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这一点，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

【口述/郑永年】

我对未来十年趋势判断

今天的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世界市场的不景气，那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全球经济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只发生在少数几个阶段的少数国家，而低增长甚至滞胀则是常态，具有普遍性。

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传统的投资、贸易、消费“三驾马车”已经很难再拉动经济增长，需提出新的“三驾马车”：政府投入基础科研，企业进行技术应用创新，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投资支持。

现在说房地产出现问题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高峰已经过去了，不用说农村，光是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就达到了40多平米，放在世界也是相当高的了。房地产实际上也已经饱和了，想让房地产再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长期依靠房地产而成为发达经济体。但是还要再加一句，我们只能说数量型扩张的房地产已经到了终点，高质量的房地产还没有开始，这才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做的。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包括消费社会也是一样的，消费的增长完全依靠中产阶层的扩大，中产社会跟消费社会基本上是同一个词，能可持续消费的就是中产。尽管我们有4亿中产了，但是占全体人口比只有不到30%。从亚洲四小龙看的话，它必须超过50%，甚至达到65%到70%才能被称为中产社会。所以我们的中产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如果到2035年有七八亿中产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中产社会。

“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有财产，要保护自己，因此内化出法治意识。除此之外，中产阶层的壮大还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秩序稳定，因为这都触及他们的切身需求。所以在空间还有余量的情况下，我们提倡共同富裕。

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增长是有的，但是它的增长是排他性的增长，少部分人越来越富裕了，大部分人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反而成为受害者，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小。所以我觉得从政策层面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培养中产多么重要。

浙江现在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有三条：第一，上不封顶，鼓励企业家赚得越多越好，发财致富是光荣的；第二，要保底，把社会的底层保护好，因为社会是资本、政治、社会这三块里面最脆弱的一块；第三，要扩中，把中产阶级扩大。

我建议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一句话，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实际上我们缺乏的是如何把这些转化成行动，只有通过行动才能通向未来。

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应对

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来看，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可以说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最大的变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用平常话来说，我们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也从方方面面表现出我们的韧性。

面对新形势，我们更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崛起，接受中国的崛起，跟中国分享共同的发展成果，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直说国际社会有硬力量软力量，光有一个硬力量，没有软力量，人家就把你的硬力量称为威胁。那么软力量的标志是什么？第一，愿意来读懂中国；第二，能够了解中国；第三，接受中国；第四，不仅接受了中国，还向其他人传播中国的理念，传播中国的实践经验。

中国有几千年不中断的文明，近代以来有成功的革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有成功的建设经验。198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去年达到近13000美元；以前还没有中产阶层，我们现在有4亿中产；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40年让8亿多人口脱贫，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有30%以上。所有这些数据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奇迹。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故事就是要讲好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有可持续的支撑和领导。从制度入手来叙述三个“可持续”，基本就可以把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讲好、讲清楚，从而把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

另外，我非常赞同一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来重塑甚至重建国际秩序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那么主要是明确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我们如何还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说永远维持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二，我们如何在保证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推进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来保证我们2035年目标的实现。

华为“遥遥领先”的几点启示

今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中国要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来说，我们都刚好处于一个中等技术水平，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从0到1的原创性思想少而又少，甚至没有。当我们说“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最多就是“中国组装”。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提倡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就是要强调原创。

第二，从1到10的刻度里面，我们只做到了从4到7，8到10的少之又少。凡是能做0到1原创的，也可以做8到10的应用；但如果不能做0到1的原创，做4到7也就到顶了。

中国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体量巨大，进而成为各国资本和技术的首选。世界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有效“配置”，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能。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中国的企业过度追求西方技术的应用和改进，而忽视了原创技术的投入和研发。因此，今天当美国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全球市场进行深度干预的时候，中国就面临被“卡脖子”和“脱钩”的风险。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尽管我们应用了大量的美国技术，但是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应用技术市场，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多少钱，又反过来提高它的技术水平。日本韩国学习西方技术三十年以后，科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原创。

实际上我们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像华为，以前华为的态度就是我买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冲突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世界市场采购。但是当地缘政治冲突发生，被卡脖子的时候，没有技术就要死亡，企业就不得不自己去投入做了。

华为的“遥遥领先”说明了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具有韧性的；第二，我们是有创新能力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赶得上甚至超过西方技术的。

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企业家现在有点悲观了，因为之前太顺利了，前面几十年国内的现代化跟国际层面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股力量是朝同一个方向，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但实际上从大历史来看的话，地缘政治跟技术发展是互相关联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制造业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我想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像华为那样，这既是个危机也是个机会。

中国怎么培养出“马斯克”？

我们非常需要有像马斯克、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想要培养人才，高层次的开放很重要。就国际化而言，我们远远比不上纽约湾区跟旧金山湾区，外国人口占比达到40%，这40%表明这两个湾区的开放度，硅谷的外国人占60%，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创办的。

客观地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是世界聪明人在美国制造。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人才的竞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二战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冷战时更是吸引了大量苏联、东欧的人才，用世界人才跟苏联竞争。我们要看到至少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人才高地。像马斯克、乔布斯，都来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不同人才才能带来文化冲突，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同类人才更多的是物理反应，培养不出马斯克、乔布斯。

我们现在的人才观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导向，比如一定要有个两院院士、一定要有一个帽子。马斯克、乔布斯有任何的帽子吗？我们现在的人才几乎是用政策的方式，由公务员官僚机构来定义的人才，但在美国，只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就是人才。

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齐全的一个国家，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才载体。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仅要有好的政策，还要去行政化，行政和政治的东西对人才的使用会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要有意识地构建很多的人才载体，如果没有人才载体，即使有了好的政策，人才也没地方去。

所以首先我们的人才观一定要改变，不是说人才就一定要是两院院士，或者一定要有帽子；第二就是人才吸引要跟你的经济科技科学发展结合起来。从大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基础科研的人才，还需要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人才，尤其是企业界的工匠人才。

面对当下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读懂中国”事业的重大意义，而“解释中国”是“读懂中国”的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任重道远。基于这一信念，郑永年教授最近出版了《中国叙事》这本书，书中通过对长期研究基础的“非学术”表述，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只要我们有意识，解释中国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