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凯桓：巴以冲突后三观乱飞，我在国外和身边的朋友聊了聊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二十多天了，战场上的交锋还在继续，另一方面，这次冲突也在各国舆论阵线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各方观点对立、水火不容，也让国际社会处于撕裂之中。
这一点，身处白俄罗斯的笔者也深有感触。为了了解相关的情况，笔者询问了身边朋友们的看法，并特意了解了他们的政治光谱，他们的看法及立场有助于读者们了解巴以问题有关各方的舆论站位，同时也能让读者们看到巴以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宗教、人文、历史因素。
现代以色列国建立近70年后，其国内的犹太人总体团结一致。他们坚信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家园，认为以色列是“抵御全球反犹太主义”的避难所。但除了这些团结的犹太人以外，以色列社会中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不仅仅是以色列犹太人和该国阿拉伯少数民族之间的分歧，更是“犹太人”这个群体所产生的宗教亚群体之间的分歧。
犹太教分为以下四个类别，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认同自己属于其中之一：Haredi（通常翻译为“正统”派犹太人，别称哈瑞迪犹太人）、Dati（犹太复国主义者）、Masorti（保守派，既认同上帝创世论与圣经，也认同犹太人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知识，是介于世俗派和宗教派、正统派犹太人之间的一个派系）或 Hiloni（世俗派犹太人，这个派系的犹太人通常是自由主义者）。
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小国家，有许多共同的传统，但高度虔诚的“正统”犹太人和世俗的犹太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社会世界，亲密的朋友相对较少，在自己的群体之外也很少通婚。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世俗犹太人甚至严禁与正统、宗教派犹太人通婚。
这些分歧也反映在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上的鲜明对比立场，包括婚姻、离婚、宗教皈依、征兵、性别隔离和公共交通。绝大多数正统派和复国主义犹太人，都支持犹太人应该秉持其宗教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观点，而世俗犹太人则强烈支持将宗教与政府政策分开。
大多数不同宗教派别的犹太人（除正统派犹太人）原则上都认可以色列的存在。但如果政府民主决策与犹太宗教法发生冲突，他们的观点就会产生分歧。绝大多数世俗犹太人认为民主原则应优先于宗教法，而大量的宗教派犹太人则认为宗教法应当优于世俗法律。
此外，“正统”派犹太人在以色列是否应当存在的问题上，也与同为“宗教”派的复国主义者存在着巨大分歧。而抛开犹太人这个群体，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以色列的感情也颇为复杂，但无外乎分为支持与反对两种光谱。
笔者将在以下的篇幅中展现针对以色列的四种不同立场，其中犹太人、犹太后裔有两位，非犹太人也有两位（以下人名皆为化名）。
1.安东·戈洛文奇克：一位祖辈移民苏联（白俄罗斯），但仍保留着犹太人认同的“正统犹太人”。
安东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语言学院文化与民族语言系，是一名犹太教信徒，他的研究方向正是西方宗教文化与语言的起源。作为笔者的友人，他曾不止一次向笔者谈到他的家族渊源与宗教信仰。
“我的祖先来自于耶路撒冷，他们在一个关系紧密的正统派犹太人聚落繁衍生息。我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保持对上帝深深的敬畏和对弥赛亚来临的热切信仰。作为正统者，尽管我的信仰已经被稀释了许多，但仍然要保持着研习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
安东同时也是一名东正教信徒，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又有几分合理之处。安东说，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正统渊源”，正符合正统犹太人要求侍奉上帝的“正统”。
“或者说，我们只看重正统。”安东曾对笔者说过这句话。
一个哈瑞迪人拿着祈祷书行走。来源：Valerio Berdini
在此次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他就经常向笔者批判二战后建立的以色列国。安东尤其对它的建立持有强烈的神学反对意见。对他来说，以色列国家的世俗性质是“罪恶的根源”，以色列国的存在背离了他所接受的宗教理想。他经常听长辈讲述他们祖先的故事，他们渴望弥赛亚的到来，在“神圣的指引”下恢复圣地。
安东认为，犹太国家的建立应该是一个“弥赛亚事件”，届时“上帝的神圣之手”将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他看来，以色列的成立及其政治、军事和世俗文化是人类在主动加速一个本应听从上帝旨意的进程，这并不符合圣经和上帝的教义。
