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美国不仅需要下一个基辛格，还需要下一个凯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基辛格的逝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逝去。这个百岁老人不仅经历了20世纪最起伏跌宕的年代，也目睹了21世纪初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基辛格不屑于道德洁癖，他承认帝国实力的极限，尊重现实和力量平衡。他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的途径是不顾忌政治正确而保持现状或实现和平。比如说，把战争扩大到老挝、柬埔寨是为了最后逼迫越南接受和谈，策动政变推翻民选的阿连德政府是为了维持南美洲的亲美现状。道德洁癖者指责这些是绥靖、反民主，但作为Pax Americana的霸主，美国才是现有秩序与和平的最大获益者。

基辛格与中国握手不是为了与苏联打仗，而是为了确保苏联受到最大的掣肘，不能在欧洲或者日本与美国打仗，无力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战美国。这其实是最符合乔治·凯南“围堵战略”的。

1948年时，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对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苏联“反常”举动弄得一头雾水，要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写个报告来，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从此成为美国对苏联行为和思维的理解基础和围堵政策的依据。

《长电报》首页，作者为乔治·凯南

凯南认为俄罗斯民族在被侵略中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反过来成为扩张和建立缓冲区的驱动力。这种不安全感是过激反应和过度尚武的根源，因此美国应该主要以政治、经济、文化手段来围堵苏联，军事只是后盾；美国应该保持接触但不发生冲突，保持灵活和自信，耐心地等待苏联的内崩，达到不战而胜。

凯南是围堵战略的提出者，但围堵战略在实施中过度军事化，是与凯南的策划背道而驰的。此后凯南荣誉等身，但官场失意，并一辈子致力于批判美国安全战略思维过度军事化的错误，从越南战争到反恐战争，统统骂个遍。凯南的寿命比基辛格还长1岁，2005年时以101岁的高寿去世。

随着中国崛起，美国萌生围堵中国的念头，意图重演冷战胜利，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是与苏联完全不同的挑战。

在安全战略里，有一个缓冲区概念：在帝国与敌国之间，需要维持一个双方都不进入的缓冲区，以避免两败俱伤的大国战争。

缓冲区在概念上被所有大国接受，但在实践中问题多多。

缓冲区在敌我友定位上是灰色的、模糊的，并不存在明确的“隔离线”。但敌对双方都希望缓冲区偏向自己一方，并且将缓冲区里的“隔离线”尽量向对方的方向推移。也就是说，将本来应该中立的缓冲区变成“友好区”。

缓冲区的本意是建立双方都同意的隔离带，互相增加防御纵深，但“友好区”增加的是自己的缓冲区，而推移“隔离线”必然压缩对方的缓冲空间，实际上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从缓冲区内的代理人战争开始，最终可能上升为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

俄罗斯在历史上遭受过来自东西两方的侵略。波兰-立陶宛公国曾经打进莫斯科，蒙古帝国更是横扫。所以一旦强势，俄罗斯就情不自禁地从扩大缓冲区开始，发展到扩展帝国疆土。但越来越大的疆土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边境需要防守，越来越多的缓冲区需要打造。敌人越来越多，边防越来越脆弱，俄罗斯（以及后来的苏联）面临的不是越来越大的安全感，而是越来越大的安全焦虑。

凯南看准这一点，建议美国只要拉上盟国，在苏联门口安营扎寨，不用打，安全焦虑就足以使得苏联不成比例地将国力投入于军事，本来就脆弱的民生经济越来越失调，最终走向内崩。

乔治·凯南

美国没有完全遵循凯南的建议，围堵从一开始就以政治和军事上的步步紧逼为主，也迫使自己不成比例地将国力投入于军备竞赛和国际政治上的寸土必争，最终危害美国的国本，在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高峰。

基辛格正确认识到美国实力的极限，从现实主义安全理念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放下战略包袱（越南）、增加战略支点（中国）的同时，为美国赢得了弹性防御空间和战略上的灵活主动，甚至诱使苏联不顾国力主动追击，最终闪了自己的腿脚，比如在非洲通过古巴到处打代理人战争。

