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里默：超越政治与市场之争-罗伯特-里默

【文/罗伯特·里默 翻译/扶摇】

引言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一个持续受到批评关注的对象。从多个理论角度来看，一种共识正在形成——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共识越来越大——即不平等加剧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灾难性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称其为“无情的市场化”（Brown，2015）或“无摩擦市场规则”（Peck，2010）——在如今文献中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呼应了卡尔·波兰尼对经济自由主义渴望“将社会作为市场的附属品来管理”的著名批评（Polanyi，2001）。

在此类观点中，市场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经济机制，将其强制性的、同质化的逻辑强加给异质性的个体，并将其全部淹没在货币等价的冰冷水域中。更有甚者，这种理解指向了通向反乌托邦未来的可能性：在反乌托邦未来中，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市场化”，我们是“唯一的、无处不在的”市场主体，不再具有能动的主观性，甚至不能以“独特的政治方式”思考（Brown，2015）。

如前所述，这些批评路线要归功于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的框架。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开创了将市场理解为必然“嵌入”社会的传统，具有有益和持久的影响，提醒我们注意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自由市场”掩盖其他社会价值观，以及在交易实践中带来的破坏和混乱。波兰尼展示了工业革命初期经济自由主义强加给英国社会的不人道的后果，为确保市场活动服从社会需求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他认为，当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残酷商品化的威胁时，社会会“保护自己”，这对阐明当代政治多样性具有持久的意义。

然而，尽管波兰尼的方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实用性，但本文作者认为，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问题的理论框架，其缺陷阻碍了我们解决当代政治经济问题的努力。在进行分析时，波兰尼无意中强化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主张，即市场逻辑与社会、道德和政治逻辑之间的根本不相容性。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帮助建立了一种对立——“市场”与“社会”——这种对立继续影响着关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正义的辩论。

本文认为，源自波兰尼传统的分析框架严重限制了我们的批判性想象。本文作者认同波兰尼的基本见解，即在国家强制机构的支持下，弱势群体屈从于货币逻辑，是对正义的严重侵犯，也是巨大痛苦、贫困和独裁的根源。然而，波兰尼认为社会需求独立于货币考虑的见解，逐渐扩展到更普遍的信念，即市场本身就具有非人格化和/或反政治逻辑，因此应该以更人道和民主的替代逻辑的名义反对市场。

本文试图质疑和批判的正是这种逻辑。尽管波兰尼有力地批评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形式确实是不公正的，但我们应该抵制将这一观察概括为更广泛的主张，即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意味着反对市场逻辑。事实上，新唯物主义经济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市场是受广泛应用和政治变化影响的社会技术实体组合（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s）。在这种观点中，市场被视为一种设施，即重组和重新分配计算和交换能力的“社会技术机构”。对特定市场形式的规则和阶级偏见，比如波兰尼分析的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赤裸裸的乌托邦”有关的市场形式，是一种——特别令人担忧和不公正的——市场被政治形塑和操弄的形式。然而，反对这种特殊形式的市场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可能有哪些其他形式的市场组织，它们可能在推进哪些政治项目中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可能有助于确保哪些政治价值观。

本文的论述分为三部分。首先，通过参考Block和Somers（2014）来阐述波兰尼的框架。尽管他们对波兰尼的理论进行了复杂解释，仍无法完全摆脱上述理论上的困惑。因此，在第二部分，作者引入了一个衍生自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替代性理论框架。在提出了这种替代范式后，第三部分，本文通过展示它如何有助于澄清倡导市场机制的新共和主义者和他们最尖锐的批评者波兰尼之间近期在政治理论上的辩论，来说明它的有用性。

“市场逻辑”反对“政治逻辑”

众所周知，波兰尼的作品似乎声称，剥离市场既是危险的（因为社会无法承受屈从于这种自我调节机制），也是概念上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自我调节机制”是虚构的）。目前尚不清楚这两种说法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Block和Somers对这种模糊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为他们称之为“始终嵌入的经济”的第二个公式是波兰尼最有洞察力的发现。在他们看来，波兰尼早期的表述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这是他著作的最初组织框架”。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波兰尼的调查研究使他超越了这一视角，发展了始终嵌入的经济学理论。由于他在出版前没有时间修改这本书的论点，尽管这两种观点不兼容，但文本保留了这两种视角。

