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玲：在柬埔寨扶贫，中国经验行得通吗？去看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10月17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前来参会的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在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伟大的全球性倡议，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有利条件。十年来，中国与柬埔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在全业态、多领域开展积极合作，成果丰硕。

本文讲述的柬埔寨扶贫示范工程，中国专家拿出国内扶贫工作的看家本领，为当地农民带去生活的希望，便是其中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项目之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怡玲】

贫困是不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以每日的生活费为1.90美元这一标准划分，世界上约有7亿人达不到这一标准，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难以维持生计，忍受饥饿、寒冷和病痛。在全球人均GDP已达到1万多美元的今天，在全球财富逐年增长，百万富豪的规模日益扩大的对比下，贫困问题的存在不仅违背人道主义，还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加剧政治和社会局势紧张，甚至可能导致冲突和暴乱。

国际社会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995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将消除贫困作为社会发展问题的三大议题之一。2015年，联合国更是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作为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

全球反贫困理论与别国实践

对于如何消除贫困，理论界一直在进行探讨。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过度增长是导致贫困的原因，因此若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增长。马克思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改变这一社会制度，才能够真正消除贫困。福利经济学家庇古认为，要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来改善相对贫困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福利。

“涓滴效应”理论指出通过加快经济发展，不断做大经济这块蛋糕，贫困问题就会通过经济的“渗漏”得到解决。赋权反贫困理论认为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建立一套政治和社会体制，赋予贫困者享有基本的政治与公民权利，获得基本生活需要和教育、医疗卫生等权利。世界银行在《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一套通过创造机会、促进赋权和增加安全保障这三个途径来消除贫困的战略。

许多国家都为消除本国贫困做了大量的尝试。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采取了土地制改革，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巴西在扶贫前期深受“涓滴效应”的影响，积极推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极”扶贫战略，后期开始实施土地改革、“家庭资助计划”、“扫盲计划”等一系列扶贫措施。英国扶贫的措施主要是建立福利制度。

中国特色扶贫实践，成效卓著

作为使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国家，中国在反贫困这件事情上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大范围扶贫，大致经历了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这几个阶段，摸索出了“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两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方案。

“整村推进”指的是以重点贫困村为基本单位，对当地农村经济整体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开发，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来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1】

“整村推进”的扶贫模式出现在1990年代末，当时甘肃省探索出结合大型开发项目和到村到户的新模式，成效显著，于是国务院扶贫办将这种新的模式进行提炼并称为“整村推进”扶贫规划。相较于“到村到户”的帮扶，“整村推进”更有组织性，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程度，同时能够解决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难以解决的分散的贫困村、贫困户的问题。

“精准扶贫”是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的。“精准扶贫”的基本内容包含四个基本方面：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目的是要找到瞄准真正的扶贫对象。精准帮扶就是要充分考虑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实际致贫原因，在此基础上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和手段。精准管理是用信息化的手段对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动态管理。精准考核则是对扶贫工作者的有效监督方式。【2】 “精准扶贫”的核心思想就是“因贫施策”，相比起集中连片的扶贫开发模式，“精准扶贫”可以提高扶贫资源的边际效率，是更加经济的扶贫模式。

对外援助只能暂缓贫困，中国出手了

一直以来中国都十分关心国际社会的贫困问题，多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仅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就达到了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其中，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47.30%。但是现实情况表明，外国援助只能暂时缓解贫困情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40多年的减贫经验和成功的减贫实践，对于那些仍在摸索减贫之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或许有更大的价值。

2014年1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时指出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是亚洲地区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并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提供1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

2016年12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推动实施了为期三年的“中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项目”，通过在老挝、柬埔寨、缅甸3个国家的6个村庄试点，利用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借助中国已经成功的“整村推进”减贫经验，因地制宜、因贫施策，为受援国政府及东亚国家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提供示范。云南、广西、四川分别承担缅甸、老挝、柬埔寨部分的东亚减贫示范项目。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约有0.17亿人口，2020年人均GDP为0.15万美元，工农业基础薄弱，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认定的中低收入国家。根据柬埔寨计划部给出的最新的贫困线（Poverty Line）（人均生活费低于每天10951柬币（约2.73美元））估计，截止到2021年11月，柬埔寨贫困人口达17.8%。消除贫困是柬埔寨政府的头等大事，过上不愁吃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生活是柬埔寨人民的迫切需要。