现实主义承认“凡存在的皆合理，凡合理的皆存在”，从实力平衡出发，从现实出发，在不受道义和价值观约束的情况下，通过公平互利的妥协，实现最大利益。相比之下，理想主义从道义和价值观出发，不接受妥协，不惜打破旧秩序，也要打造更加理想的新秩序。

在国力强盛的时候，理想主义有助于推进国家的影响，“让世界更美好”；在国力虚弱的时候，现实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只是国力强盛还是虚弱都是相对的，尤其是相对于上一个时期，相对于当前主观上的舒适区。

70年代的美国尽管受到越南战争的重创，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其实远高于现在。美元没有今天这样的霸主地位，但竞争者是相对于今天的欧元来说更加弱势的马克、法郎、英镑、日元。美国制造业依然强劲，日本汽车、德国汽车还没有现在这样成为主流；美国电子工业独霸全球，日本只有消费电子刚刚冒头，韩国、台湾根本不在产业版图上；美国不仅保持从铅笔到宇宙飞船的整个工业体系，在很多方面依然世界最大最强；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现在这样霸屏霸市。

但是美国相对于欧洲、日本的领先在滑落，美国相对于苏联的优势在滑落。要制止这样的滑落甚至“开倒车”，需要改革。

浪漫派的改革用宏大叙事激励人民，但没有现实可行的办法的话，容易流于空谈。现实派的改革从现实出发，注重可操作性，不拘泥于政治正确，敢于断臂止损、绝地复生，常常背上骂名，但做成真事情。

基辛格尊崇real politik，或许可以翻译成厚黑政治。他热衷的秘密外交避人耳目，不受舆论甚至官场制约，到处拉仇恨，但他也是真做成事情的。除非对美国官场特别熟悉，还有人记得基辛格当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国务卿是谁吗？还有人记得基辛格改任国务卿时，国家安全顾问是谁吗？还记得他们做成过什么事情吗？没错，正是因为基辛格干成了事，不光中国人记得，全世界都记得。

美国政治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图源：路透社)

有人会说，里根才是把美国带入辉煌的人。装修过老屋子的人都知道，最艰难的不是装修，而是前面的打扫屋子。正是基辛格辅佐尼克松，打扫了美国的脏屋子。

现在，中国崛起了，而美国又到了相对衰落的时候了。这一次，德国、日本不是问题，俄罗斯更不是问题，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而美国既没有凯南，也没有基辛格。

中国的疆界在历史上多有变迁，但大体达到自然边疆的极限。在某种意义上，现有的边垂在历史上已经是缓冲区，隔离中原与周边外国。历史上中国并无扩张的冲动，长城就是这种民族心理的物化写照。农业文明也决定了中国人注重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对不适宜耕作的远方不大感兴趣，所以雪原、沙漠、冻土、海洋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点与渔猎文明永远这山望着那山高、追逐水草丰美之地和渔场猎场有本质不同。

这种内生倾向决定了中国是最不怕封锁或者围堵的。中华民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5000年，只要能挡住外敌入侵，再生活5000年毫无压力。

以周边外国为基地入侵中国则超出了围堵，而是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了。美国要是想打直接战争，也有足够把握打赢，早就不用费围堵的事了。

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殖民帝国。美利坚帝国并不来自于传统的殖民扩张，而是通过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政治和军事上的盟国圈反而是后来跟进的。换句话说，美国差不多跳过了缓冲区，直接在全世界打造友好区。一方面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缓冲空间，另一方面也背上了巨大的安全包袱，乌克兰和以色列就是当前的痛点。在这一点上，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和扩张到极点的沙俄没有太大的两样：势力范围推进得越广越远，对手越多，威胁主次越动态，安全环境越复杂；进逼到离对手越近，安全焦虑也越大。

