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六届年会成功举办

2023年12月23日至24日，“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六届年会暨“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年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六家单位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编辑部承办。

本届论坛年会共收到国内外200余篇征文投稿，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香港中文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观察者网等全国25家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的7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论坛。在两天时间里，论坛一共组织了1场主旨发言、15场专题讨论（包括3场青年分论坛）和1场圆桌讨论，规模达到历届之最。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在致欢迎辞时提到，当今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全球秩序尚待形成。这种背景之下，建构中国人自主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在致辞中同样强调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自主理论阐释和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性，指出惟有把学术和思想、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促进双向良性互动，创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才能更好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历史之问。他引用毛泽东主席曾经激励无数国人奋斗不息的名言与大家共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时代先声——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理念的形成

在主旨发言环节，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详细梳理了民主理念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他指出，近代中国民主概念的最大推手，不是来自所谓的“自由派”，也不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派以及其他政治派别，而是一大批接受马克思主义、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流砥柱。在推动民主理念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终形成当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方面，中国共产党厥功至伟。

如何看待并应对当今世界大变局？

在论坛年会的第一场讨论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文扬研究员认为，近年来的热点地区冲突和世界格局演变表明，目前世界上正在形成以美国为核心，以五眼联盟为主干，以美欧与日韩为联盟，以印度、东南亚、台湾地区等为外围的世界帝国体系，如何应对这一体系将考验中国的实力和智慧。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研究员指出，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一系列战事正在把美国拖入泥潭，打破美西方国家基于实力的超主权垄断。人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目睹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解和新的全球秩序的重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世界霸权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以后的中美关系不是竞合关系，更倾向于斗合关系，在斗合过程中，美国霸权可能持续走向衰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殷之光教授断言，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取代美国的位置，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崛起，追求的是多元中的统一（unity in diversity），将重塑未来全球新秩序。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在评议时提到，不能单纯以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来简单概括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最大的困境在于美国自身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围绕“我们是谁”的问题上，美国将进一步分裂，“美国反对美国”的局面将进一步恶化。在应对美国的围堵打压、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有利于自身和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的过程中，中国要保持战略耐心。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将对多极化的新全球秩序的形成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文明理想、国家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重庆大学哲学系张文涛教授对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文明理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孟子的仁义-王道政治理念与柏拉图的正义-哲人王城邦政治理念，具有较为相似的意涵，但后者缺乏前者特别强调的天下维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张广生教授从儒法国家重构的角度阐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国家进路，认为日本实际上抛弃了东亚儒法国家的精华，不是担任“王道的干城”，而是充当“霸道的鹰犬”，走上了一条西化的不归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铮教授从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三个方面申论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国内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刘晨光教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实践基础，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该是基于一种重视多元、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并指向一种全球新文明秩序的构建。《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姜佑福研究员认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讨应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翟桂萍教授从政党角度看待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制度实践，破除了西方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文明形态，而走向国家与社会合作、融合、统一的文明过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奇峰副教授认为，在讨论文明问题之前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文明，文明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的统一体。

毛泽东：思想、人格、风范与文明底色

2023年恰逢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论坛有多位专家学者就毛泽东的思想、人格、风范与文明底色进行了研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宇研究员重点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综合平衡两方面阐释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贡献。北京大学博士生陈晴认为毛泽东在建构现代中国时，把民族情感和国际主义、世界意识有机统一起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田绍钧梳理了毛泽东从早年主张向欧美取经到后来强调独立自主的心路历程，呈现了毛泽东对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思考。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闫旭仔细分析了《论持久战》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毛泽东研判时局、转“危”为“机”的思维方法。

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廖思傲讲师总结了毛泽东对非外交思想，指出毛泽东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自主的道义外交，反对充当美苏争霸的棋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涛副教授指出，应与时俱进地理解毛泽东对非外交思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外交，在政治外交的同时注重经济互利外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人格与风范的重要载体，体现了革命领袖继承与创新并重的文明底色。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董成龙副教授以毛泽东歌咏山水的诗词为依据，展示了毛泽东打破中国传统对于山水渔樵的时空束缚，彰显一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革命人生态度。

多重视野中的文明秩序、

文明论与文明型国家

从古今中外的多重视野中研讨文明秩序、文明论与文明型国家问题是本届论坛年会的重心所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磊教授从“一带”和“一路”两种进路探讨了古代中国国家重心的转移和文明秩序建构，指出汉唐对“一路”的经略以国家力量主导，较多政治考虑；而宋明以后对“一带”的经营则以社会力量为主，较多经济考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更加关注当代中国崛起之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变革。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要为世界政治提供整套的理论话语，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大国的历史正当性和国际秩序维护提供合理性解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李滨教授对比了苏联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前者包含着改变西方制度的意图，而后者则强调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设“五个世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陈康令副研究员批判了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模式，提出“序势进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话语，即顺应世界大势，徐图国家进步。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副主任赵忠仲表示，要从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出学术概念和思想要素，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戴维来更关注国际关系新理论、新概念的丰富和拓展问题，强调应站稳中国立场，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更多的中国主张。

