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何谓西方？——一个富有争议概念的多义性
【文/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翻译/陈浩】
“欧洲”和“西方”：异化的程度
本文处理几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它基于一项日常的观察，即我们有时讲“欧洲”，有时讲“西方”，所表达的意思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区别在哪、这种区别有何意义、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欧洲时代的终结”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西方时代的终结”？
只要对“欧洲”和“西方”这两个词汇稍微作一番审视就会发现至少有三点不同之处。首先，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体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西方在哪里？它的坐标是什么？从地理上讲，它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在历史变迁中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以及一种在政治上以类似方式建构的国家形态。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
其次，欧洲始终是作为一个地理或者文化实体而存在，但西方却不是。我们说古代有西罗马帝国，而不说“西方”。古代中国把帝国之外的蛮族居住的广袤内亚地区称作西域，而不称“西方”。长期以来，西方仅仅是指一种自然方位：日落之处；还有一层衍生意义，即尽头和往生世界。我们所熟稔的现代西方概念（也就是那个作为实体的西方，也是作为活跃分子而惹是生非的西方，例如到处进行军事干预）是何时兴起的？这一概念又是如何因时代而变迁的？
最后，“西方”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模棱两可的歧义，而“欧洲”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譬如，“西方”显得具有某种人们所捍卫的尊贵和崇高之义。当我们要展现自身光鲜亮丽的一面时，“西方”指的就是西方文明。但同时也有人坚决反对西方，甚至是憎恨西方。在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和朝鲜就有这样的人，甚至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略轻。在1930年代，日本和纳粹德国反抗一个根深蒂固的“西方”。“欧洲”概念所唤起的极端情绪，迄今为止充其量是表现在狂热的欧洲民粹主义分子和“疑欧派”人士身上。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中，如果说某人是“反西方的”，那是特别严厉的批评，意味着极端的、残暴的压迫运动，以及向西方施压的国家领袖和政治人物。反西方的立场是灵活的，它既可以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有所弱化。21世纪初古巴和伊朗在国际政治中的言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的官方对西方的侮辱都有明显减弱的迹象。
“反欧洲”的立场，则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名，长期以来它只是处于政治包容的语境之内。反欧洲，一般指的是基于民族国家意识而对“布鲁塞尔”所具有的表面或实际上的威权持保留意见。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后来则有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或者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上述三位恰恰不是来自流氓国家。因此，来自欧洲本土对欧洲的批判，要比在国家利益话语中所表达的对西方的批判更加有力，后者是对西方文明及其所形塑的国际秩序的原则性抵制。在批评者眼中，“欧洲”首先是一级官僚机关，它要从他们身上剥夺一些东西：金钱、自由、安全和认同。
198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唐宁街10号外
简单来说，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拥趸——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反过来，西方的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之类的标签。
不对称的“西方”形象
在此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具有一种优势，即通过历史语境化的手段来摆脱概念引起的纷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手段同样也适用于欧洲的概念。历史表明， “西方”最早于17世纪得到了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含义扩展。那时，西方的概念首次适合用于一个并非仅仅以宗教为底色的统一大陆。“西方”在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有一个至今影响深远的表述，即便该条约并没有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囊括进去，甚至也没有能平息欧洲的战火。隐喻性的题材在当时绘画和雕塑中十分常见，表现的是欧罗巴女神骑着公牛被其它大陆的神祇所环绕：阿非利加骑着象，亚细亚骑着骆驼。这类图像直到20世纪早期还被用作帝国主义的宣传。