宗教信仰与以色列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让安东无法接受以色列的存在。他自称经常参与并在课堂上与人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以色列在道德和神学的角度上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安东说，他自己不会有那些狂热的宗教举动，但他的父母仍在经常祈祷弥赛亚的到来、祈祷犹太人的最终救赎，以及在上帝的指引下在某一天回归家乡。
安东和他的家庭可以代表大部分“正统”犹太人的价值观：弥赛亚的救赎是“正统”犹太人的核心观点。一些正统派犹太人坚持认为，在弥赛亚到来之前不应在以色列建立犹太国家。他们认为，最终的救赎和犹太人返回家园应该是一个神圣的超自然事件。这种观点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即人类建立犹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建立世俗政府的国家，是不成熟的、并且偏离了神圣存在的计划，因此，以色列国家不应存在、至少不应现在存在，“以色列”也不是应当由人类建立的国度。
安东告诉我，他虽然不支持以色列的存在，但也并没有那么的极端。而他父母的观点就比较激烈了：他们强烈反对以色列的一切，甚至想要号召所有在白俄罗斯、俄罗斯的“正统”派犹太人踊跃为巴勒斯坦一方捐款，以消灭“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国。
笔者认为，安东及其家庭的看法应该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正统”犹太人的看法。正当笔者撰写此文时，笔者在论坛上看到了英国伦敦的一场犹太人专访。记者问他们对巴以冲突的看法，他们却称巴勒斯坦人应继续战斗下去，不要放弃与以色列的斗争，最终会获得胜利。这些人和安东一家一样，都是“正统”犹太人的代表。
2.达瑞娅·马克维奇，一位典型的“世俗派”犹太人。
达瑞娅是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设计学的在读本科生，同时也是一位深度世俗化的“犹太后裔”。
“我的祖辈是犹太人，但到现在，我和以色列没有任何关系。”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她同时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家庭移居至白俄罗斯的故事，以及她为什么不支持以色列的原因：
“我知道我的血统和犹太人有很深的联系，但当谈到以色列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复杂。对我来说，这并不是要反对犹太人，而是我反对以色列的行动和政策。”
“我看了新闻，也知道以色列在中东的行为经常引发争议和冲突。当前的巴以冲突、领土争端以及巴勒斯坦平民所遭遇的不公让我觉得这严重影响了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形象。这不仅仅是以色列的问题，还关系到世界如何看待我们。”
达瑞娅接着解释说：“作为一名‘世俗犹太人’（尽管我并不认同自己是犹太人，她随后还对笔者补充了这一句），我一直相信，无论宗教或文化背景如何，我们都可以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以色列应该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存。我担心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会破坏和平，破坏世界对和平的共识，并助长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负面看法。我认为以色列应与其他国家进行公开对话，以寻求他们的理解和寻找求同存异的交汇点。”
她强调，“反对以色列政府的具体政策，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犹太人或他们的自决权。我只是希望看到一种更加平衡与和平的做法，以不损害别人的福祉和权利为前提。我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国家、民族的观点差异很大，但对我来说，这是为了给犹太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让我们无论背景如何都能和谐相处。”
最后，达瑞娅向笔者吐露心声：“我希望未来以色列能够与邻国和平共处，犹太人能够成为世界团结和积极变革的源泉。而奥兹玛耶胡迪特党（以色列著名的极右翼政党）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等极右翼和宗教政党正在接管以色列。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他们，这是为了防止世界彻底把以色列人定格为‘屠夫形象’，这是为了我们全体犹太人的未来。”
达瑞娅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孤例。随着巴以局势激化，其所凸显的政治、军事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和不稳定，世俗派的自由主义者以色列人担心，由极端复国主义者领导的以色列会爆发严重的政治灾难，进而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遭遇严重危机。为了规避危机，近年来许多世俗化的以色列犹太人正在“逃离”以色列。