尽管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即使在Block和Somers提供的分析中，类似的（尽管有点微妙）歧义仍然存在。Block和Somers在后来对“始终嵌入经济的概念”的分析中，将这一论点描述为“市场社会必须构建精细的规则和制度结构，以限制个人对收益或风险的追求，从而退化为霍布斯式的全民对全民的战争”。下一句话重申了这一观点：“为了从市场竞争中获得效率提高的好处，这些社会必须首先通过确保并非所有东西都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来限制对收益的追求”。请注意嵌入性概念在这篇文章中所经历的意义上的微妙转变。最初，嵌入性理论认为所有市场安排（包括自由市场理论家倡导的市场安排）都涉及不同形式的嵌入性。然而，在第二种表述中，嵌入性被具体定义为限制或约束逐利活动的规则和制度。这将一个规范性的组成部分重新引入到以前的描述性声明中。这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总是嵌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依赖于规则和制度），而且这种嵌入性必须限制逐利活动（因为社会保护需要它）。

第二种表述与第一种表述有明显的张力。嵌入性的第一种表述表明，“市场”概念不会独立存在。市场总是特定的法律和文化机构在互动中被形塑出来的概念。因此，如上所述，即使是“自由市场理论家”实际上也在提出嵌入的替代形式。然而，在他们的分析中，Block和Somers也谈到嵌入性有助于保护社会免受“未经中介的市场力量”和“不受约束的市场”的影响。然而，如果市场总是嵌入的，那么这种表述是不连贯的。它们意味着一个被剥离的市场是真正可能出现的（尽管人们不希望它出现）。

这种模糊性是波兰尼学派框架的遗留问题，当代政治理论需要与之抗争。那些波兰尼理论的信徒，继承了这种尚未解决的张力，倾向于在这两种不同的嵌入意义之间转换。他们有时认为，作为一个事实，市场不能被剥离（因为它们总是受到规则、制度等的约束），因此自由市场的理念本身是不连贯的。然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建议我们应该警惕“未经中介的市场力量”，因为它们与社会的繁荣不相容。因此，澄清市场的政治性质及其嵌入性的含义，对于澄清市场在当代政治中作用的辩论至关重要。

作为社会技术实体组合的物质市场

当代生活中关于市场形式的许多辩论都是从支持或反对自由市场的角度进行的。在这种观点中，市场自然是按照其内在的、非人格化的逻辑运作的。批评者认为，政府干预应该“驯服”这些市场，规范它们最令人反感的特征，或者限制它们为政治开辟空间。支持者认为，要么市场逻辑是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要么政治干预是必要的，以确保市场按照其真正的竞争逻辑运作。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参与了本文中有争议的市场的基本框架。它们表明，在政治干预之前和之外，存在着一种自然或纯粹的市场形式。然后他们设想了可以约束或保留市场形式所拥有的自然“逻辑”的政治形式。然而，正如Block和Somers所肯定的那样，辩护者和批评者所称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由一系列政治选择、政治条件和能促型设施构成的。

Michel Callon 1998年的《市场法则》（The Laws of Markets）中提出了一种复杂而富有成效的思路。在那里以及随后的许多工作中，Callon发展了一种市场观，将其描述为“集体计算设施”，而不是抽象的机制。这种观点看来，市场是集体的物质“设施”，为行动者提供了他们原本缺乏的能力。市场建立对等关系，并进行可能的计算，以实现行动者之间的协调。在这项工作中，市场不是被分析为僵化或永恒的抽象概念，而是被分析为具体的物质“设施”，它们不同地赋予行动者权力，赋予他们新的能力，并通过在异质性实体之间建立对等关系来重塑世界。Callon认为讨论市场法则是毫无意义的，市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法则，市场的法则是与特定市场相关的、暂时的且不断变化的。正如随后的一篇论文所阐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市场甚至资本主义存在不止一个‘逻辑’”。

他发展的观点既避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化”倾向，也避免了“社会建构”理论，后者本质上认为经济学纯粹是意识形态的，类似于现代宗教。当Callon陈述他的初步发现时，“我们必须警惕社会经济偏好用来作为号召的包罗万象的东西：市场是由社会构建的。正在构建的正是这个由精于计算的行动者组成的异质性群体。社会不是起点、资源或框架；它与市场一起，是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中的构建的暂时的结果——而经济学在这个案例中只是利益相关者”。这一观察结果就像线索（red thread）一样贯穿于将ANT应用于探讨市场程序的随后研究中。市场将不再被视为具有严格和永恒法律的自然实体，但也不会被视为仅仅是虚构的或意识形态的。相反，市场将被视为参与世界“展演”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创造平等机会、提供“集体计算”能力以及差异性分配机构、权力和资源的社会技术实体组合。

