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韶山| 基辛格的遗愿：与中国和解有多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Warwick Powell)】

在基辛格博士生前可能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被问及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立场。他的回答很简洁，“美国必须与中国和解"。

从宏观上看，基辛格的精辟回应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掩盖了实现这种和解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与其说是中国带来的，不如说是美国本身造成的，尤其是其政治精英与自身和解、让美国脱离自己制造的虚幻假象所面临的挑战。

与中国和解的前提是适应新的现实，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或者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最近上到总统下至政府高层人士的言论来看，很难说美国的政治精英做好了准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直面神明，从根本上推翻“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及其种族宗教的基础；从体制上讲，这就需要拆除过去六七十年来由军方、媒体和国会机构联合搭建的幻象机（simulacra machine）及其增强回音室。

美国幻象的核心是 “例外主义 “的狂妄

美国幻象的核心是 “例外主义 “的狂妄，它不仅体现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底色，还体现了一种种族化的千年盛世的狂热，这种狂热在美国历史及其自我神话的血管中汩汩流淌。在基督教末世预言的鼓动下，例外主义的狂妄以军事化巨兽的姿态出现**，并运用非好即坏二元论者的形象和言辞，**使这个 “沉迷于军事干预”的国家合理化了。

在这些幻象中，今天的中国就像新约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七头十角大红龙”，尽管美国政治精英礼节性地倾向于用“同行竞争”、“对手”、“威胁和风险”或 “系统性对手”等概念来形容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内耗迹象已经出现，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日渐衰败，国内政治体制四分五裂，濒临暴力冲突的边沿，内战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引起严肃观察家的担忧；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创造少数人得益的财富而牺牲真正的生产能力的经济结构上。

与中国和解？只有当美国与自己和解，从失衡中找到出路，摒弃种族化的盛世幻像时，这种和解才会实现。种族化的盛世幻象损害了美国对自身体制的信任，使美国无法超越军事主义的范畴来思考其存在的理由和行动，而在军事主义的范畴中，“东方他者”是罪恶的化身。

美国的内耗

美国的社会经济模式不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金融化导致去工业化，国内政治未能确保贸易总利益的公平分配，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地理学和人口学层面的创伤。经济基础设施的退化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自己也承认，几十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2016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美国的基础设施缺口超过2万亿美元；2021年美国基础设施成绩单的评级为 C-。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的空心化一直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40年来，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模式中的相对重要性，以附加值或就业率计算，一直在持续下降。根据圣路易斯联储的数据，制造业的实际产出过去二十年来一直表现平平，目前的产出仍低于2007年达到的峰值；至于制造业部门的就业，1979年7月曾达到峰值1955.3万人，到2023年7月仅为1298.5万人。

离岸外包和制造业自动化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哪个因素的推动作用更大，人们还在争论不休。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美国的工业资本都将经营活动转移到了海外，并引入自动化来降低成本。与此同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开始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这一切对华尔街来说都是好事，但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就不妙了。

一系列社会和健康指标表明，美国人正遭受着无数疾病的折磨。以下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提供的一些有关人类发展的关键数据：

美国人均预期寿命20年来一直徘徊在77左右。数据来自2023年11月发布的美国疾控中心报告

1）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1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几乎缩短了一年，从77.0 岁降至76.1岁。这意味着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触及自1996 年以来的最低点。

2）根据2023年11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美国婴儿死亡率上升了3%，每千名活产婴儿死亡人数从5.44人上升到5.6人。这是20年来该指标的首次上升。这可能是一个统计上的异常值，但它确实与2002年至2021年婴儿死亡率下降22%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3）据估计，从2011年到2022年有539810人死于自杀，其中2022年的自杀死亡人数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在此期间，调整后的自杀率上升了16%，从每10万人中12.3 例死亡上升到14.4例死亡。与1999年相比，自杀率从每10万人中10.57例大幅上升了37%。有色人种、年轻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自杀死亡率增长最快。

2011年至2021年期间，印度裔和阿拉斯加人组的自杀率增幅最大（增长70%，从每10万人16.5 例增至 28.1例），其次是黑人（增长58%，从每10万人5.5例增至8.7例）和西班牙裔（增长39%，从每10万人5.7例增至7.9 例）。亚裔的自杀死亡人数增加了16.7%，从每10万人中6.0人增至7.0人；白人的自杀死亡人数增加了12.3%，从每10万人中15.5人增至17.4人。

其他社会不和谐的迹象也很明显。根据枪支暴力档案，2016年至2022年期间，共发生了3431 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大规模枪击事件是指至少有四名受害者中枪、受伤或死亡的事件，这还不包括在事件中也可能伤亡的任何枪手；超过26,000 人在凶杀案中丧生，其中近21,000人死于枪支。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因吸毒过量（包括非法药物和处方类阿片）而死亡的人数从1999年的不足10,000人持续上升到2021年的106,000多人。