1946年至今巴勒斯坦控制领土变化 来源：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官网
四十六岁的企业家伊塔马尔·达涅利四年前从以色列移居意大利，他是意大利反对内塔尼亚胡保守司法改革抗议示威活动的主要发起人。
“内塔尼亚胡的改革旨在让年轻、受过教育、世俗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加入复国主义的行列。如果以色列领导人选择极端复国主义而不是民主，以色列将没有世俗者生存的空间。”这位富商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他指出了约占总人口30%的世俗犹太人与极端复国主义者之间的核心矛盾：究竟是“过日子”还是继续复国进程的路线分歧。
犹太人的“反向回归”并不是一种新现象，随着近年来以色列复国主义保守势力的逐渐加强，以色列世俗化的犹太家庭反向移民现象逐渐增多。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说，移民成了规避政治风险的唯一选择。大量犹太人的逃亡，使得这种反向的“回归”变成了一种具有研究价值的政治现象。尽管这会破坏以色列核心的民族归属感，但这些世俗化的犹太人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由于以色列政府和外国驻以大使馆拒绝提供信息，因此我们很难得知“逃亡”的以色列人究竟有多少。但通过对移民情况的观察，仍然能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美国和欧洲国家是犹太人“反向回归”的首选目的地。德系犹太人（三分之一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其祖先从中欧和东欧移民到以色列）和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迪犹太人“反向移民”现象更多，因为他们的血统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获得“母国”接纳的机会。相反，具有中东血统的埃塞俄比亚和米兹拉希犹太人想要移居欧洲国家就难多了。
犹太人的移民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Aliyah”——意思是“上升”——这代表来自海外的犹太人移民是以色列建国的核心。然而如今，从以色列向欧洲和美国的移民（希伯来语中称为Yerida，意思是“后裔”）正在进行政治立场上的转变。世俗化的犹太人开始逐渐疏远日趋保守化和复国主义情绪强烈的以色列国。尽管与“正统”派犹太人在政治光谱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二者在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上殊途同归：都选择了不认同以色列。
两个在政治光谱上完全相反的群体，却在一个问题上做出了相同的选择，这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在充当黑色幽默的谈资之时，也不禁让人深思犹太复国主义者近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3.维塔利·阿特梅耶夫
维塔利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专业，也是笔者的同系友人。受专业影响，他对国际事件、宗教等秉持现实主义看法，站在了维护斯拉夫民族的立场上。他认为巴以冲突的爆发会使西方在相关问题上进退失据，会扩大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腾挪的空间。所以他支持巴以“大打特打”，最好打成长期战争以消耗西方的精力和财力。
笔者认为这种心态代表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与我无关的事则高高挂起，但能让竞争对手感到不舒服，那就是最大的利好。颇为有趣的是，中国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俄乌战争持这种看法，而这种心态尽管看起来非常“冷漠”，但又相当的现实。
他向我总结了他对这场冲突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战争会令西方的注意力分散。
“乌克兰当局对阿以冲突的最新升级一定会非常愤怒，因为他们担心西方对自己的支持会减少，会担心乌克兰的相关议题在西方主流媒体中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新闻。”
“中东战争正中俄罗斯的下怀，因为它分散了人们对乌克兰的注意力。阿以冲突将乌克兰从所谓的‘世界媒体’的头版上完全抹去了。在信息方面的遗忘之后，财务和物质遗忘也会随之而来。在那里，负责欧盟外交的博雷利已经在抱怨，在美国对乌克兰的资助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欧洲本身将无法应对。”
其次是乌克兰收到的援助将会大大减少：
