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雨子：《我本是高山》本有双赢的机会，但失去了“信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近日，将张桂梅老师事迹搬上大银幕的传记电影《我本是高山》正如期上映。

然而从提前点映起，围绕本片的中心思想和表达方式，互联网上已是一片唇枪舌剑——说确切些，是一片口诛笔伐的风刀霜剑。

热点模范人物，热点公众话题，从各角度看都该是讨巧并正确的选题。但热点有时也是双刃剑，热点背后，也会埋伏太多的各抒己见：热点的解释权可被各方争夺，热点的变现权也可被肆意消费。争夺意味着观点撕裂，意味着你总难免在迎合某一方的同时，陷入另一方的不满当中；消费则充斥着急功近利的贬义，让你在与热点扯上关系的瞬间，就变得形迹可疑、吃相难看。

电影自我定义为“女性主旋律”，从初始立意上无疑瞄着较高政治站位而去，且理应持有鲜明的性别身份立场。但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当下对其最有微词的群体，还恰恰就是爱国热情最突出的那部分，和女权主张最强烈的那部分——一言以蔽之，很多人觉得，该作品“党性”和“女性”都不足，前者不够神圣与真诚，后者不够透彻与坚定。

《我本是高山》电影海报

信仰：平庸化诠释的逻辑谬误

无人否认，张桂梅老师这一路走来的真实历程，本就足以构成一部光芒四射的纪录片：17岁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边；26岁调入当地子弟学校任教；31岁考入大学深造；39岁丈夫去世，自愿前往地处边远的华坪县中心学校，自此扎根；51岁时华坪女高建立，成为全国唯一一所免费女子中学；12年时间里，有1645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该校走出、考入大学，改变了自身命运。

上述动人细节，在一次次报道表彰中，早口耳相传飘入千家万户。

是以这电影首要面对的、必要传递的，正是“张桂梅的丰功伟绩与精神世界早被大众所能默诵”，和“围绕着张桂梅的评价人人心中皆已有正见”。

百折不挠的坚定、不计回报的付出、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将小我献身于家国的义无反顾。这些是“已经有了结论的东西”。这些东西只能呼应和共振，无法冒犯与消解。

电影做出的每种艺术加工、电影尝试输出的每种认知判断，都逃不过在这“已经有了的结论”前，经历显微镜级的检验。

一旦自作聪明、不能参透全社会在张桂梅身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和信仰公约数，陷入窘境也是早可预见。

电影倒未必真想“冒犯和消解”，但主创似乎真有点“自作聪明”，有点不甘亦步亦趋于“已经有了的结论”。

也许觉得把人所共知的故事再搬演一遍体现不出新意，也许担忧“高大全太过、说教气太重”招致的审美疲劳或逆反心理，总之它相当刻意而急切地，想要为张桂梅建构一种多维性，想要添加更多个体的、私人视角的、“有血有肉”的成分要素。

然后便有了那个被诟病最多的人物动机：“思夫”。对死去丈夫的承诺和怀想，就这般扛起了主创心中“有血有肉”的那个质地，几乎在每次关键时刻，亡夫频繁以闪回形态出现、提供继续向前的能量，这如天启神示般挥之不去的镜头语言，仿佛不厌其烦暗示，什么才是一切的出发点。

然后便有了那些殊途同归的批评：说是女性主义，偏偏要把对一个男人的执念当作核心动机；说是爱国主义，偏偏要用对一个男人的执念替换掉党和国家。简直犯了“双重投降”的错误。

真实里是否就装不下任何高尚，微观里是否就装不下任何卓越，“不当符号”是否就非要一地鸡毛？

说白了：爱人间的情感固然是真实，对党和国家的信仰怎么就不能、不配是真实？

这是一种显著的逻辑谬误。

张桂梅：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图为张桂梅把头靠在“江姐”扮演者孙少兰肩上

在一种日渐趋同的优渥物质生活体验里，在一种日渐趋同的电影认知储备和艺术哲学体认里，今日创作者，仿佛越来越恐惧和没有信心去言说“超验的神圣”，仿佛只有近在咫尺的小情爱、小伤逝、小遗憾，才是敢抓取的部分。