“西方”没有这种图像资料的配套。人们是如何形象地展现“西方”的呢？是通过北约这个罗盘，还是通过孟德斯鸠或亚当·斯密的肖像画、丘吉尔或里根的头像，抑或是驻扎在印度库什的美军或德军的照片？上述答案都不具说服力。就“西方”而言，我们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图像史。在文化史和思想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赖文本。从零散的史料中，只能重构出一部非常简约的“西方”概念史。
希腊古瓮上的“欧罗巴与公牛”
“西方”这一概念，历史并不悠久。近年来尝试书写西方历史的史学家们，似乎并不认同此观点，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与我在此要做的有所不同。他们追问的是：我们今天所标榜的“西方”所具有的正面特质，最早是何时在历史上出现的？唯心派史家追寻一神教或民主的踪迹，并上溯至古埃及或古希腊时期。唯物派史家则对导致后来欧洲和北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地区的经济学动因的源头甚感兴趣。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定居农业的发明。从上述追溯性的重构来看，“西方”的历史确实悠久。但西方的概念史却并非如此。如果考虑到以下三点，就会得出这一结论。
第一，当欧洲人越过他们位于欧亚大陆尽头的欧洲半岛的边界，并远离他们的大陆而去的时候，“欧洲”的概念已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准确，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西方的概念是以欧洲的扩张为前提的，即在海外新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可以说，没有美洲，就没有西方。
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对立面，它因与其它的概念有所区别才得以存在。一些文化研究者指出，身份认同只能经由“他者”建立在差异的建构之上。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平淡。但是，欧洲的概念就不存在这种状况，不是吗？人们可以在不提及亚洲或非洲的情况下，反复地谈论和书写欧洲。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西方”是一个不对称的概念。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在此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当傲慢的人不愉快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伤感，就如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不禁要从概念史的角度去问：西方究竟是从何物区别开来的？
欧罗巴女神500法郎精制银币，比利时1999年发行
第三，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西方概念，如果撇开上文第一点中所提到的“外欧洲”维度，那么它在空间上的范围要比欧洲更小。它只包括欧洲的部分地区。或许这一点在当下正发生着变化：阿尔巴尼亚自2009年已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俄罗斯却不是。西方的概念始终能在欧洲境内划出一道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西方的概念，对一个原则上是同质化的欧洲概念产生了内部差异化和彼此隔绝的影响。在西方的概念里，蕴含了一个同样棘手的“文明”概念，更准确地说是“文明化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明的反差，就没有西方。
因为上述缘故，在所谓“西方和西方以外的地区”、西欧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欧洲的分裂，也属于西方概念的范畴。在地理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位于法国的西方，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将这两个国家视作稍逊一筹的南欧国家。自2007年欧债危机以来，这一古老的中心与边缘的地理格局又再次得到了强化。北美则发生了讽刺性的反转：那里本来是美洲大陆上未开化的荒凉西部。美国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位于它的东部，也就是大西洋沿岸。
那么，该如何从概念史的角度对西方进行定位呢？
1760年代至1780年代的美国革命，是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法律为名义发动的一次起义，经由英格兰人托马斯·潘恩的鼓动而激化，反对的是不列颠的皇权，和（后古典）民主的祖国。在整个19世纪，随着数以百万计的欧洲移民跨越大西洋，带来了新旧大陆之间紧密的往来。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低估大西洋两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陌生感。直到19世纪末，前往美国旅行的欧洲人士，仍然使用着迪士尼乐园游客的那种戏谑式旁观者的口吻来进行报道。持续到1865年的奴隶制，反过来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树立了一道精神隔阂。此后，在美国第一次经济大繁荣的时候，欧洲的报道中充满了反对美国人的“唯物主义”和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肤浅的鄙视。
美国自由女神像
从政治上讲，美国与它所源自的盎格鲁—萨克逊的母国——英国之间，本身并不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更是如此。众所周知，1914年一战爆发之际，美国并没有出于自发的西方阵营的团结而站在英国这一边，直到1917年出于冰冷的动机和利益的考量，才这么做的。在1940年英国单枪匹马抵抗希特勒之际，为了捍卫“西方的价值”十分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美国却置之不理。美国直到1941年被日本人袭击之后，才有所行动。