针对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文明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吕新雨教授认为，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为苏联量身打造的“文明论”铁笼，是对丘吉尔“铁幕演说”的进一步强化，也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预演，与反共意识形态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章永乐副院长反思了中国近代的“铸典宣化”，即通过制定成文宪法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达到一定文明程度，进而求得西方国家对自身合法性的承认。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美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将是否实施野蛮暴力、占领压迫、殖民地扩张等作为文明国家的重要考量。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潘妮妮副教授探讨了日本的互联网民粹主义和日本右翼宣扬“文明开化”的矛盾心态。

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来，文明型国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热点。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何君安副教授比较了天下国家、民族国家、法治国家和文明型国家作为国家范式的差异，指出文明型国家框架的优点在于既坚持中国的现代国家特性，又可以使中国国家理念避免陷入文明冲突论陷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应验讲师认为文明型国家具有选贤任能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可以通过量化分析进行直观呈现和稳定性检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博士后张依对西方语境下的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演变进行了梳理，认为西方对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态度，经历了从嘲讽、抨击，到自我怀疑，再到扭扭捏捏，最后尝试认同的过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唐毅南副研究员指出，张维为教授以多维视角阐释文明型国家，美西方却企图以地缘政治、新自由主义等旧框架做诛心之论，暴露了西方唯我独尊的文明意识形态。

国家与文明的中西思想史维度

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在中西思想史中思考国家与文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白刚刚通过考察中国古代论证政权变更合法性问题的“五德终始”和“帝迭首一色”的文本和产生语境，对比分析二者的理路，指出后者并非依附于前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张继栋试图通过透视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来探讨思考墨家思想的政教之维，并阐发墨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翔教授分析了康有为对欧洲政治演变碎片化问题的看法。康有为一方面认为，欧洲在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封建化和碎片化是欧洲无穷战乱的肇因，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封建化带来的万国竞争、战乱也造就了欧洲的新世，在混乱中焕发新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周展安副教授重点关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及其思想方式，认为梁启超虽然不擅长深度思考，却始终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把握和思考时代最新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秦行国助理研究员围绕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说》展开阐释，提出章太炎把革命道德置于职业道德之上，并贯穿其一生。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姜治齐提出，在杨度的思想体系中，世界局势与地缘政治是思考中国国家建设方案的基本前提，民族问题、政体问题必须放在国家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加以考量。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悦之副教授阐释了梁漱溟的“中庸化民主观”，认为梁漱溟摒弃选举制的竞争执政党，而倾向于信念型和动员型革命党。

在关于西方思想的讨论中，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唐杰研究员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三段论”，认为其讨论的不仅是一种具体的推理形式，更是在讲述“天人之际”的问题，即个体如何按照宇宙规律去生活的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李海默论述了拿破仑与柏克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二者在欧洲局势和温和改革路径上具有一致性，但在诸如帝国扩张、旧秩序维系等问题上存在差异甚至对立。同济大学哲学系韩潮教授指出，柏克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理论批判的最佳代表，拿破仑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实践批判的最佳代表，如果引入法国大革命，可以对二者关系进行更加丰富和深入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丁凡副教授从分析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类型学”出发，指出韦伯虽然具有中间派的表象，但不是自由派和宪政主义者，而是一个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的“罗马人”。

政党、技术变革与全球治理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政治的主要形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博士生李沅提出，传统西方的政党理论特别是政党划分理论已无法解释当代政治的现实，为此有必要引入整体利益党-部分利益党的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虞晟钦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探讨了政党引领下的发展型国家建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博士后薛星杰研究了西方政党与对外关系的联系，认为基于政治策略的政党倾向于将对外关系作为参与全国事务的筹码，而基于历史分歧的地方政党则倾向于独立开展对外关系。

当代新科技革命特别是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变革对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究竟有何影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于大皓认为数字时代强化了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美国在数字疆域的先发优势强化了美国的数字霸权，并通过数字鸿沟、数字剥削进一步巩固了“中心—边缘”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部彦君从技术赋权角度探讨了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技术非匀质赋权会减少权力实施的时空依赖性，扩大技术先发国的权力覆盖和辐射范围，加剧技术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的权力冲突，使本来就掌握了大量资金与技术的先发国家拥有更多的发展优势，同时强化一些大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恐怖主义集团的权力。

