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世界里，智库应倾听与创新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这是近四年来国内举办的最大规模一次汇集国际高端智库的线下交流盛会。来自中美欧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00名智库代表应邀出席这次创新年会，交流全球发展趋势的前沿观点，共商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本次智库峰会讨论了当前全球格局、全球治理的变化趋势，并对智库在全球格局中应具有的角色和影响力进行了探索。这是一次智库针对自身功能和使命的一次探讨。由于参会者来自来自不同国度，对于上述问题的态度看法比较多元，其观点和结论也相当具有深度和参考价值。

“共识联盟”取代冷战“集团”？

近年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世界陷入“新冷战”，重回两极化的声音不绝于耳，“脱钩”和“友岸外包”之类的名词此起彼伏。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迟迟难以启动。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气候变化与新冠疫情的挑战要求各方携手合作。各国似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陷入两难之中。

各方专家承认上述现实的存在，并试图予以概念化或者理论化。他们表示，二战结束之后形成的全球共识正在分化。冷战期间是各个集团（bloc）之间的竞争，但眼下的格局是中等力量国家在崛起，这些国家包括印尼、墨西哥和巴西等。相关国家之间就利益相关领域构建了共识联盟（coalitions of consensus）。

但这种共识联盟与冷战的两大集团并不能划上等号。专家们提醒，不宜轻易将当前国际格局与冷战进行类比。冷战期间两大集团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而共识联盟的基础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导致其无法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全球秩序不仅不再是单极化，也不是两极化，而是表现为多极化（multipolarization）、多元化（pluralization），甚至是多个多极化（multi multi-polarization）。

有专家认为，多极化趋势并非区域化。也就是说，全球并不会按照一些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形成所谓的印太区域、跨太平洋区域等区域化集团。即便是确实存在某一个大型的地理区域集团，其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去中心化的态势。全球不仅地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影响中心，在政治、军事、技术等层面上也会形成不同的中心。因此，在重新看待全球权力分配时，不应基于集团政治或者霸权视角，而应该更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各个权力节点在地理、政治、经济和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谓的“多个多极化”概念，就来自于上述思考。

我们曾在此前的相关文章中引用了约瑟夫·奈的“三维国际象棋”视角来形容当前的权力分配，但在这里不妨再度予以引用：在这个三维棋盘上，顶层的是军事力量，只有美国能在全球投放军事力量，故而在这一层面是单极化的。在中层的是经济力量，美国、中国与欧盟，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在这一层面已存在多元化。而在最底层，则是处于政府控制之外，参与方包括企业、智库、社会人文机制等多方面的力量，可以称之为“跨国力量”。

对于当前这样的多极化态势，一部分专家认为它是不稳定的，因而是危险的。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单极化的世界才会达到权力分配的最优。然而，基本的共识依旧是，即使是不稳定的状态，多极化也已经出于“进行时”状态，需要接受这一状态的存在。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渐进改革

那么，面对这种状态，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科林·布拉特福德认为，当前世界发展的动力在于多元主义（pluralism）。“欧洲推动战略自主，拉美致力于不结盟运动，日本在面对亚洲格局寻找其他路径选择。世界各国都想在其中定义自己的空间，多元主义能够提供强劲的动能。”

布拉特福德以G20旗下的各个小集团（即所谓共识联盟）为例，认为文化和利益的“多元”推动了共识联盟的形成，进而为全球治理体制的渐进式改革铺平了道路。这一渐进式改革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首先需要重新评估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情况，其次是重申并维护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及其相关规则。第三步是明确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的优先性。

专家学者们在第三步上相对容易地达成了共识。他们将当前的挑战分为一个递进层次，其结构有如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挑战是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数字治理及人工智能监管、核安全和军控，以及全球卫生合作。第二层是上一层次衍生的具体挑战，如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标准设定等。第三层挑战又是第二层衍生的问题，如地缘政治冲突、人道主义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等。一层比一层面对的问题更加具体。

但是，不能指望一次智库峰会就能够提出最初的解决方案。在至关重要的第四步，在找到有效的改革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路径这一问题上，与会各方认为，通过合作、对话与交流是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式。参加合作、对话与交流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等官方代表，也应该包括智库、学者、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各方面的全球治理观察者、研究者和参与者。

有意思之处在于，尽管智库的专家们认同智库本身参与全球治理很重要，但也有专家批评智库“亦步亦趋跟随政府”，“提供给政府一些已有的政策建议”。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辜学武专家认为，智库“为某些政治势力提供它们所希望的政策建议”。这种难得一见的尖锐反思真正为本次智库年会带来了创新思想。与会者纷纷从自身角度提出了一些对智库工作的期望。

智库的角色：倾听与创新

辜学武提出，智库应注重话语和表述，避免误导公众认知和情绪，避免为决策者带来过高的不现实期望。他以乌克兰危机为例，认为智库在这一问题上“不可能马上解决正义的问题”，因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绝对的正义，但智库的作用是“找到办法来停止战争”。要找到办法，无非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期望聚合各方人士，建立倾听机制，倾听各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等参与者）的诉求，推动对话和交流，避免各国因政策相左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过度反应。例如，“去风险化”就是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时的一种集体过度反应。“不解决过度反应的问题，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就不高”。

其二，推动竞争与合作的协调，从宏大视角提出相关的有价值的行动倡议，其中包括联合国改革和G20改革。智库应致力于构建新的全球叙事理论，用以解释、引导和推动各方形成共识。应该说，智库本身的特征使之具备这一能力，能够在从宏观到微观问题上提供有效的咨询和倡议。例如，由布莱特福德和CCG负责人等多人联合发起的中西对话（CDW）就是G20旗下的Think 20（T20）中的一员。T20作为全球智库组建的官方互动组织，有相应的渠道为G20提供政策建议。

“智库应有前瞻性，提出可以共同采取行动的方案，”CCG理事长王辉耀在会议发言时表示。他提出了气候变化、基础设施、数字治理、疫情防控、相互解除制裁、联合国和WTO改革、中美欧联合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币与欧元对接以及强化旅游等若干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供在座的专家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