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马克之冠：举报老师点外卖、穿裙子，有的家长为何如此极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一

近来湖北省的一则小学教师被举报的新闻，在学校老师和家长群体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遭到个别家长的不断举报，举报理由堪称匪夷所思，该教师驾车上下班、上课穿裙子、在校点外卖都成了槽点。

后经该校调查核实，该教师并无失德行为。可以说，个别家长的举报行为纯属恶意刁难和没事找事，属于滥用维权渠道。

必须指出的是，此类事件并非个案，部分家长群体滥用维权手段，粗暴干预社会正常运转，对一切他们认为影响到自己孩子鲤鱼跃龙门的因素大打出手，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免死金牌横行霸道已非一日。

远的不说，就说每年高考季，考场周围几乎必然发生家长作妖事件。

比如今年6月份，就有个别家长声称，由于考场周边有高铁铁路，为了减少噪音，询问能不能让高铁降速甚至停运，以免影响到考生发挥。此事在当时就引发了相当一部分公众的反感，有人说的话话糙理不糙：“要不要为了让你孩子高考，干脆停止地球自转算了？”

其实这还算是比较温和的，毕竟只是提一提意见，就算意见本身不切实际，但至少没有把手伸得太长，而个别家长则更为过分。

比如，笔者居住地这边就曾经发生过家长前往距离考场近两公里之外的一处工地阻挠施工以减少噪音，为此与工地工作人员爆发冲突的事件。还有家长自行拉起非法拦截线，封锁考场周围交通，阻挠车辆乃至行人通过。最好笑的是，甚至还有家长要求考场周边执勤安保的警察将执勤点竖立的红蓝警灯关闭，以免“晃到考生的眼睛”，警察拒绝后和警察发生肢体推搡冲突。

此类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给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的范畴，而是一种上纲上线和扩大化。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为了考生们，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个别家长的偏执情绪和强迫症。

而且，此类事件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教学和考试等专属于教育工作的领域，在其他领域也颇为常见，尤以文化产业领域为重灾区。

在文化产业从业者和文化产品的重度消费者中，“家长”这个头衔简直令人闻风丧胆：网文被他们认为写得太过露骨，影响了他们孩子学习，举报；电视剧被他们认为影响不好，干扰了他们孩子上进，举报；游戏被他们认为会导致孩子沉迷其中，减少了做题的积极性，举报；短视频被他们认为分散了他们孩子的注意力，举报。

这里不妨化用一下郭德纲的著名台词：“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关键是你得好好做题。”

二

在笔者看来，中国部分家长之所以会如此滥用维权工具和举报渠道，如此偏执而神经质地消灭那些在他们看来影响了自己孩子做题的外部因素，根子出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且久治不愈的教育资源军备竞赛问题。

可以说，中国社会对教育的理解，是比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要拔高一个层次的——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教育被认为只不过是掌握一门谋生技能所必须经历的途径，或者只是单纯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而在中国，一个人若是没有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没有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在社会和家庭层面是会被认为具有人格上的缺陷和某种道德上的不完整性。

换言之，教育对中国人来说，不只是一种生存策略，更被视为一种价值诉求、一种精神寄托。为了教育，众多东西都可以放弃或让步。

早年中国的许多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句相当出名的口号：“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话深究下来，实际上颇有几分细思恐极的味道——因为它在实践层面往往表现为贫苦家庭或地区穷尽一切，砸锅卖铁，把仅有的一点社会财富全部兑换成当地所能接触到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以背水一战的架势全部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中去。

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固然可以被解释为家庭责任或者亲情所致，但其底层逻辑中所蕴含的对现状的绝望和对抓住“改命”稻草的不择手段，则是令人胆寒的。

可以说，他们为了摆脱现状，把自己打磨到了极致。假如发生了任何可能影响到他们教育资源的利用和获取的问题，哪怕是最轻微的问题，他们也会激动不已。而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最终教育所产生的收益无法覆盖教育投入，也在所不惜。

比如当年颇为有名的纪实题材电影《背起爸爸上学》里有这么一个桥段：男主石娃的父亲因工受伤，瘫痪在床。为了让自己儿子放心去省城读书，不被自己这个包袱拖累，他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且差一点就得手了。最后男主石娃为了既照顾自己瘫痪的父亲又能继续读书，就只好背起爸爸上学。