一个跨大西洋的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从1941年《大西洋宪章》的章程开始酝酿——直到1942年初随着战争向全球的蔓延才得以实现。政治上的西方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它的首要对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次要对手是1945年之后的苏联共产主义。它在当下的对手则相对比较模糊：“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关键词有时可以概括，但也不尽然。每个阶段都是为一个开放社会抵御其敌人（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话）的过程。
《大西洋宪章》
在其背后还有第二种历史隐约可见。在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看来，所谓的自由西方，是包括美国的。在受到专制国家机器的迫害后（譬如德国1848年的逃亡分子），如果人们愿意，是可以在美国找到避难之所的。但是，自由西方的对立面在何处呢？一个自由的西欧形象是在何种情况下兴起的？它的对立面不再是奥斯曼帝国、印度或伊朗所谓的“东方专制”了，人们在17世纪对这些是有所畏惧的。更多的是在欧洲大陆内部的专制：沙俄帝国。
作为与大英帝国并列的两大国际强权之一，沙俄帝国自1820年代以来就在它国境以西的名声一片狼藉，而且此恶名一直背到19世纪90年代，彼时它通过工业化逐渐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同时被已经民主化的法国接纳为外交盟友。在此之前，沙皇俄国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一个残暴的军事国家、俄国人民的监狱——但在18世纪晚期，尤其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还没有形成这种印象，这一负面形象始于热爱自由的波兰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是作为沙俄专制的对立面而兴起的。于是，在20世纪初通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这一对立面的建构重新激活，也就不是难事了。“西方”作为“非俄国”而存在，这一动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
至于第三种历史，就是作为“非东方”的“西方”了。这一历史也有跨大西洋的背景，是更纯正的西方。美国在地理上是远离穆斯林国家的，而且与其往来稀疏（大约到1950年为止）。不过，北美却是中国和日本劳工的重要移民目的地之一。美国的铁路轨道主要是爱尔兰人和中国人建的。美国内战之后，国内爆发了排外情绪。自19世纪80年以来，美国政府针对亚裔实施了严苛的移民政策，而这种移民管制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尚为罕见，必须要说，那是种族主义政策。几乎同时，对某种“黄祸”的恐惧，开始在大西洋的两岸兴起，绝非仅仅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一个幻想——他臆想着亚洲铁骑会在某天来袭欧洲。
美国人的东方，首先是在东亚，但是完全可以与欧洲人的东方相媲美，后者位于中东和北非。关于所谓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在过去40年内有大量作品发表。人们所做的工作，无外乎是把欧洲人对穆斯林民族的优越感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把欧洲的东方学学脉也扣上民族优越感的帽子。在欧洲殖民地那里，例如英属印度、阿尔及利亚或印度尼西亚，这成为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欧洲人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东方主义式的隔绝，几乎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产物。对于穆斯林知识分子来说，这近乎是一种侮辱。没有人愿意别人说自己的文明是缺乏生机的、贫瘠的、疲软的，甚至是曾经大国的落日余晖，不再具有生命力，需要别国的委任统治。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东方主义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欧洲人在当时并不把无害的东方视为来自东方（或南方）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不像对13世纪的蒙古人、16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或者冷战时期的苏联那么恐惧。在19世纪的欧洲人和北美人眼中，就政治和经济实力而言，亚洲就从来没有被当回事。这一点在20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改变，日本意外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虽说殖民势力始终要防备着当地的起义，但没有人预判在伊斯兰世界会出现一股反欧洲的洪流。在1950年以前，甚至是1980年以前，只有极少数的政论家能够想到中国和印度将来会成为世界强国。关于这两个大国崛起的预判，都是近年来的事情。与“非俄国”的“西方”不同，“非东方”的“西方”不是政治上的隔绝和切割，而是文化上疏远的现象。
从外部看西方
上述三种对西方的身份界定——分别与“东方”、“专制俄国”和20世纪国际政治中的“盟国对手”的对立，是如何互相作用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论述。相反，这里应该讨论一个经常遭到忽视的情况。