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市场化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最好被视为经济化的一种亚型。尽管市场表现出广泛的配置和功能多样性，但有人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市场形成了一个相对连贯的集合，共享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以这一观察为出发点，理论家们将市场定义为“具有三个特征的社会技术安排或组合（机构）”。这些特征是，它们组织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纳入技术和规则，并“划定和构建了一个对抗和权力斗争的空间”。

这场讨论挑战了许多批判性和“社会建构主义者”对市场的参与，这些市场往往将其视为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因素的结果。这种方法首先导致忽视了市场的物质和技术层面。其次，与此相关的是，这种分析显示出与经济话语的轻蔑关系，经济话语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努力或虚假的科学”。此外，对于接下来的分析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种社会建构主义立场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静态的、预先形成的实体，其组成行为者已经拥有塑造相关市场的稳定身份、能力和利益。然而，在ANT看来，这忽略了社会本身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建设的程度。社会不构成市场；它们是同时构建的。

Caliskan和Callon（2010）采用“展演性”范式，将市场视为人类和非人类的组合、网络，允许产品流通和促进交换。事实上，市场确实塑造了世界，改变了事物和参与者，但不是通过强加预先确定的市场逻辑。一个市场将具有什么样的逻辑是一个由其社会技术构成决定的问题，而不是先验的假设。设备、技术、法律和规范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类型的市场安排根据不同的法律运作，并产生不同的分配后果。市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没有固定的范式。

这种典型的市场框架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是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无问题灵丹妙药。毫无疑问，市场机制可以有差别地分配计算和谈判能力，导致信息和权力的严重不对称。市场化在其职责范围内也可以忽视在获得资源方面的结构性不公正和由此产生的差异。事实上，Caliskan和Callon认为，从ANT的角度研究市场化的一个好处是，它吸引了我们对各种形式的“设施”的关注，这些“设施”不同地增强了行动者的计算能力。这种研究关注市场安排的多样性及其内在的政治层面，其结果并不是市场都是有益的、有效的或自我调节的。相反，它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事实，即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往往是市场设计的“细节”和“技术细节”，而不是国家与市场取向的“宏观”问题。通常情况下，市场设计和实施中相对较小的技术差异会对确定特定市场赋予哪些行动者权力以及哪些行动者占主导地位产生巨大影响。

由此看来，行动者参与市场的能力不同，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设施”（技术和认知）和资源，以及他们与之互动的市场环境的整体结构。这使得提供此类资源和重建此类结构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远非对市场的肆无忌惮的褒扬，对市场化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现实：“正是通过确认计算主体的自主权，市场才能够掩盖并合法地强加由于计算能力差异而产生的不对称”。因此，Caliskan和Callon认为，“市场主体如何形成是一项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它使我们能够掌握和记录机构的社会技术多样性及其所采取的形式、其计算能力的复杂性以及各种行动者之间的支配关系”。

政治与市场

Robert Taylor（2017）阐述了一个新共和主义愿景，该愿景支持市场和“类似市场”的机制，将其作为在各个领域实现共和“非主导”目标的有效手段。Taylor认为，共和党人过于致力于那些只强调“声音”的机构，以减少最弱势群体的统治条件。共和党理论家没有注意到国家机构经常冒着引发其自身统治形式的风险，他们倾向于倡导传统的“政治”机制——那些赋予话语权和深思熟虑的决策权——来遏制统治。因此，他提出了他所说的共和主义的“经济模式”。

对Taylor来说，这种模式需要能够让行动者有机会“退出”主导关系，而不是为他们提供批评“声音”的政策。他非常明确地认为，确保退出的机会可以加强发言权；他认为，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人更有可能关注潜在被支配者的声音，如果后者有可信的退出威胁的话。因此，资源退出可以通过赋予那些主导者不受惩罚的忽视者权力来间接支持声音。在许多情况下，不需要退出，因为退出的可能性本身就增强了那些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多个领域争夺统治关系的人的声音。泰勒的论点并不是“声音”无关紧要，而是专注于确保退出选择权的机制往往可以更有效地实现非主导地位，既可以提供逃离统治局势的直接手段，也可以通过这种退出选择权所造成的保留威胁，间接赋予弱势声音权力。