这种不惜放弃生存权也要全力保障教育资源的做法，在世界上其他文明圈是不多见的。

教育资源“军备竞赛”一开始还停留在可量化、可感知的物质阶段，比如追求名师、名校、教培、学区房、长课时、大题量、好专业、优质的文具、精美的书包、度数合适的眼镜。但正如人世间的一切军备竞赛都没有尽头一样，这些还远远不够，至少在家长们眼里是不够的。

当物质因素的内卷卷无可卷，有形的竞争到头后，就开始了无形的竞争，比如教室里的座次排位、作息时间、教职工的精神面貌、学校的校风、班级的氛围、早恋，甚至连流行文化产品都要被囊括其中。

那位湖北老师之所以会因为穿裙子、吃外卖等被家长举报，本质上就是这种“军备竞赛”逐渐失控的产物——家长对教育资源的极致追求达到了形而上学的程度，以至于对学校教职员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都有了过于极端化的要求。他们会严厉审视一切不符合他们道德观感的事物，并激烈纠正一切潜在的偏差，当教职员的个人行为与这些家长的道德审美相抵触时，他们就以道德警察自居。

教育资源的“军备竞赛”之所以如此激烈，根子在于中国说到底还是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且产业结构多居于价值链下游的国家，劳动雇佣市场并非双向选择市场，而是一个纯粹的买方市场，且并不掌握劳动力的定价权。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要想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把自己“卖”出一个好价，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无止境地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让自身更加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雇佣需求。

而对于雇佣方而言，既然劳动力供应极大丰富，工作岗位属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那他们在选择雇佣劳动者的时候，自然就会优中选优，既要好，又要便宜，还要任劳任怨，如果又能跑又能不吃草那就更好了。

这种越拔越高的市场需求倒逼劳动力供给侧越来越卷，以至于诸如985、211、双一流等教育界院校分类术语，迄今依然在劳动力雇佣市场和高考业界挥之不去，给了广大企业的HR们一个简单好用的标签化解决方案。

三

教育资源进入“军备竞赛”，由此衍生种种乱象、种种人世间的悲喜剧。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位老师因穿裙子、吃外卖等被举报，只是这种时代大背景下的一段小小插曲。

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此类问题的根源错综复杂，发展脉络盘根错节，要解决它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三言两语的简略方案，而是一套系统化的社会工程。这不是笔者所能染指的，笔者只能本着和稀泥的态度，对家长们提出一些个人忠告。

首先，随着发展红利期的逐渐消退，继续往教育中过密化的投入资源已经变得不再明智，至少不再是一个具有较高性价比的方案。由于边际效应的愈发严重，将资源不成比例地投入到教育中，极其容易导致收益无法覆盖成本。

当然，笔者并不是在鼓吹“读书无用论”，而是说，面对新的形势，在对待教育问题的态度上，以往那种一切为做题让路乃至“要文凭不要命”的态度，恐怕已经变得相当不合时宜。再或说得更直白一点，卷了有用的时代，你卷一卷也就算了；卷了也没多大作用的时代，你还硬着头皮瞎卷，图个啥？

其次，为人处世要有边界感，不要把自己的手伸得太长。不是所有人都有义务照顾你的诉求和情绪。你的孩子的前途在你心目中可能独一无二，但在旁人看来，与我何关？

基于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在自愿且有余力、不对自己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前提下，陌生人为学生们给予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遇事行个方便并无不可；但若是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旗号就对他人实施道德绑架，妄想强迫全世界如众星拱月一般绕着你的孩子转，那未免有点自我意识过剩。

另外，施压和催逼本身也是有边际效应的，家长们若是把实现阶级跃升的诉求寄托在单纯的做题上，并企图通过对教育从业者和自己的孩子无休止施压来实现这一点，那他们将很快领悟到为什么消极怠工和躺平摆烂是对付高压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老师和学生只要照本宣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足以让你的所有期望落空。

就像军阀混战时期的兵油子一样，见仗了对天放三枪，就算对得起这几块大洋的军饷了——毕竟输赢是你大帅的事，与我何关？

最后，凡事都要有个度，没有什么比滥用权利更能伤害权利本身。

家长自然享有监督学校工作的权利以及配套的举报渠道，但这种权利和渠道的作用，是给家长提供一个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塑造良好学习环境、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工具，而不是给了家长们一面肆意干涉他人私人事务的“免死金牌”，更不是给家长们颁发了一张当道德警察的执法许可。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学生的三观和人格，如果家长自己都拒绝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只会无休止地诿过于人，把做题不利的原因归咎于外界，那学生要能形成健康良好完善的人格才是咄咄怪事。

做题之前，先学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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