例外主义的讽刺画：例外主义就是排除美国下层民众包括工人、学生、家庭妇女、非裔美国人、移民等群体的主义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9月19日发布的调查，“几十年来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很低，在2020年和2021年略有回升之后，又回到了接近历史最低点的水平”。皮尤观察到，目前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信任华盛顿政府“差不多总是”（1%）或 “大多数时候”（15%）做正确的事情。这是近七十年民调中信任度最低的一次。去年，20%的人表示他们“差不多总是”或 “大多数时候 ”信任政府。正如《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政治暴力是解决他们的不公正感和系统性困境的办法。《政论》（Politico）杂志的文章也称，人们越来越担心，另一场内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例外主义的狂妄与单边主义的终结

美国民众的深层不满情绪并没有说服政治精英，让他们相信医治国内创伤比正在进行的全球军事和霸权冒险更为重要。毕竟，正如拜登总统最近所说，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而且“全世界有许多无辜的人，他们因我们（即美国）而充满希望，他们因我们而相信生活会更美好，他们渴望不被遗忘，他们在等待着我们”。当前的华盛顿精英们正在加倍宣扬美国的全球责任和命运的神话。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单边权威地位已无法体现，也不再值得依赖。面对地缘政治对手，美国热衷于采取否认和惩罚的策略。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制裁，其中大部分是在西方集体支持下单方面实施的，但现在这些制裁措施的效果令人怀疑。

2022年和2023年期间，美国和其同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历史上最广泛和最严厉的，但都失败了，俄罗斯经济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崩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俄罗斯经济已经反弹，在2023年实现强劲增长。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变得“支离破碎”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将“卢布变为瓦砾”的誓言也未实现。莫斯科政权更迭的任何希望都已破灭，因为现任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80%左右。

针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战，以及最近不断加强的针对中国实体的制裁、对半导体相关技术的禁运，都未能带来美国人期望的对中国的致命一击。相反，毫不奇怪的是，受制裁影响的企业被鼓励绕过制裁与合作伙伴继续合作。贸易壁垒加速了供应链的空间重组，而中国公司仍牢牢占据着产品设计和供应的主导地位。至于芯片禁令，同样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并未取得最终的成功，而是刺激了中国企业的创新和自主发展。

尽管美国国防部长等人不时夸夸其谈，但美国军队也许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生畏了。美国国防部长最近再次声称，美国军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战斗力量”。尽管美国每年在“国防”上的花费超过紧随其后的9个国家的总和，但其系统和技术上的局限性已显而易见。

美国军费是排名其后的九个国家军费的总和

2021年，20年间耗资2万亿美元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成为拜登总统任期内外交政策的参照准则；而如今，这个准则确实有可能被乌克兰大草原上的一场惨败所取代。乌克兰的失败暴露了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制度和技术上的局限性。部署在乌克兰的各种炮弹被俄罗斯人摧毁，西方的军工生产系统老态毕现。对于美国的一些人来说，这一痛苦的现实助长了要求美国增加国防开支的呼声。

美国热衷于“军事干预”和单边制裁，这是美国例外主义意识使然。美国的侵略被合理化为盛世使命，即，为野蛮人带来文明。为此，美国在全球各地留下的印记，包括推翻政府、军事政变、破坏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流离失所。

那些需要被美国文明化的人主要是非基督徒和非白人，这一现实说明了例外主义精神种族论的深深烙印。“中国威胁论”不过是这种基于种族的例外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中国人与实现美国注定的使命，即寻求“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的美国外交政策传统背道而驰。

1949年，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就对“失去共产主义中国”表示哀叹。《华盛顿邮报》（1950年5月4日）甚至称，“多少痛苦和激情被‘谁失去了中国！’所唤醒，以至于来自火星的人会认为，那种感受不亚于美国的一块领土被窃取了”。到2018年，他们再次意识到，试图通过让中国加入WTO夺回中国的努力成为徒劳。这让华盛顿局内人库尔特·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非常懊恼和沮丧， 中国已经“迷失”，从此被视为华盛顿的系统性威胁。

去向何方？

普通公民对一直未能兑现“美国梦”承诺的政治精英失去了耐心。美国需要照顾好自己，找到一种优先考虑自己国家的政策态度，而不是过去30多年来不断巩固的军事化干涉主义倾向。

面对全美各地的生死现实，美国的例外主义举步维艰。政策精英们喜欢引导他人走上享乐主义的“报春花之路”，结果并不理想。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曾经声称，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可恐惧的，而如今，其处世之道却加剧了恐惧；他们害怕面对否定例外主义神话的现实。美国政治精英之道与民众生活悲欢离合的鸿沟越来越大。精英们痴迷于全球宏大叙事，并通过盛世神话加以合理化，不再对大众的困境投入关切。

与中国和解的呼吁引出了一个问题：实现有意义的和解所需的条件是什么？当然不再是被美国领导的全球俱乐部接纳的承诺；关于华盛顿要让北京继续接受国际秩序的说法，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形势，也暗示了同样的至上主义狂妄：首先，这不是华盛顿所能决定的；其次，无论如何，中国多次表示自己不会重启炉灶。

美国与中国的和解，是对其自身局限性和弱点的反思，是承认如果美国想坐在多极化的谈判桌，那么它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从单极大国的妄想中解脱出来。它需要使自己的国家与现实相协调，并能与他国共享，而不是继续以暴力方式将自己的大国幻象强加给其他国家。

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基辛格心目中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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