第一岛链本来是美国的缓冲区，“在别人的土地上打仗”是一战以来美国国家战略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但第一岛链从缓冲区变成前沿区后，成为美国的防御负担。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更是对围堵的机械的理解，真正的围堵应该是弹性的，甚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按照西方的传统思维，如果美国退出第一岛链，中国必然尾追，美国绝不愿意白白放弃缓冲区。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战略思维，美国退出第一岛链并不意味着中国尾追，保持双方都不进入的缓冲区符合中国利益。“中国不要求亲华，只要求不反华”，说明的正是这个事情。

最低限度，中国实力在第一岛链之外就断崖式下降，但让出第一岛链后，美国不仅卸下战略包袱，还增加了弹性防御空间。历史上，希特勒的失败正是起始于对东线德军不准后退一步的死命令。

在理论上，美国强大的全球军力可以在第一岛链之外切段中国的海外贸易，扼杀中国出口。这一方面不能击倒中国，中国的内循环太强大了；另一方面与全世界为敌。

全世界与中国贸易不是因为喜欢中国或者不喜欢美国，而是因为有利可图。围堵的另一要义是把朋友圈弄得大大的，把对手圈压到最小。美国要是在中国不危及全球贸易伙伴的安全和利益的时候，尤其是在美国无法接替各国对华贸易的时候，切断中国外贸，是在与全世界为敌，那就是不是围堵，而是主动邀请被围堵了。

基辛格最崇拜的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梅特涅召开维也纳和会，建立了列强制衡原则，“提携”沙俄，抑制法国，在欧洲大国之间维持了100年和平，也为奥地利帝国延寿了100年。

基辛格通过“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是发现并抓住了中国这个制衡苏联的战略杠杆，为美国的“里根中兴”创造了条件。他也实际上成为美国的梅特涅，为美国霸权延寿了。

今日美国既缺乏深刻理解中国的理论家凯南，也缺乏从现实出发、不受政治正确束缚、善于在公平互利中妥协而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的操盘手基辛格。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盲人骑瞎马，在与想象中的对手厮杀。

美国一方面为不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而焦虑，另一方面认识不到帝国实力的极限。特朗普只是“跟着感觉走”，拜登则活在过去，都看不到中国崛起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

在基辛格时代，美国的强大使得美国有能力选择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但现在美国的选择空间小多了，主要是因为美国失去了习以为常的绝对经济优势。

凯南的围堵理论实际上是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以美国和整个西方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为后盾，用总量上高于苏联但占比上低于苏联的军事投入，迫使苏联以不成比例的投入进行军备竞赛。经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差距是压垮苏联的磨盘，冷战胜利归根结底是经济的，不是政治、军事、文化的。

但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中国才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中国制造业产出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之和；根据IMF数据，中国购买力等价GDP也接近美国与日本之和，超过美国与德国之和。中国对全球南方的贸易已经超过对发达国家的贸易，这意味着中国不仅牢牢把握发达国家的存量市场，也牢牢把握全球南方的增量市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心地位还在继续上升。

美国只有在芯片科技等少量方面对中国下绊子，力图拖慢中国的脚步。中国踉跄了一步，但站稳脚步后，正在通过市场的土壤，政策的阳光，投资的雨露，科技的种子，全力打造独立的信息和AI科技生态，并通过华为Mate 60系列初显锋芒。

相反，美国本来领先的芯片科技因为离开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有失血的危险。英伟达和美国商务部玩猫捉老鼠，不是因为黄仁勋生性顽皮，而是因为中国市场对英伟达是饱汉与饿汉的差别。

除了金融，信息与AI恰好是美国最有活力的经济领域。美国很明白不能靠牛肉和小麦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离开实体经济的金融也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如何重建美国的经济健康和领先，美国陷入了深刻的困惑，并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挫败。

美国对美中竞赛的终局并没有明确、可实现的设想，更谈不上明确、可实现的路线图。美国急需能在理论上深刻理解中国的下一个凯南，美国更需要能在实践中尊重中美现实和美国实力极限的下一个基辛格，但美国只有自以为是的班农和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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