我们不应该高估人们对西方价值、欧洲文化遗产和欧洲价值进行反思的频率和深度。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它并不是欧洲伟大思想家们的核心关切。就他们当中许多人而言，人们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找到他们对欧洲或者西方的思考。只要欧洲人觉得他们比其它地区富强，尤其是在19世纪，就无需再费力去寻找显示自身优越的证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上文中提到的东方主义，也仅仅是某种自创理论的一种观点。对自身认知的深入程度，是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同步的：例如19世纪早期、一战以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成为畅销书）、二战以后，以及当下。“欧洲时代的终结？”这一话题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上海三联书店，2006
在西方反躬自问的同时，他者也从外部用犀利的眼光看待欧洲和西方。在19和20世纪的日本、中国和印度，越南、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都有人十分仔细地研究着西方。在那些地区，亚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目睹了殖民列强在各自国家的存在，他们的西方形象自然就会因之而变得有所指向性。例如，印度人的西方就是英国殖民者，越南人的西方就是法国殖民者，刚果人的西方就是比利时殖民者，菲律宾人的西方就是美国殖民者。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也会关注其它的西方殖民国家。
在那些没有任何殖民势力的地方，则是一幅广角镜。奥斯曼的精英受法国的影响至深，但也对英国和后来的日本感兴趣，它的军事顾问则主要来自德国。日本人在1860年以后派遣了一系列的大型使团，周游欧洲和美国。他们把世界看作是各种国家发展模式的超级市场，可以择善而从：从这里学习法律和军事制度，从那里学习技术，再从另外一处学习音乐和历史，只有亚洲国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中国和暹罗紧随其后，只是规模略小。他们都采取一种有选择性的西方化政策。今天的中国在全境实施150年前开始的这样一种西化战略。
我们必须要清楚，在西方以外的地区——首先在日本——早已兴起了目标明晰的针对“西方”的评估。所谓的“西方”，不仅是“欧洲”，因为美国在东亚的出现和存在，要比在中东和近东早一个世纪。美国于1844年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往清朝派遣了数以千计的传教士。1853-1854年日本开埠，随之而来的是一支美国舰队。总之，在东亚人们很早以前就已经与欧洲和美国打交道了。敏锐的观察家对西方内部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差异了如指掌，也能分辨出不同的帝国主义政治体的风格。在语言上，也已经有催生了大量有关西方的术语。
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很少用一种惬意冥想的方式来对待“西方”。有时候，西方在军事和经济上具有侵略性，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尽量要用西方自身的先进武器来对付西方。有时候，西方又是确实是值得钦佩的。在19世纪，西方自身的诉求，即成为世界范围内领先的和标杆的文明，多少是实现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内部化了。其它的一些过激的主动西化的行为，例如采用欧洲的服饰和建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外部他者对欧美西方的评价，要比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美国人单方面的自我定位，要显得更加矛盾。西方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首先，非西方人士会发现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个巨大的伪善：西方人虽然有民主、平等、人权和公民权，但是他们却不在自己的殖民地落实这些。
不仅理论上，而且实际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至今存在），如何吸收西方的优点，但不改变自身的本体。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就有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探索西方化的道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相反，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把西方化进程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要对西化的前提具有发言权。在这方面，土耳其、伊朗和中国至今都是很好的例子。
未解的问题
我的结论，恐怕要让在座许多听众的期望都落空了。我对拉美只字未提。社会学的时髦词“现代性”，也没有出现。最重要的是，我没有重复所谓西方的成就和美德这一陈词滥调，以及这一论调自18世纪以来是如何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呈现的。我也没有从发生学的角度把“西方文明”从古典时期梳理一遍。这些，有专门的权威人士去做。
不过，我可以提炼出三点结论。