2017年7月，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在干丹省莫穆坎普县斯瓦安普乡正式启动，两个示范村分别是谢提尔普洛斯村和斯瓦安普村，共有农户749户3637人，其中贫困户113户547人，贫困人口占比高达15%，是柬埔寨的典型贫困村。

负责这一项目的四川省扶贫开发局投入2500多万元人民币，并先后派遣8名业务骨干，组成专业队伍常驻柬埔寨，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共同组建了中柬联合项目管理办公室，基于中国“整村推进、精准脱贫”减贫经验，结合柬埔寨农村实践，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减贫之路。

据中方专家组回忆，初到示范村时，看见的都是灌风漏雨的破旧房子，村里没有饮用水，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放着水缸接雨水饮用，没有电，没有厕所，没有动物圈舍，家禽在村里随意乱跑。面对这种现象，中国专家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升示范村的基本公共服务。

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农村饮用水、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住房、农村文娱事业等方面。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社会安全网，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增强其抵御市场、社会和自然风险冲击的能力。

而缺乏基本生存生活的保障将导致贫困人口缺失提升发展能力的机会和选择，根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权利贫困概念：贫困者贫困的原因在于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被系统性剥削，不能够获得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和机会。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

同时，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最基本的民生保障。“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3】民生问题最基本的层面就是保障民众的底线生活状态，即保障民众作为人类的基本尊严，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性的住房保障、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社会保障等。

中方从三方面改善基本公共服务

中方专家组主要从清洁饮水、居住环境、文化娱乐三个方面提升了示范村的基本公共服务。

最早项目专家组走访农户时发现，村民居住的高脚屋的屋檐下都摆放着水缸，雨水是他们的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雨水含有许多杂质，不够卫生清洁，经常饮用容易患上传染病。为了村民能够喝上清洁水，专家组最初决定从湄公河引水，经过论证后，决定打水井。前前后后共历时13个月，最终打了两口水井，铺设管道3.3万米，入户约800家，还建成了一座高25米的白色水塔，矗立在村子中央。

矗立在村中央的水塔 图|新华社

住房困难是示范村的另一大问题。村里的房子大多破败不堪，一下雨屋里就满是积水，房前屋后都是垃圾，而且没有厕所，居住环境十分恶劣。专家组重建了71户危房，改建了190户比较破旧的房屋，修建了132间厕所，给500户村民发放了节能省柴灶，为82户村民通了电。居住条件改善给了村民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是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户改造好的房子 图|纪录片《明月何曾是两乡》视频截图

专家组还为当地修建了一所社区活动中心，该社区活动中心高2层，占地面积200平方米。活动中心底层有2个办公室，1个物料间，1间会议室，2间休息室，2间卫生间。活动中心一楼设有厨房1间，卫生间2间，餐厅1间，能同时容纳100人就餐。

活动中心的建成可以用于斯瓦安普乡的乡村干部的日常办公场所，以及整个斯瓦安普乡社区的广大民众活动场所，特别是作为会议、培训或开展其他活动的场所。目前，已经在该活动中心开展了多次汉语培训等技能培训和大型活动，为村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建成的活动中心 图：纪录片《明月何曾是两乡》视频截图

产业扶贫：从"输血"到"造血"

专家组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基于示范村的实际情况精准发展产业。村民们受教育程度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发展产业是解决农村增收致富的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举措，是“从短期效益到长期效益”、“从输血到造血”的主要抓手和平台。【4】

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主体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版，第4页。]因此，培养贫困人口谋生的能力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方式。但是传统产业扶贫注重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忽视其他社会主体在扶贫当中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缺乏社会根基，导致项目偏离扶贫目标乃至损害社会团结。【5】

产业扶贫精准到村、精准到户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进行匹配，生产效率会更高，贫困户的积极性和自我发展能力也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同时，精准发展产业也是在保障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

