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求恩”如何沿“一带一路”走出去？

白求恩，一个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字。

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和加拿大胸外科医生，他率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仅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救治伤员，还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培养大批医务干部，为中国医疗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全球格外需要一大批新的“白求恩”。

一方面，三年新冠疫情使各国医疗体系的脆弱性前所未有的彰显；另一方面，根植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医疗系统已无力革新，无论是最早建立免费医疗体系的英国，还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其医保系统都已不堪重负，医疗巨头的创新动能也日趋减弱；再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横风，正常的国际医疗交流和产业链分工合作受到干扰。

旧路阻塞，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一带一路”就是一条新路，10年来，中国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了数万名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医疗科研等专业人才，中国医疗队奔赴62个国家，累计派出医疗队员6400多人次，救助当地患者近2000万人。

通过青蒿素治疗疟疾、在非洲抗击埃博拉、在新冠疫情中提供中国方案……一批批中国医疗工作者和医药企业找到新方向，成为新时代的“中国白求恩”。

01. 战胜“绝症”的“丝路医院”

在非盟核心区的埃塞尔比亚，由于缺少先进的设施设备和专业医疗人员，神经外科疾病在当地几乎成为“绝症”。

作为国内神经外科领域的资深专家，凌锋的行医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外行医多年，多样的见闻和丰富的阅历，让她对“医者大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渐渐意识到，将自己所学以及中国的医疗技术、设备和设施用于救治更多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是医生的使命，更是中国与全球的“软联通”。

凌锋（右二）为当地病人会诊

中国网报道，2014年至2018年，凌锋先后多次到访非洲，足迹遍布7国。她发现，在非洲，患有神经外科类疾病的患者超半数以上选择海外就医。但因病情复杂多变，途中经常出现病人生命垂危的情况。“因为当地几乎没有医疗设备和专科医生，就医成本非常高，大多数民众只能选择在家等死。”

终于在商务部、外交部、宣武医院等多方的支持与协调下，2019年，埃塞俄比亚“丝路医院”正式落成。同年4月，由凌锋招募组建，囊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神经内科、血管超声科等多科室医生的“中国脑卒中援外医疗考察队”奔赴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脑卒中筛查。

在凌锋的推动下，这间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都已达到埃塞俄比亚当地最高医疗标准的医院，从现有的80张床位中特设20张免费床位，为当地人提供无偿医疗救助服务。

据中国网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20所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建设30所中医药海外中心，并成立“一带一路”医院联盟；与中东欧国家在传染病防控、慢性病防控、疫苗接种等领域合作；与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展疟疾治疗药物抗药性联防项目；与中亚国家开展结核病控制合作；在新疆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医疗服务中心”，依靠新疆与8国接壤的地缘优势和领先于周边的医疗水平，努力打造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中心。

02. 乌兹别克斯坦“火神山”

10月17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首日，在中哈高级政府官员的见证下，联影医疗与哈萨克斯坦顶尖医科高等院校阿斯塔纳医科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国际科研合作、医学人才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开展合作。

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健康合作的缩影和延伸，新冠疫情爆发时，来自中国的设备，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影医疗国际业务部总裁夏巨松对科工力量回忆起2020年3月。“当时，正临近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吾鲁孜节，”他说，“塔什干地区的新冠确诊患者数量持续井喷式，医疗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收治病人，当地政府借鉴‘中国模式’，也建造了‘火神山’，承载病人量超过2000人的国家防疫中心（Republican Specialized Hospital of Zangiota-2）。

马鲁夫琼·萨洛希季诺夫（MarufjonSalokhiddinov）临危受命出任乌版“火神山”放射科主任。

乌兹别克斯坦医生马鲁夫琼·萨洛希季诺夫正在使用联影医疗CT设备查看新冠肺炎患者肺部影像。联影医疗提供

“患者感染率很高，随时有生命危险，需要随时注意院内防护，避免医患交叉感染。超过70%的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有感染，我们放射科每天要为超过400例患者进行CT扫描，负担很重。”萨洛希季诺夫说道，普通设备无法捕捉微小狡猾的病灶，没有确凿清晰的医学影像，就无法对病人进行诊断。

(图为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国家防疫中心”Republican Specialized Hospital of Zangiota-2医院俯视图)

（图为Republican Specialized Hospital of Zangiota-2医院门口急救车在接送新冠肺炎患者）

“在疫情期间诊断压力极大的情况下，中国公司的设备真的帮了我们的大忙。”萨洛希季诺夫说道，“联影医疗的CT、MR设备是我们这里最先进的扫描设备。CT可承载超过150人次的日扫描量，极大加快了诊断效率。我们原本对无症状患者很难进行诊断，但这些设备能清晰地反映出患者肺部感染的情况，令我们松了一口气。”

