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 勇气与良知：媒体是时候独立自主报道中国了

【文/高默波，翻译/周子怡】

为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为了历史会评判的新闻诚信，主流媒体能否保持独立性，不受短期的、庸俗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和干扰，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报道方面？

最近，澳中关系趋于稳定。信号之一便是在澳总理访华前，成蕾回到澳大利亚。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联邦工党政府在改变政策方向后所做的努力。这些进展让澳各州政府、商界，尤其是澳大利亚华人团体松了一口气。然而，中澳关系依然十分脆弱，因为这有赖于两国政治领导层和第三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因素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密切相关。

鉴于中国的规模及其明显的突然崛起，澳大利亚人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是可以理解的。澳大利亚必须面对一个几乎占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

我们能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的国家共享未来吗？《不同的历史，共同的未来》是我最近与人合编的一本书，旨在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而这需要超越短期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视野。

本文英文版截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国家。许多澳大利亚人将此视为眼中钉，但他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这样的中国不会消失，至少在很多年内不会。中国称其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许多人则声称这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对历史准确性有一定责任感的澳大利亚记者，在报道中国时，能设法让“反共”的澳大利亚人“脱离苦海”。

就澳大利亚人所珍视的现代价值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有活力、最真诚的倡导者， 这些价值包括良好的政府、市场经济和个人社会。这听起来似乎有悖于直觉，因为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叙事恰恰相反，主流媒体认为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专制社会，甚至是独裁社会。

中国努力践行任人唯贤，并一直实施严格的反腐政策，以保持政府的良好性。此外，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是繁荣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近年来对大型资本进行了限制。阿里巴巴进军金融市场受到的限制以及马云在公众舞台上的消失被澳媒描绘成打压市场经济的证据，但需要记住的是，普通澳大利亚人也希望对垄断行业的资本家实施更多的限制。

澳大利亚民众的刻板直观印象是中国共产党压制个人主义，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就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然而，中国人自己会证实，尽管有着各种监管，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消费方面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

诚然，中国民众的个人自由可能不如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那么大，但他们也知道，他们享有前所未有的开放。在新冠疫情前，每年大约有一亿中国人出国旅行。目前，他们仍然可以移民或送子女出国留学。因此，澳大利亚记者应该认识到，中国人是自己的生活主体，而不应被教训为道德低劣的人。

法治被澳大利亚视为宝贵传统。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承认，中国在这方面有所落后。他们也希望法律制度能更独立于政党和政府，而且中国一直在努力这么做。2020年5月，全国人大颁布的《民法典》借鉴并汇集了西方关于权利认定的法条，共1260个条款，包括财产权、合同权、人格权、婚姻和家庭继承以及侵权责任。个人权益包括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如电子数据保护等。此外，还涉及器官捐赠、使用人体组织进行医学研究和性骚扰的相关法律规定。

2023年12月4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等法律知识（图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纸面上的法律并不总能在实践中实行。进步是缓慢的，有时可能是进两步退一步，但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的努力是真诚的。《不同的历史，共同的未来》中引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性别平等、政治多元化和开放国际交流等问题上，中共党员比普通民众持有更现代、更进步的观点。此项研究的作者也就此告诫人们不要简单将政治体制分为绝对的开放或绝对的封闭两种。

中国数千年沉淀下来的历史价值观使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变革往往负重而行。中国共产党也犯错误，但它勇于改过自新，重新崛起。中国民众也许不能像澳大利亚那样通过投票方式来更换执政党，但中国的制度之所以可持续就是因为执政党会改变政策。

民主，什么样的民主？

谢宝辉（音）在我们的新书中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民主问题。他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渴望民主，中国除了实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策的制定自下而上，从基层收集建议，在次基础上制定政策后，再通过从上到下进行推广）的政策方法外，还在村乡镇实施了“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实践。