“对于乌克兰来说，任何外部全球事件都意味着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和资源的减少。巴以一旦开战，乌克兰就最好不要指望西方还能大规模援助给他们武器。你看，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埃里克上周还在敦促西方领导人赶紧向乌克兰领导人保证将继续为其提供支持。然而，就在同一天，博雷利就表示，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将无法帮助基辅，因为基辅的预算危机正在爆发。这是他们将向基辅停止援助的预先声明。”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梗图，很好的诠释了乌克兰的担忧
最后，维塔利还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乌克兰政权的形象，会因巴以冲突中新的军火走私丑闻而大大受损。此外，巴以冲突的延续也会直接影响到俄乌战场。
他说，他已经关注到了一则新闻：在阿什凯隆附近，以色列士兵用来自乌克兰的武器俘虏了一批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人又在一辆皮卡车的后部发现了乌克兰苏制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上面有位于乌克兰穆卡切沃市的一个单位的标记。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了一个事实：西方的援乌武器已经流通到了世界的其他地区，而这与乌克兰的腐败情况紧密相关。乌克兰和西方官员无疑会试图掩盖这一丑闻，但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也无疑会更加谨慎，这将严重影响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
他还称，对于乌克兰当局来说，另一个令人不快的“飞来横祸”是一些西方雇佣兵可能会离开乌克兰，他们会前往巴以战场这个有望获得更多收入的新热点地区。例如，波兰雇佣兵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他们没有全额支付承诺的工资，在巴以战争爆发后，这些雇佣兵也会抛弃发不起工资的乌克兰当局，去往巴以“赚大钱”。
此外，维塔利还提到，中东爆发任何冲突都会导致油价上涨。冲突开始后一天内，世界油价上涨了4%。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石油国家的收入将会增长，而乌克兰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进口石油，没有足够的能源，乌克兰军队就不能继续运转，这也是对乌克兰的不利因素。
他以一个本民族和支持俄罗斯的视角，向笔者分析了巴以冲突对俄乌战场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其中的一些观点颇为新颖，令笔者也眼前一亮。笔者认为他的视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绝大部分世界焦点问题参与方以外的国家、地区民众，在面对问题时的本能想法就是关心是否与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利益相关。
4.谢尔盖·尤里
这位既不是学生，也不是过着世俗生活的普通白俄罗斯人，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
他在著名的明斯克列宁广场（独立广场）红教堂（圣西蒙和海伦娜教堂，是白俄罗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中心，教堂内供奉有耶稣的裹尸布）担任对外联络牧师一职。由于教堂就坐落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主楼的马路对面，笔者时常进入教堂内观摩、感受教会文化，因此结识了将要步入不惑之年的尤里。
位于明斯克列宁广场的红教堂
尤里性格沉稳又好客，且英语流利。他一直对笔者这个“忘年交”颇为热情，充当了笔者了解白俄罗斯教会文化的“引路人”，甚至数次想要引笔者“入教”。巴以冲突爆发后，笔者就巴以问题询问了以上的友人、同学，在某天离开学校后，笔者突然萌发了想要询问尤里的想法。巴以问题不止是地缘政治冲突，其背后还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因素与矛盾，如果不能从宗教人士的角度获取其看法，笔者的“调研工作”就是片面的。于是笔者带着目的去了红教堂。
尤里一如既往地招待了笔者，在得知了笔者的来意后，一向沉稳的他也显得有些面露难色。笔者知道他一定对这个问题的观感颇为复杂，他之后说的话也印证了笔者的想法：
尤里的声音混合着深沉的情感和复杂的想法，他对我说：“我的朋友，你看，白俄罗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历史联系是深厚的。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共同的故事，尽管我们的宗教道路不同，但我们有着共同的根源。犹太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影响力深远触及我们地区的东正教和天主教。”
“作为一名牧师，我不能忽视我们与以色列之间的精神联系。《旧约》、我们共同的信仰故事、上帝的教谕——它们将我们的宗教传统编织在一起。我与以色列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以色列所处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圣经中希望和信仰的灯塔。”
“但作为一名牧师，我的信仰教导我寻求和平，成为理解与和解的代言人。目睹圣地的冲突令我痛苦，圣地本应是和谐的象征。我很难在这方面与自己的心灵达成和解。我对以色列有本能上情感的亲密。但战争又是一个沉重地压在我心头的矛盾。”