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生计来源”问题是在解决基本生活底线之后的民生，只有当民众拥有个人发展的平台和机会时，民众才能够通过勤劳致富，并因此享受到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柬埔寨的土地大多属于私有，两个项目村749户村民，有土地的仅20%左右。中方专家组在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有土地和无土地的农户进行了不同的脱贫规划，并引入中国的“扶贫车间”模式为村里留守的老人、妇女和残疾人提供就业门路。

对于有土地、房前屋后有空地且有意愿的农户，中方专家组引导其中40户养牛、28户加入高温蘑菇示范项目。养牛项目不是简单的向农户发放牛犊，而是以“礼品传递”的方式实施：先由20户对20头母牛进行养殖，10个月生下小牛犊后，母牛作为“礼品”传递给另外20户养殖。

选择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以前的失败经验，过去当地的干部为了帮助村民发展产业给村民发放过鸡苗，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鸡苗长大了却被吃掉了。

“礼品传递”的方式可以扭转群众对无偿捐赠的依赖，引导他们建立起自力更生的观念。按当地成年牛每头1300美元计算，如今这40户通过养牛可实现产值5.2万美元。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连续传递，还可进一步扩大项目村养殖规模。

柬埔寨地处热带，非常适宜种植高温蘑菇，大棚种植一般每年可产3季。在专家组的帮助下，两个村建起了28个蘑菇大棚，每个菇棚年产约2250公斤蘑菇、产值达3370美元。

对于那些既无土地又无空地但有意愿的200户农户，专家组借鉴发源于四川的“庭院经济”，引导村民利用废弃地种植盆栽小米椒、矮生番茄、黄秋葵、西葫芦等蔬菜。这些盆栽蔬菜不需要温室和塑料大棚，在家育苗和浇水就可以生长，也不需要特定材料的花盆，塑料的、木头的、泥瓦的都可以，肥料则是牛羊粪或是种植蘑菇的肥料，不需要花钱购买，种植成本低。

专家组给村民们讲解栽培技术，亲身示范如何松土、施肥、浇水。有了这些盆栽蔬菜，村民们不需要再去市场上买菜，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值得一提的是，有20%的农户所种蔬菜除了供给自己食用外，还有富余，可销售给周边村落或县城，销售收入可以用来补贴家用。

村民正在种植盆栽蔬菜 图|川观新闻

村里留守的老人、妇女和残疾人也需要有一个谋生和自我发展的平台。经过一番研究以后，专家组决定搬来中国的“扶贫车间”模式，为这些群体提供就业门路。与房前屋后有空地的农户达成协议，让他们以土地入股方式后，村里建成了两个洗洁精加工厂，如今每个加工厂年产洗洁精5万瓶，实现年产值1.5万美元。

扶贫车间既为当地建立起一个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村办企业，也为剩余劳动力、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妇女及残疾人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就业平台。

专家组还先后组织了1期管理培训、3期务工技能培训、6期实用技术培训、3期参观学习培训和2期32人的赴华培训，去四川实地考察当地的扶贫车间，让村民学习、借鉴产业脱贫的经验，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产业脱贫的重要性，增强了产业脱贫的信心。

村民在洗洁精加工厂展示生产的洗洁精 图|新华社

为世界带去了新的反贫困思路

2020年底，中国援助柬埔寨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成为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中首个完成验收的项目。这一项目的实施改善了示范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村民找到了生计来源，增强了村民的谋生能力，给村民带去了希望。更重要的是，这一示范项目帮助当地树立起了脱贫理念，构建起了贫困管理模式，学习了脱贫发展的方式方法。

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农村经济发展司副司长衡真田表示“项目给当地留下的不光是风貌的改变，更是发展理念的转变。村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他们的‘贫困心态’也一去不复返，勤劳实干在当地蔚然成风，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最宝贵的财富。”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只有人类共同的发展才算是真正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谁都不可以掉队。

中国的减贫经验和成功实践向世界证明了贫困并非不可治愈的恶疾，为世界带去了新的消除贫困的思路，为全球减贫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注释：

【1】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3】《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 页。

【4】全承相、贺丽君、全永海：《产业扶贫精准化政策论析》，《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5】刘建生、陈鑫、曹佳慧：《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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