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朗格·施多尔：全球南方国家的回归

【文/萨朗格·施多尔，翻译/马力，校对/郭涵】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提醒了西方观察家们，在大国及其核心盟友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主要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一直拒绝在俄乌冲突中明确站队。这场战争已经使“全球南方”成为地缘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最近专门用一整期的篇幅来探讨“不结盟世界”的动机。可以说，今天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不仅取决于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中等国家甚至小国所采取的策略。

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但长期以来他们的愿望和目标在地缘政治中却一直无足轻重。20世纪下半叶，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77国集团等组织试图在一个由前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上促进较贫穷和去殖民化国家的集体利益。他们的团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理念和共同的道德目标，这些目标并不总是能转化成实际的结果。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将这些国家团结起来的道德纽带已经松动。冷战结束后，持续数十年的单极国际格局似乎令作为一股明确力量存在的全球南方国家陷入永久性的边缘化状态。

如今，全球南方已经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些国家并非以一个有组织、高度凝聚力的集团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事实存在。人们可以从那些新兴且不断壮大的国家组织联盟中感受到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比如金砖国家集团。该集团可能很快就会在其创始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基础上扩员。

除了这些国家组织之外，人们甚至可以通过全球南方国家的个体行为感受到其影响力。这些行为是基于国家利益，而非某种南方国家需要保持团结的理想主义所驱动，其整体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各国行为的影响之和。南方国家的行为开始对一些世界大国产生约束力，并促使他们至少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部分要求作出回应。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开幕式上讲话

命名背后的涵义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启的去殖民化进程为联合国增加了数十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在1952年的一篇论文中，法国社会科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创造了“第三世界”一词来指代这些国家。他认为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与法国大革命前“被忽视、被剥削、被蔑视”的第三阶层（由普通公民组成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不过，当冷战结束以及由苏东共产主义国家构成的“第二世界”解体后，“第三世界”一词似乎变得过时了。而且这个词还被一些人视为对国际体系中较弱国家的蔑称。

“发展中国家”一词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使用的。虽然今天人们仍在使用这个说法，但它也在逐渐失宠。将国家划分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批评，因为它暗示使用这些说法的人认为国家的发展有一个线性路径，即一个社会将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它们变得像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那样。

“全球南方”一词避免了这些陷阱。“全球南方”的说法也起源于20世纪。1980年，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领导的独立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著名报告《北方与南方：一份生存计划》中，使用了“南方”一词。1990年，在由时任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领导的联合国小组发布的报告《南方的挑战：来自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中，再次使用这个词。而“全球”这个前缀是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才添加的，可能是当时另一个词“全球化”正日益变得时髦的副产品。

今天，全球南方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集团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事实存在。

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都是较贫穷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其地理分布从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一直延伸到拉丁美洲。在去殖民化运动最初的数十年里，把全球南方视作一个“团结的整体”并非毫无道理。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曾有过被殖民的经历，以及为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而争取自由的斗争经历。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没什么像样的工业。

这些国家在国际交流论坛和国际机构中联合起来，承诺以协调一致的行动纲领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建立起一支新的、重要的力量。1955年由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和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发起明确表达了这些国家团结的愿景，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拒绝核武器，并对联合国充满信心，期待该组织能维护和平、应对国际体系中的不公平现象。

不过，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运动已经出现了裂痕。1962年，印度在军事上惨败给中国，这削弱了印度更好地塑造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局面的能力。从智利到乌干达的一系列军事政变也玷污了该运动的道德主张。此后不久，印度和巴基斯坦便分别开始研发核武器。

冷战阵营的瓦解以及美国的单极主导地位进一步削弱了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和道德主张。问题来了：既然冷战已经结束，这些国家的“不结盟”是针对谁呢？南方国家的团结似乎已经走向末路。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不过，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快。随着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的逐渐松动，全球南方再次活跃起来。但这一次，它的指导原则不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些国家毫不犹豫地拥抱本国利益，并把更多目光投向大国政治。

正如对任何一个词的元定义（例如“西方”），“全球南方”一词的定义可能也不是十分清晰。我们可以借助1964年在联合国成立的“77国集团”来理解全球南方概念的构成。

1964年，77个发展中国家签署联合宣言，宣布该集团成立

“77国集团”目前拥有134个成员国，它将自己定义为“联合国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组织，为南方国家提供‘增强联合谈判能力’的途径”。“77国集团”包括除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韩国、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当然还有个别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也不属于该集团。

对“全球南方”更宽泛的定义还包括北约盟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海湾石油国家，以及智利和新加坡等以前较贫穷、后来得到发展的国家。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只是一国被归入“全球南方”的一个指标，其他条件还包括曾经被殖民的历史、本身不是大国（或是某大国的核心盟友）等等。

在经历了新一轮迭代后，这些更加多元的全球南方国家成员具有如下共同点。对欧洲殖民统治的记忆（尤其在非洲）仍然是塑造地缘政治思维的重要因素。这些国家可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过去由国家主导的自给自足经济政策，但它们对“追赶”富裕先发国家的渴望已经成为一种共同且更加紧迫的需求。它们对战略自主和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的渴望非常强烈，而且只会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里的中等国家，如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南非。

许多评论家都在关注20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的出现，认为它们象征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回归。但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间联盟上，忽略了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重要方式：通过各国的单独行动。这些多样且大多数情况下未经协调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基于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它们可能产生的整体影响要大于各部分的总和。