03. 授人以渔，重塑格局

实际上，中国医疗“走出去”并不一帆风顺，尤其是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等外部环境影响，尤其是美国、欧盟市场需求下滑严重。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1-6月，我国医疗器械进出口贸易额481.61亿美元，同比下降18.12%，其中我出口236.32亿美元，同比下降31%，进口额245.29亿美元，同比下降0.17%。

“迈瑞‘走出去’的时间很早，早年也很成功，但当时的经验在今天的环境下已经难以复制，”一位接近迈瑞的业内人士对科工力量说道。

转机同样来自“一带一路”，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医疗器械出口主要市场，占我出口的30%以上。

2014年，迈瑞医疗海外营收便占到公司整体营收的33.37%，欧洲和北美市场占据了主要份额，营收占比合计达到25.18%。到2022年，迈瑞医疗海外市场营收更加平衡，其中，北美营收占比8.1%，欧洲市场占比6.58%，相比之下，拉美和亚太市场占比已达到14.41%，与欧美市场的差距微乎其微。

目前，迈瑞医疗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9个国家布局了19家子公司，尤其是在印度、印尼、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家都发现了本土化的需求，把中国的创新产品复制到当地，进行了本土化的制造生产布局。

华盛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ACSS）研究员保罗·南图利亚（Paul Nantulya）曾担忧中国的“软实力”输出。

因为“一带一路”项目不仅仅提供基础设施，还为许多其他的倡议提供了制度架构。

这也是要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有所作为的一道必答题：不能局限于输出产品，而是要建立一个系统构建全球性的学术讨论、产品研发、医疗培训和销售服务体系。

以超声医学为例，作为临床学科，它的设备的使用门槛高，需要超声医师具备扎实的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知识，加上在临床勤学苦练。中国拥有一支超过20万人的庞大超声医师队伍，对应的是每年20亿人次的超声检查数量。

但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量欠发达国家，超声医师资源尤其匮乏。以东非最大的经济体肯尼亚为例,当地电力和能源服务普及率达到63%，91%的人有手机,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为84%。但即便这样一个在非洲已算发达的国家,超声应用也是稀缺品——每10000人口,只能分摊1名医生、6名护士和10家医院。

因此，中国企业不但要卖设备，更着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生培训、学术交流和医疗体系建设，这恰是西方巨头们不愿意做，或者说做不到的事。

“中国近年来在医疗技术方面取得了进步，现在处于进入国际医疗保健市场的有利位置，”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纳德·哈比比）Nader Habibi）曾对美国媒体表示，“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西方对非洲医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支持数量有限。这是非洲国家欢迎中国投资和支持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的私营部门投资者对这类投资不感兴趣，也没有准备好接受在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行业年会上，迈瑞医疗协办“一带一路”国际超声学术交流圆桌论坛，请到50多名来自欧洲、东南亚、中东非的国际超声医师，与中国超声专家学者交流学科发展及规范化培训经验。

迈瑞医疗还提出“Project 2025(2025行动)”，计划与全球范围内的基层医疗机构建立超过50个超声培训中心及学校,惠及10000名医学生及医生；计划与全球顶级专家，开展超过2000场学术交流活动；计划助力发表100篇学术论文,为行业树立诊断标准、专家共识。

在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会长何文看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声医学领域的合作交流，是我国超声专家学者应当承担的时代责任。

“希望国内专家能够‘走出去’开展现场指导和培训，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超声医师队伍’。同时，也欢迎国外超声医师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或进修培训。”何文表示。

自2021年起，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已经与加纳放射医师协会、肯尼亚妇产协会、坦桑尼亚放射协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定期的双边学术交流与合作。

健康，是全人类共同追求，也是今天的世界性难题。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阿拉木图宣言》（Almaty Declaration）推广当时中国普及初级卫生保健的经验。

当时，受中国赤脚医生经验的鼓舞，世界卫生组织乐观地认为，全世界到2000年就能够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的全覆盖。

但是，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这个目标后来显然没有实现。全球医疗资源“相对过剩与绝对匮乏”的问题前所未有地彰显，医学本身的发展空间，也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前所未有地被打开。

“我们中国的药品和器械企业过去是站在西方医疗技术现代化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做出了一些成绩，”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对观察者网表示，“但无论是CT还是核磁共振，依托的物理原理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学发现，发展到今天，只是在技术上有所改善，技术的底层逻辑没有变。”

“我是学物理出身，我非常清楚量子理论的颠覆性。CT、核磁共振等技术有巨大的创新空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再创新的时候，”李玲说道，“西方的GE、飞利浦、西门子这些医疗器械巨头们，目前处于行业领军和垄断地位，创新动力不足，有严重的路径依赖。中国企业反而有更大的创新空间，虽然现在这个行业赛道看起来很拥挤，有很多人往里冲，但未来是一片蓝海。”

问题就是机遇，今天，白求恩和赤脚医生们的精神不但没有过时，而且随着医疗设备和技术的普及和平权，出现了走深走广的客观条件。

“一带一路”10年，只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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