尤里的眼睛平时温暖而令人安慰，而在对我说这些话时却似乎昭示着他内心的混乱。“你看，我与以色列和以色列人在思想层面就像一奶同胞一般亲密，我们因共同的历史和信仰而紧密相连。然而，作为一名牧师，我也必须相信和平的可能性，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来弥合那片神圣土地上的战争和分裂。”
他总结说：“我的朋友，这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许多处于我地位的人都必须应对这种情感。作为一名神的信徒，我祈祷圣地的和平，并祈祷我还能有力量继续支持我们共同的信仰，即使面对如此充满挑战的时期。”
尤里的想法，初看似乎是矛盾而又复杂的。但笔者却认为非常有价值，因为尤里的看法隐含着如今西方社会（包括俄罗斯等“泛西方”地区）对犹太人、以色列问题两极分化的看法。
尤里因宗教、历史沿革而对犹太以色列有特殊情感，这正是西方社会宗教保守一派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宗教保守派，经常将以色列视为“传统价值观”的灯塔和战略盟友。他们钦佩以色列在动荡地区的生存能力及其对保护传统价值观的做法，这些人可能将以色列视为抵御自由价值观和中东伊斯兰教威胁的堡垒。
而尤里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又代表着西方社会中自由派和自由左翼“白左”对以色列的鄙弃看法。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不赞成以色列的复国民族主义，认为以色列政府应当在相关问题上采用全球主义的视角观点。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强烈复国主义情绪后患无穷，类似于尤里在平衡宗教联系和对某些行为的担忧时的复杂情绪。
而自由主义者与尤里的看法又有所不同的是，以色列的政治格局受到宗教政党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其政策制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那些主张宗教与国家分离的自由主义者，可能对东正教对以色列政治的影响持批评态度。如以色列对安息日（Shabbat）的公共交通和购物等活动进行限制，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其“限制自由”的做法已经批评多年。
尤里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笔者的疑惑，他让笔者看到了西方社会两派针对巴以问题的不同看法，也让笔者从这个问题中看到了西方社会如今的撕裂。他以一个“宗教保守者”的身份坚定了笔者在该问题上的看法：即使是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朴素好感基督教宗教人士，其也无法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视而不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要求理应得到回应。
结语
这场战争还让笔者关注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针对巴以问题，各国在微博等中国社交平台上的“赛博升堂”。各国政府驻华使馆为了占据舆论高地，在微博等平台纷纷亮明立场排座站队，甚至“隔空对线”，好不热闹。
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一向是明确的：支持“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在1967年边界的和平建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需求等。爱国者跟随国家立场准没有错，但面对汹涌而混乱的舆论场，我们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的情况。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看看局外人、看看我们之外的人的想法。“外人”的思想可以是一把衡量的标尺，也可以是一面镜子，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框定我们自己的思想，剔除一些不必要的疑虑。
以上笔者所联系并交谈的四人，他们分别代表了“正统犹太人（宗教犹太人）”“世俗犹太人”“现实主义者”“局外宗教人士”的看法。他们的看法都有其局限性，但又各有各的合理之处。偏听采信任何一方都会对巴以问题的认知产生负面性的影响，只有采纳四方言论中的积极因素，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看待巴以问题。
同样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笔者认同维塔利·阿特梅耶夫的现实主义观点，但又在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朴素情感上，与谢尔盖·尤里站在了一起。至于其他人、其他立场的观点，笔者既不信仰宗教、也非犹太人，所以不选择与其一道。所谓兼听则明，但也要具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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