全球南方国家都非常注重促进贸易、吸引投资以及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他们很少陷入近年来困扰美国的那种对贸易协定深刻而普遍的焦虑中。过去几十年来，尽管这些国家保留，甚至有时会加固选择性的保护主义政策，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向市场力量开放大门。过去几年来，印尼和津巴布韦分别限制了镍和锂矿出口，意在吸引国外更高价值的投资。智利对锂矿开采的新政是政府应在采矿和加工环节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沙特打造绿色氢能产业和印度为发展电子制造业吸引外资的努力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如今，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对混合经济模式的务实政策实验。

全球南方寻求发展的政策还延伸到地缘政治领域，他们拒绝加入到美国、日本和欧洲对抗中俄日益加深的联盟的“新冷战”中去。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比20世纪更富有、更精明，他们学会了如何通过左右逢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学到，有限的大国竞争能带来好处，但一场“新冷战”将危及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并扰乱其社会。代理人战争也可能会发生，但冷战时期的大规模动荡不太可能重演。当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反复施加的破坏性干预。

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必然会遭到削弱。其中一些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甚至可能与美国或其他大国达成有限和解。新德里与华盛顿在安全领域走到一起是为了平衡北京，并致力于利用“友岸外包”的机会。但即使是美印之间的关系缓和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南海爆发冲突的情况下，除了提供后勤支援和临时性的基地外，印度不太可能给予美国更多帮助。

在如何与俄罗斯打交道的问题上，印度也有自己的想法。该国正从俄罗斯进口武器，共同研发和生产布拉莫斯导弹，这是一款印度正在出口的导弹。尽管越南成功地吸引到了来自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并拒绝加入美国的准联盟体系，但这个国家仍在海洋领土主权问题方面与中国存在争议。在总统卢拉的领导下，巴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美国密切合作，同时与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友好关系。至于巴基斯坦，该国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军事和经济伙伴关系，而它与美国的关系主要是交易性质的。

在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联合声明并未谴责俄罗斯，被认为是全球南方国家争取的胜利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也通过“拒绝”这一手段获得了影响力。几乎所有全球南方国家都拒绝因俄乌战争而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一些国家甚至增加了同莫斯科的贸易，这极大地削弱了西方对俄制裁的效果。2022年，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贸易额增长了87%，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贸易额增长了68%，与印度的贸易额增长了惊人的205%。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美国盟友或亲密伙伴也很可能在美国同中国发生冲突时采取类似态度，限制美国的政策选项。

最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对他们在全球决策机构中的份量非常不满。这种边缘化的地位与一些中等南方国家的实际经济影响力（这是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所不具备的）越来越不相称。其中一些国家是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及某些案例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这些科技创新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那些国家拥有了比20世纪更大的影响力。

这种日益增长的不协调状况加深了他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不满，并产生了要求实质性变革的紧迫需求，比如对联合国体系的改革。然而，联合国安理会层面的改革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该机构仍然反映1945年时的地缘政治现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容的可能性十分渺茫。美国依然占据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这使它能够与核心盟友合作，威胁发起“长臂管辖”的二级制裁，其影响事实上传导至全球南方国家。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将继续追求更大的独立自主，并通过提出旨在塑造或挑战全球规则的公开声明和提议（如一些国家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与中国和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中的联盟、加入地区组织以及不断增长的本币双边贸易来施展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些努力的效果可能已经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还没有对同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也匆忙发起了一项基础设施发展倡议，即“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而华盛顿在萨赫勒地区反法国色彩浓厚的政变问题上始终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假以时日，新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可能会迫使那些大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在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要求，并避免大多数代理人战争的爆发。

新兴的全球南方将主要通过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来发挥影响力。然而，我们可以在两个问题上感受到万隆会议时代那种更深度国际合作的历史回响。首先是在气候变化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谈判中联合对抗发达国家，以争取到更多的气候资金和“气候赔偿”。另一个领域是对抗美元霸权，尽管这一目标还远未得到实现。全球南方国家在绕过美元霸权的问题上有强烈的合作动机，但重大的结构性障碍导致各国无法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不过，以本币结算的贸易额正不断增长，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后，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浮出水面。今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宣布的金砖扩员计划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两方面的努力。

巴西总统卢拉接受采访时称，金砖国家将在2024年讨论创建一种出口结算货币

**地缘政治现实，**而非主观感受

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广泛的异质性以及南方中等国家的崛起，引发了一些对全球南方框架是否可持续的担忧。如果其内部成员彼此展开激烈竞争，那么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现实的全球南方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行动也可能引发问题。在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碳排放大国与较小、较贫穷的国家（主要是在非洲部分地区）之间可能会出现裂痕，后者将承担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全部后果，即使这些小国永远不会对减排做出太大贡献。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鸿沟可能削弱全球南方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智利和马来西亚等中等收入国家与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50多个国家（主要在非洲）之间，出现了显著分化。

不过，目前这种裂痕还没有到肉眼可见的地步。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南方中等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出现互为对手的迹象。这些国家在地理上距离较远，且并不存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争端，这可能会确保他们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选择维持统一战线，要求欧洲和北美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而全球南方中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关注到较贫穷国家的经济需求。例如，目前担任G20轮值主席国的印度正在努力推动为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减免。

只要全球南方继续被排除在国际权力结构的核心圈子之外，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事实就会继续存在。只要全球南方在管理国际体系（包括但远不止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机构中没有获得更大的实质性发言权，这些国家将始终是推动变革发生的力量，他们会向那些世界大国施加压力，挑战某些现存政策的合法性，并约束大国在关键领域的行为。维持当前全球秩序的现状，抵制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正如目前国际体系的领导者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正试图做的那样，只会令全球南方国家对发生严肃改革的前景越来越失去耐心。新兴的全球南方国家远离国际秩序的核心，只有在其目标基本实现时，他们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凝聚力才可能逐渐弱化。

（原文于8月31日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回归。” The Return of the Global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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