Steven Klein对市场友好的共和主义理论家（包括泰勒）的批评，认为他们的观点与争议政治的必要性不够协调。Klein将此类项目描述为试图通过依赖市场和宪法等“准自然”背景结构来排除政治审议和争论的必要。他表明，分散社会权力的“中立”背景结构的价值化有可能阻碍有争议的（和特定阶级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在巩固保护弱势阶级免受富人掠夺所需的政治权力方面发挥的必要作用。市场机制的倡导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安排必然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赋予某些阶层权力”。如果没有考虑到能够抵制经济统治的“集体行动者”的必要性，他们就有可能破坏对均衡市场力量至关重要的制度。

很明显，尽管有一些术语上的混乱，Taylor的经济模式本身就是非常政治的。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那样，它不仅利用经济机制（即市场和类似市场的安排）为非主导的“独特政治目标”服务。它还需要大量和持续的政治活动，以促进和保持该模式所寻求的那种解放性竞争条件。Taylor的模式不应被理解为开辟了一个独立于政治干预的经济机制空间；相反，它表明了市场机制本身的构成和维护具有不可分割的政治性质。Taylor的干预表明，市场安排是一种政治安排，可以为各种各样的政治项目服务，并与广泛的政治方向和承诺相兼容。因此，认可市场作为政治机制与相信它们“凌驾于政治冲突之上”或是“非政治化”的机构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

总之，被视为社会技术机构的市场并不能提供政治的经济替代方案，而是突出了假定的经济机制本身已经具有政治性的程度。因此，尽管Taylor的方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但它并不是对一般市场的万能灵药。因此，Taylor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类似市场”的机制为那些处于弱势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提供了更具权力的表现形式。

结论

ANT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范式鼓励我们将市场机制视为一套多价工具（polyvalent tools）。当我们面临是否、如何或在多大程度上将给定领域市场化的争议时，我们不应该将其视为不可约逻辑和不兼容逻辑之间的斗争，而应该将其想象为在新的“挣扎着生存的社会技术世界”之间的选择。这些学者发展的展演性范式帮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世界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是可能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构建和评估这些方案时所动员的经济或市场理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允许自己构建的社会技术世界有关。意识到这一点意味着我们有义务考虑，我们自己对市场的不完善框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导致我们忽视可能有助于实现进步政治目标的市场机制的替代方案。

尽管右翼对“完美”或“自律”市场的痴迷有点傲慢，但将市场视为具有自己独特代理形式的组合，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生成性。将市场概念化为STA（社会技术实体），在促进新型政治机构和社会行动的出现方面发挥了其（潜在）作用。

这让我们回到了我开始时对波兰尼的批判。发展起来的市场观表明，关于市场政治作用的辩论并没有在一个将先前存在的社会与本质化市场（essentialized market）对立的框架中得到很好的理解。波兰尼的作品如此精彩地记录了将某种形式的市场组织强加给不情愿的民众的残酷企图。强加的市场秩序形式从根本上破坏了现有的道德经济，并导致了文明的退步、贫困和苦难。社会对这些破坏的反应是施加限制和法规，“驯服”这些市场，并将其置于其他必要条件之下。

然而，从本文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社会与市场不相容逻辑之间的对抗，而应将其看作是一场关于市场机制在发展工业社会中所采取形式的政治争论。因此，这一事件体现了ANT学者的主张，即社会和经济（包括各种市场）是同时构建的。市场不是与社会交战的外部抽象概念，而是社会本身物质结构的一部分。社会不需要市场保护。相反，我们应该关注各种社会技术安排，通过这些安排，我们的生活可以沿着更解放和平等的路线进行改变和格式化。

最后，应当承认，这里阐述的观点并没有为评估市场提供任何明确的规范性标准。ANT对市场的观点提供了一种社会理论，它使关于市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辩论更加清晰。因此，希望它能够提供一种改进的思考方式，来思考我们想要的规范目的的实现，无论这些目的是什么。然而，这种观点唯一直接的规范（或者，也许是元规范）含义是负面的；通过表明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对立是虚假的，它拒绝了任何仅仅以某一特定制度建议是（或不是）市场安排为理由而反对或支持该建议的论点。

总而言之，ANT的观点认为市场始终是促进不同形式交易的物质和社会技术机制。只有当我们解构了通常会引发市场政治辩论的虚假二元对立之后，我们才能开始批判性实验探究的工作：调查我们可以构建的市场类型，以赋予行动者制定和追求其期望的人生历程所需的工具、能力和资源。市场，当被视为实现和配置机构的集体手段时，会成为政治关注的物质对象，可能会被要求为不同的政治项目服务。因此，它是致力于阐述新颖、多元和平等社会技术生活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