结果即为影视编写思维中大行其道的“平庸化诠释”和“平庸化修剪”：为了说服自己也说服观众，调用廉价的智慧去解读种种道德神话，主动削弱原有的宏大丰沛。

就好像陈凯歌拍摄《赵氏孤儿》时坚持认为“用我的孩子替换别人的孩子去死”是不可能发生的，非要把故事改造为“程婴的妻儿在乱军中被杀、屠岸贾误以为死掉的那个孩子就是赵氏孤儿”（我被动地用我的孩子替换了你的孩子，而不是我主动）。其实，正因为它建立在匪夷所思的选择之上，正因为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最终发生了，这个故事才会有资格流芳千古至今。

就好像戴锦华在讨论《八佰》的史观遗憾时所说：你会有新的角度、新的图景出现，但是你也会遮蔽和抹除了一些历史图景——趋利避害是人性，但舍生取义也是人性吧？而且前者更接近于本能，反而后者才是更高贵的人性。

电影和文艺的存在理由，是因为它能提供“特殊解”，而非“普通解”。

越是在这个充斥着傲慢与偏见、冷漠和虚荣、内卷或拜金的当下，每个暂时无法成为张桂梅但又真心钦佩和景仰张桂梅的普通人，越是渴求呼唤着树立大智大勇、百折不挠、九死未悔……电影却在人性的小心翼翼中，躲开了神性的彼岸关怀，这份犹豫甚至反过来影响了张桂梅的形象本体，片中的她常纠结在歇斯底里与咄咄逼人的焦虑，本该萦绕其周身的“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庞大且专注的慈悲和严厉，消散无迹。

情感 ：个体诉求与家国诉求的共存可能

话说回来，试图用私人情感来解答与支撑一切，固然是片面的，但由此彻底否决私人情感的存在，同样也是偏颇的。

一个公众人物（尤其是一个曾经默默耕耘、承载、不求闻达天下的，一个“非自愿成为公众人物的公众人物”），她有决心和信念层面的掷地有声的表态，也有资格存留和反刍自身不愿示人的隐痛。

何况，当我们回看张老师曾经接受的若干次采访，不难发现，她也的确不止一次谈及，自己与丈夫感情至深。

把张老师概括成“一个思念丈夫的女人”很潦草很泄劲，但不允许张老师在某些时刻里做回“一个思念丈夫的女人”，又很蛮横很冷血。

如前所述，思念是一种真实动机，忠诚同样是一种真实动机，爱人是一种真实动机，党和祖国和社会和人民同样是一种真实动机，它们完全可以共存共荣、指向共同的目标，完全可以相互加固、相互成全，而不是人为对立、非此即彼。

虽然这么讲有些和稀泥的嫌疑，但你总该承认，人性、人生、人格，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向度“和”到一起的综合物。

无论是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名作，还是这些年取得票房和口碑双重佳绩的主旋律新作，几乎均在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感的融汇中，采用“双重嵌套、双向奔赴与达成”的有效法则：这才有了《流浪地球》里“拯救人类”和“与女儿团聚”的并轨，有了《战狼2》里“维护世界和平”与“为爱人报仇”的同构，有了《长津湖》里保家卫国与兄弟情的互渗互证。

《我本是高山》原本也是有双赢机会的，但导演大概是对讲述个人情感太过习惯、对讲述集体情感又太没信心，本能地狂用这个、避过那个，最终，哪里都没能抵达。

好了，个人感情与爱党爱国是存在互通可能的，只是电影自己没处理妥当。

那么，个人感情与性别立场之间呢？

两性：避重就轻的群像黑化与生造矛盾

这些年关于女性权力的呼号日渐激烈化，女性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都空前活跃，具体到影视领域，更有《芭比》等锋芒毕露的外来作品，以直白和锐利的修辞，旗帜鲜明表达主张。

这使得大家对但凡归入“女性处境题材”之作品，深度乃至烈度，都报以不自觉的高期待。

期待越高，落差发生时，失望和愤怒也会越高。

而针对《我本是高山》的性别批判，不仅仅扎向思念亡夫这个点，电影中除张桂梅之外的其他女性，也普遍槽点满满。

毕竟女性乃覆盖无数人的集成概念，“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在女性主义的艺术诉求中，女性的觉醒和力量传递，亦当以群体的成长为印证，远非“在一堆沉默的、麻木的、不堪的女性里，拔出个唯一的优秀女性来拍”就算表达了尊重。