中国治理的另一个表现是通过各级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协商民主，这两个会议都包含一定比例的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九个派别（注：八个民主党派加无党派人士）代表。这九个派别自1949年以来一直存在，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其他党派不能与之竞争，但其他党派成员可以参加人民代表和政治协商两会，进而参与政府工作。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一个或多个反对党并不参与政府工作，尽管能够发挥问责作用，但他们往往从事与公共利益无关或不重要的个人政治和党派活动。

国家的利益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经常声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甚至威胁生存。但是，什么是“国家利益”这以问题却几乎从未被明确。事实上，如果某件事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削弱社会信任，那么确实是一种威胁，甚至是一种生存威胁。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学者，甚至是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支持制定《2021年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

中国政府做了什么威胁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的事吗？经常被提起的是澳大利亚华人圈中的一些人在中国统一战线的支持下开展一些促进“和平统一台湾”的活动。但需要明确的是，澳大利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岸和平统一并不违背澳方的国家利益。

还有一些被认为是一些有华裔背景的商游说政客的证据。但是，进行游说是商人的本能，无关乎族裔。本作者认为富人游说会侵蚀民主，但也有人认为游说是民主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单独挑出华裔群体去说事即使不是明显的种族主义也是双重标准，难道不是吗？

从内部侵蚀社会凝聚力

真正威胁社会凝聚力和信任的可能是商业游说集团的利益往往与大多数公民的利益相反。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可能会把从自身利益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出发的行为声称是国家利益。媒体从业者可能会从自身服务大媒体公司的利益出发，将其偷换概念为国家利益。

难道普通澳大利亚人对主流媒体、政客和跨国公司的日益不信任，以及他们面对媒体，政客和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不是对民主和社会凝聚力的威胁吗？

当前市场经济的组织原则和数年一次的民主更迭政治已无法应对当今世界。这个世界需要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不仅要解决种族和阶级多样性问题，还要解决环境问题。现在轮到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和政治家解决国内问题以确保公民福祉了。如将社会凝聚力的威胁投射到中国等其他外部因素上，从情感上说是幼稚的，在理论上也是贫乏无力的。

媒体问责制度

一种经常受到吹捧的说法是，澳大利亚有言论自由，因此比在中国社会更容易获得真相。对这种说法，不能简单地附和。在当今多媒体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真相了解更少。诚然，中国的官方媒体会做公开宣传。但可能正因如此，中国人也有所免疫，对官方渠道的言论保持一定怀疑态度。他们还可以通过微信、社交媒体、出国旅游、与海外家人交流等途径获得信息。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当他们报道澳大利亚自己国内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会努力做到准确，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准确的，因为他们知道有切身经历的国内民众有评判真假的能力。然而，在报道中国时，谨慎的态度却被他们抛之脑后，这不仅是因为政治狂热，还因为受众群体对中国了解极其有限。

今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并来到上海进博会现场为澳大利亚产品“带货”。图自央视

进步人士：左翼和绿党

在中国问题上，澳大利亚完全没有左翼立场。在毛泽东时代，一些左翼思想家可能会支持中国，因为当时中国被视为组织社会的另一个可能选择。现在，左翼认为中国比西方更加资本主义。右翼当然认为“共产主义”中国并不讨人喜欢。换句话说，中国在外部的形象被误认为体现了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部分：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共产主义的压迫。绿党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但他们往往对中国在绿色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保持沉默。显然，如果要维护世界和平，如果要应对气候变化、拯救环境，那就必须与中国合作。如果大家都采取敌对立场，又如何推进合作呢？

地缘政治与台湾问题

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当时的中国政府是ROC）是盟军战胜日本侵略的结果。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不可否认，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遭受的苦难也最深。台湾地区目前仍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治权的所在地，它声称自己的领土实际上还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规定）的领土范围；南海最大的岛屿就在台当局管辖之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美国认为在台湾挑起代理人战争以阻止中国发展符合其国家利益，那么破坏既定国际秩序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独立自主

一个媒体从业者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是很自然的。但也有一些人是有良知的，他们不随波逐流，敢于说真话，并能想象出其他的选择。但问题是，在报道外国、尤其是中国的时候，有多少人能拥有真正独立的勇气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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