首先，认为某些东西“只在西方有”的论断，是要存疑的，它们并不是基于实际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至少要对另外一种文明有深刻的认知。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往往就会用一种生硬的非黑即白的思路去解释那些模棱两可的现象。于是，西方的个体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相对；启蒙的西方与混沌的东方相对；理性的西方与蒙昧的东方相对，等等。我们应该避免这一类刻板印象。
其次，即便是在地理上的西方内部，关于“西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属性，也是始终有争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和德国人互相希望彼此从西方阵营驱逐出去。著名的德国教授在宣言中呼吁，要把欧洲的（准确地说，是德国的）“文明世界”从法国和英国佬手中解放出来。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执政期间，人们在考虑超越大西洋框架的事情，把西方阵营推向了分裂的边缘。如果还记得他们在我们“西方”当中代表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思潮，那么代表美国利益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就不会博得多数欧洲人士的同情。乌克兰与西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前哨、桥梁，或者压根就是冒牌货？还有，什么才算是“西方的传统”？苏格兰裔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作为当今历史通俗读物最成功的学者，从一种激进的市场自由主义角度，将整个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即便不是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从西方的历史中剥离了出来。可见，“西方”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建构。
Niall Ferguson, Der Westen und der Rest der Welt. Die Geschichte vom Wettstreit der Kulturen, Berlin 2011
最后，毫无疑问，有许多文化要素是在欧洲“发明”的，它们后来成为了普世的准则，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它们都是由帝国主义霸权强制实行的，例如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人权思想、三权分立的思想、奴隶制的废弃，等等。当提到上述成就的时候，今天的欧洲敢对其中哪一项宣称有权利？欧洲对其中的哪一项拥有知识产权吗？欧洲有权让人对它感恩戴德吗？它会得到回报吗？
最后我们来回答：“西方的时代”终结了吗？
作为历史学家拥有一项道德上的优势，那就是不必对未来作预测。只有很少极有预见的预言，后来真正实现了的。几乎没有人在1780年预言1789年会爆发法国大革命，更没有人在1980年预言苏联和苏维埃帝国主义（译按：指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会解体，它们在11年之后却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在2008年之前预言会发生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预言到日本福岛核泄漏将会成为第二个诺尔切贝利的少数几个人，都被视为乌鸦嘴和扫把星。慎言未来，是智者的戒律。下面，我只能勉而为之。
我们应该对所谓“缓慢衰亡”的陈词滥调保持怀疑，它是与历史循环论捆绑在一起的。当然，确实存在某种衰微：例如拉丁语在欧洲的式微，或者去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衰落。历史学家对这些现象往往都是后知后觉。文明及其所形塑的时代，更常见的是在瞬间坍塌。坍塌的原因有传染病、自然灾害、革命和战争，甚至还可能是技术革命的影响。这些原因中没有一项是能够可靠地被预测到的。我们可能站在欧洲或者西方时代的终点却对此浑然不知。
如果西方的时代终结了，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有点幼稚，因为毫无疑问地可以预见，总会有人来“统治”世界或者主导世界的。一时间，这种想法变得时髦了起来。2011年最畅销的历史学书籍，是加州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写的《谁统治世界？》许多人信奉有关世界帝国轮替的古老信条，相信在欧洲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很少说“美洲时代”）之后必然是一个亚洲时代。
[美]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中信出版社，2014年
然而，一定会是如此吗？作为当下唯一能够实现崛起的国家，中国是否真的有意夺取在国际关系和军事方面世界主宰者的角色，就像大英帝国在1880年以及美国在1960年（译按：指美国参加越战）和1995年（译按：指世贸组织成立）所做的那样？中国会把它对正义政治和美好生活的理解，或者简单地说：它的理念和价值，强加或者强迫给世界其它地区吗？我们是否都走上成为孔子信徒的大路上？是否如某些媒体和智库所猜测的，龙和鹰的终结一战将不可避免？这些都是存疑的。
当欧洲不能阻止令其不悦的事情发生之际，欧洲的时代就终结了。但是，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发生的。当统一的西方再也不能阻止令其不悦的事情发生之际，一个西方的时代可能也就终结了。但是，很多西方的东西仍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欧洲—美国的西方所拥有的一项极具影响的发明：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已经成为了“后西方”和“全球性”的产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