结果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是：女高中生逃课厌学、妇女酗酒家暴、女教师半途而废跑路开溜，简直一幅“你瞧，张桂梅不过偶然现象，女人总体上就是不行”的黑化大全。

这多少来自于本片编剧上的核心困难：它的冲突很难搭建，因为它天然地没有反派——这边是一个人，那边是一种庞大的无物之阵、沉默螺旋、集体无意识和根深蒂固的陋见。

为了“好看”与“可看”，只能人为填充反派：比如和酗酒母亲的冲突，比如与教育局长的冲突……

比如现实中明明是当地重男轻女，女孩子想上学而不可得，电影里变成了女孩子叛逆逃课打架，需要张老师硬逼着她们学习；

比如现实中明明是张桂梅带着六名女党员，撑过了华坪女高最艰难的时期，电影里变成了一众女教师因为生活艰苦、不能谈恋爱，纷纷退出还要对张校长恶语相向。

这都是“刻意添加矛盾以便让剧情更有爆点”，都是“把理论上的盟友纷纷改造成对手，从而强化闯关打怪的艰难历程”。

其实，这些年东亚的女性向社会问题电影，采用“没有遭遇绝对的恶人，遭遇的是一种机制和文化”之设定的，并不在少数，无论是相对温和的《82年生的金智英》还是相对惨烈的《下一个素熙》，均属此列。

但似乎《我本是高山》又一次在面对一个“有难度的处理”时，提前丧失信心、避重就轻了。

当最基层的重男轻女已经成为许多乡村的日常逻辑，渗入无数人的骨血神经，当女孩的受教育权历时千百年被封印为天经地义的次要选择，当女婴平安顺利出生都会成为一种困难，当“张校长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了、谁留在村里嫁给我”变作一地的共识性焦虑。 这个机制是约定俗成的，是杀人不见血的，所以它在很多时候并不那么凌厉并不那么张牙舞爪，它很多时候静谧盘踞在很多人的“早已习惯”、“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吗”当中。

她不让学生去当家庭主妇，看起来也挺偏激的，但那份偏激来自于什么，谁懂得她们曾经一起扛住了什么、冲决了什么？

学生们走出大山之后呢？求学、就业、婚姻生育、与故乡的关系，还有无数个难题摆在那里，还有无数座“大山”等着去登攀和翻越。以及，她们都知道，大山外面，没有一位张桂梅校长了。

凡此种种，才是避不过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重”，才更能看出张桂梅的伟大和张桂梅的不易，也才更能说明，两性平权之路还有多漫长、多任重道远的程途要走，远不是树立和歌颂一个张桂梅所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更不是一部电影所能一斑窥豹地说清。

结语

总之，《我本是高山》是一部在内容、题材、现实性上天然被要求承载和面对很多议题，却又在技法、格局和饱满度上没能承载起这些要求的特殊作品。

人的复杂，张桂梅经历和内心的复杂，基层女性权利和女性教育现状的复杂，共同酿制了这部电影一系列的主题迷失。

群体观念、公众认知、大众心理的全新拓殖与觉醒，影视创作相对滞后乃至保守的路径依赖未能及时完成匹配与跟进，共同酿制了这部电影一系列的舆论雪崩。

对创作者来说，被检视与评价是你天经地义的责任义务，总不能又想着蹭热度、又鸡贼地规避所有热度反噬，又忙着做改编、又傲慢地宣布改编部分不接受反驳，一有差评就急着回怼，还调动各路资源站台死撑，既失了风度也失了分寸。

而对观众来说，多多少少，也要警惕一系列衍生争议在网络环境中不自觉地持续扩大，造成溢出电影之外的更多意气用事和借题发挥。

争议不是坏事，争议意味着大家在思考、在忧虑、在报以关注和投入。

敢于直面复杂，是穿透复杂、解决复杂的第一步。

更好更深刻的主旋律电影、更完备更普及的性别平权教育，都还等待着任重道远、砥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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