系走向全面崩溃相反，美国开始全面嵌入和影响着德国，这是德国精英层不愿听到的评价。在他们的信念中，德国是独立国家，还要大力推动欧盟的战略自主，怎么能说或暗示德国是美国的附庸？现实的发展却表明，德国和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与对美国的依赖形成了现实悖论。

欧盟自己很清楚，没有美国支撑，俄乌冲突不可能形成今天的局面；依赖美国，德国也保护不了自己的主权利益。去年初，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白宫被问及“北溪-2”天然气管线的前景时，是美国总统拜登作答称：如果俄罗斯侵入乌克兰，我们要终止它。在场的朔尔茨只字不提“北溪”。这让分析人士诧异，德国是“北溪”项目的主要合作运营者之一，但“北溪”的命运要由美国来决定？

去年9月，“北溪”输气管线在海底被炸坏，俄罗斯对德出口能源最重要渠道被终止。德国军事专家哀叹，德国都没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资产。曾先后担任过德国社民党和左翼党主席的拉封丹甚至认为，美国就是“北溪”管线的破坏者。到底谁是破坏者，各方至今讳莫如深，但各界的共识是，德国和俄罗斯是这次“北溪”管线爆炸的最大输家，美国却是最大获益者，起码是得其所愿。俄罗斯失去了一个可以对欧洲施展能源战略影响的抓手，德国经济则被切断了一条动脉，能源危机迅速扩延。

能源危机激化社会矛盾

据联邦能源和水利经济联合会2022年12月底最新数据，德国家庭用电价从2021年每千瓦时32.16欧分上涨到40.07欧分，涨幅达到四分之一，而10年前的2012年每千瓦时电价是25.89欧分；居民用天然气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从2021年每千瓦时的7.06欧分攀升到20.04欧分，涨幅高达近三倍，采购价格则猛涨5倍多 。所幸今年是暖冬，能源消耗减少，价格暂时趋缓。

能源是工业生产和现代文明的动脉，德国联邦政府不得不采取能源急救措施，一方面寻找替代俄罗斯能源的新方案，从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区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实施大规模举债补贴。自2023年起德国为居民和小企业设定天然气固定价格，超出部分由政府承担，以此缓解居民和小企业的经济压力，稳定社会经济预期。但反对者担忧这样寅吃卯粮的做法会扰乱经济生活本身的规律，人为改变经济秩序会带来长期负面影响。

能源价格猛增使很多企业难以承受，企业倒闭数量在去年初低于上一年度同期数据，但到下半年却增长了三分之一还多。哈勒经济研究所和联邦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上涨带来过重的生产成本，三分之二的企业面临巨大挑战，三分之一的企业挣扎在生死线上，而且，目前还看不到改善的趋势。分析者悲观地预计，2023年德国经济仍难以完全走出能源危机造成的困境。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德国近年来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能源价格暴涨，通货膨胀达到历史罕见的两位数；居民收入相对下降，贫困线人口达到1380万之多。德国全国慈善供餐协会去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960个慈善供餐点中有60%以上的站点前来讨饭人员上升，多数供餐点人数上升50%以上。与此同时，向慈善供餐机构捐赠的规模在大幅下降。多年来，中产阶层居民经济状况出现下滑，每四年一次的联邦政府“贫困问题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四分之一家庭的收入降低，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现象趋于严峻。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进一步使生活困难的群体雪上加霜，社会矛盾加剧。

社会政治矛盾方面，“末代运动”和“帝国公民运动”在2022年的迅速兴起和极端化发展格外醒目，显示出青年一代和老年一代正分别从“左”和“右”两个极端挑战德国现有社会制度，社会冲突不断出现。绝大多数由青年学生、学者和艺术界人士组成的“末代运动”迅速崛起。其成员认为，地球即将因人类的破坏而毁灭，世界已经到了最后一代，公民必须采取坚定行动，让不作为的政治有所作为，使沉溺于消费的民众理性觉醒。为此，他们自去年年初起对输油管道采取官方定性为“破坏”的行动，用塑胶把自己的手臂粘连在道路上先后封锁了柏林、慕尼黑、莱比锡等很多城市的主干道和机场，刻意制造上下班等繁忙时段的交通堵塞，通过引起民怨激发民众的环保自觉。

与青年人“快闪”崛起的“末代运动”不同，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 “帝国公民运动”则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其主要成员是退休公职人员和传统没落贵族，他们从根本上否认联邦德国的历史合法性，反对外来移民和犹太势力，认为德国是美国的附庸等。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法理”和意识形态，还积蓄军事力量，密谋推翻现行政府，取而代之。

去年12月初，德国警方在全国11个州对“帝国公民运动”的居点开展战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发现了大量军事装备。一时间，德国挫败政变的消息轰动各国。不管是“末代运动”的“除旧”，还是“帝国公民运动”的“复旧”，德国社会政治左右两端的力量近年来都出现极端化发展，这是德国整体社会分裂现状的“晴雨表”。

对华关系信任基础承受考验

2022年德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价值干涉主义”倾向加重，反华议题成为一些政客攫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联邦政府一些要员及其部门无视中国对德发展友好关系和互惠合作的诚意，不断撼动长期平稳发展的中德关系的信任基础。

从近期媒体透露的德外交部涉华战略文件草案内容看，虽然文字上以“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来定位对华关系，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千方百计地试图限制对华交流与合作，把中国硬推到“威胁”甚至是“敌人”的位置上。德国一些政治要员为捞取自己政治资本甚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冲击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一些学者片面解读中国，甚至以反华为业，给德国政治决策“吃偏食”，专业偏见与政治误判相互作用，在对华关系上走极端，推动德国社会的对华负面认知，损害中德关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德国总理朔尔茨强调不搞“对华脱钩”政策，不搞针对中国的结盟，展现出政治务实理性。不少经济和社会人士对一些政客在中德关系上的短视和投机十分不满，一再提出批评，警告破坏中德关系将使德国蒙受巨大损失。中德关系的信任基础正受到严峻考验，但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尚存。

2023年，如何让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工具，更不再是政治的目的，避免俄乌冲突演变成灾难的大决战，让和平回到欧洲；如何让国与国经贸关系正常开展，为动荡的世界带来稳定与福祉，避免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关系出现大断裂；如何不再举着价值观“招牌”对他国指手画脚，少操心别人的灵魂，多增进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交流与互鉴、共建与共商，避免国际关系因极端意识形态化出现大决裂，这些都关乎德国的根本利益，考验着德国和欧洲政治的能力和智慧。（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