文学、革命与文明更化

革命始终是理解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法绕开的主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寒竹研究员认为，革命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关系密切。现代中国是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场革命中逐渐成形的。革命建国的底色决定了现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河南大学法学院郭绍敏副教授指出，正是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试验的失败，才在原有各种政治方案的废墟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体制。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杨天舒副教授考察了鲁迅1924年的西北之行，认为鲁迅在西北之行中着眼社会改造这个主题，因此展现出其文学活动的生产性、行动性和实践性，使其作品跳出了地域性而具有更多的普遍性价值。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为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主要资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借助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来阐释政治成熟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王蒙希望通过一个组织部门的年轻人的成长，来描述一个党的革命工作者既需要心底单纯的赤子之心，同时也要经验丰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黄锐杰副教授围绕柳青的《喜事》，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婚姻法修订问题上的前后变化。共产党一开始执行非常激进的婚姻法，后来不断进行调整，呈现出“后退”的态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婚姻制度改革过程中，国家法与既有的乡村习惯法之间、革命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冲突，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动态调整婚姻法制度。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熊权教授批评当下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种误区，刻意追求现代性视野，而这是以单一的、线性的西方中心论为标准理论模式的。这使目前流行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刻意保持距离，从而背离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历史。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孙晓忠教授从大文学概念出发，引入“文质构造”概念，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的文艺改造运动，认为毛泽东的创新性在于对于“质”和“文”有新的创造性解释，即引入“野”的维度，打破传统中国文化中“文”和“质”的封闭循环，推动文化和历史前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林凌副研究员通过重读蒋子龙的工业小说，试图回答什么是好的工业文学这一问题，并期望对如何讲好中国工业故事有所启发。马克思主义工业文化在第三世界如何诞生、发展、陷入困境以及重获生命力，是革命中国与改革中国为什么一脉相承的注解。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高志强认为，歌德和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启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为当代文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余亮强调，目前我们特别需要引入中国人民在全球范围展开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实践故事来重新激活“文”，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时那样，让“文”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创造中国气派的新型全球化叙事。

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

论坛年会最后的圆桌讨论围绕年会主题展开。复旦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在做引导性发言时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特别是其多元决定思想，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具有重要意义。在应对大变局时，要看到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前的关键是敢于进行伟大斗争，奋力推进中国式全球化。

王绍光教授提出，当下的大变局是因为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处在新的位置上并给西方带来巨大的危机。但现在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激发所有动力来促使大变局一步步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走下去？寒竹研究员认为当代世界有两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之间的矛盾，二是作为基本政治单元的民族国家与国家内部民族分裂的矛盾。美国内部的身份危机与撕裂、欧洲右翼的崛起、以前黄金时代全球化的推动力量，目前正成为阻碍、消解全球化的破坏性力量。在很多民族国家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正在挑战民族国家的整体性存在，使政治整合和快速决策越来越难。李滨教授指出，中国在科技、分工两种要素的推动下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中国的崛起注定引发中国与先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时中西两种生产力背后还存在文明的较量，这种较量靠战争是解决不了的，只能靠引领、开放和全球化。罗岗教授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史。20世纪80年代是坚持传统的黄土文明与拥抱现代化的蔚蓝色文明之间的矛盾；90年代是围绕反现代的现代性与西化派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由谁来“化”，要“化”什么，要在什么地方“化”，也产生了很多矛盾。苏长和教授表示，所谓大变局，就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为追求和平、发展与解放同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霸权、巩固旧制度与旧秩序而进行的斗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全球大国将在新全球秩序的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

张广生教授强调，世界大变局的关键中心在中国。无论是文明史，还是革命史，都绕不开中国作为国家的现实存在。现代和传统的矛盾、革命和建设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都要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旧邦新命”中，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得到解决。李磊教授认为，历史中国的断裂和变革，基本逻辑在于国家能否把社会的财富，通过有序的方式汲取上来，把社会产生的剩余价值汲取到国家财政，并进行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这是中国历代政府孜孜以求的任务。如何处理好社会财富积累与国家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即“富民”与“强国”的关系，一直是古往今来国家建构面临的重大议题。殷之光教授指出，我们当下要回答“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哲学命题。政治学涉及建设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到哪里去涉及对彼岸的诉求，涉及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哲学问题。面对大变局，还要探讨我们赶超欧美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我们没法只从自我出发去设想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乌托邦，而必须把自己放到全球南方乃至整个世界中通盘考虑。白钢研究员发现，当下中国具有为了特定目标或目的而去鼓舞、动员的能力，但目前不仅需要目标或目的，也需要动力，给人民以新的激励和鼓舞。唐杰研究员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具有主体性的，谁在实践？谁在把握、分析和解决矛盾，当然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确认人民的主体性，尊重人民的创造性，不断激发人民的活力，可以让我们向更遥远、更宽广的未来前进。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吴新文教授在最后总结时指出，本届论坛年会堪称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会，年会讨论的主题、内容横跨中西马、文史哲、政经法，体现了国内学界在相关主题研究方面的广度和深度，与会嘉宾有思想、有学术、有参与精神、有平等意识，确保本届论坛年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最后，他以毛泽东主席的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表达对“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的期许，并同与会嘉宾和青年学生共勉。

（本文第一作者吴新文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第二作者周雷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