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美国垄断了巴以和平进程的主导权，但均以失败告终

【文/斯蒂芬·沃尔特，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各自悼念死者、焦虑不安地等待有关那些失踪者的消息时，对许多人来说，将冲突爆发的责任推卸给对方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希望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哈马斯，后者无疑要对以色列平民遭受的可怕袭击负直接责任。至于那些更同情巴勒斯坦主张的人则认为，这场悲剧是以色列数十年来强占巴勒斯坦领土、长期残酷打压巴勒斯坦民众的必然结果。

另一些人则坚信，双方都要承担许多责任。任何认为一方完全无辜、另一方应负全部责任的观点，都已经丧失了公正判断的能力。

争论哪一方的过错最大将不可避免地掩饰其它重要原因，而这些原因仅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之间的长期冲突有松散的关联。然而，即使在当前的危机时刻，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些其它因素，它们的影响可能会在当前冲突停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

取决于论者的立场，可以从多个角度追溯巴以冲突的起因（是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的《犹太国》一书？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1936年的阿拉伯起义？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计划？1948年的阿以战争还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但我会从1991年开始说起，当时美国成为中东事务无可争议的外部力量，并试图打造一个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区域秩序。

在这一大背景下，至少有五个关键事件或因素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两周发生的悲剧。

第一个事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及其影响：马德里和平会议。海湾战争以震惊世人的方式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外交技巧，消灭了萨达姆·侯赛因对中东地区力量平衡构成的威胁。随着苏联濒临解体，美国牢牢占据了中东事务的主导地位。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以及一个经验丰富的中东政策团队抓住机遇，在1991年10月召开了一场和平会议，邀请到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

1991年在马德里召开了讨论巴以冲突问题的和平峰会

虽然这次会议没有取得具体成果，更不用说最终达成一份和平协议，但它为正式构建一套区域和平秩序奠定了基础。如果老布什能在1992年赢得连任，他的中东政策团队将有机会继续推进未完成的工作，最终可能取得引人遐想的结果。

然而，马德里会议也有一个致命缺陷，它埋下了许多在未来会引发麻烦的种子：伊朗没有被邀请参会。伊朗对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反应是组织了一次“拒绝主义者”势力之间的会议，并与巴勒斯坦方面——包括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此前被伊朗忽视的团体进行了接触。正如特里塔·帕西（Trita Parsi）在其著作《背叛的联盟》一书中指出：“伊朗自视为区域大国，期待会在事关中东局势的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马德里会议“不仅仅被视作要讨论巴以冲突问题，也是塑造中东地区新秩序的决定性时刻”。德黑兰对马德里会议的反应主要是出于战略考虑，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此举试图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表明，如果那些国家不照顾伊朗的利益，伊朗就会破坏他们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努力。

事实正是如此，自杀式爆炸袭击和其它极端主义暴力行为干扰了《奥斯陆协议》的谈判进程，也削弱了以色列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支持。随着时间推移，和平依然显得遥遥无期，伊朗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哈马斯与伊朗之间的联系则日益密切。

第二个关键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两件事的致命联系。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同巴以冲突之间没有多少关系，尽管复兴党政权下的伊拉克曾以多种方式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小布什政府认为，推翻萨达姆政权将解决伊拉克藏匿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提醒对手美国的力量有多强大，在更宏观的层面打击“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为整个中东地区启动激进的民主化转型铺平道路。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泥潭和伊朗战略地位的显著提升。沙特与其他海湾国家对这种改变区域力量平衡的结果感到震惊，将伊朗视作共同威胁的看法开始以重要的方式重塑地区关系，包括导致一部分阿拉伯国家改善同以色列的关系。对美国操纵“政权更迭”的做法产生的担忧同样鼓励伊朗追求发展潜在的核武器能力，这导致伊朗提炼浓缩铀的能力不断提高，所面临的美国和联合国制裁也越来越严厉。

回过头来看，第三个关键事件是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影响深远的决定：放弃了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并转而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政策。这一愚蠢的决定产生了几种不幸的影响：伊朗得以重启核计划，并相比过去更加接近拥有实战化的核能力；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导致伊朗开始袭击波斯湾和沙特的石油运输及加工设施。此举向美国表明，试图强迫伊朗屈服或者推翻其政权的尝试并非毫无代价或风险。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剧了沙特人的担忧，并增加了他们对发展本国核工业基础设施的兴趣。如同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威胁的看法促使以色列和几个海湾国家之间启动了悄无声息但意义重大的安全合作。

第四个事态发展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核协议》的逻辑延伸。该协议是业余战略家（及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心血结晶，旨在令以色列同摩洛哥、巴林、阿联酋和苏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协议。批评者认为，这些协议对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并没有太多贡献，因为参与协议的阿拉伯国家既没有对以色列怀有特别大的仇恨，也没有能力损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另一些人则警告说，只要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700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的和平就仍然难以实现。

拜登政府基本上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它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来阻止以色列日益极右化的政府支持犹太极端主义定居者的暴力行动，这导致过去两年巴勒斯坦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的数字激增。在未能兑现立即重新加入《伊核协议》的竞选承诺后，拜登将精力主要放在说服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上，以换取美国向沙特提供某种安全保证，或许还包括提供先进的核技术。

2020年9月15日，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撮合下，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该文件被称为《亚伯拉罕协议》。

然而，这一努力的动机依然同巴以冲突问题关系不大，主要是为了阻止沙特向中国靠拢。美国政府将向沙特提供安全承诺与沙以关系正常化两者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克服美国国会对于同利雅得达成亲密交易的反感。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的内阁想法一样，美国高层官员似乎也认定，巴勒斯坦人的组织无法以任何方式破坏或阻挠这一进程，也无法吸引外界关注他们面临的困境。

不幸的是，这项引发各种议论的协议给了哈马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上述假设错的多离谱。承认这一事实绝不是为哈马斯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平民的残忍攻击开脱；只是要表明哈马斯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在时机的选择上——是对地区各国关系发展做出的回应，而这些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关切所驱动的。

正如我在上一篇专栏中所指出，第五个因素并非一次单独事件，而是美国在为所谓的和平进程带来成功结局方面的长期失败。自《奥斯陆协议》（顾名思义，该协议是在挪威的调停下达成的）以来，华盛顿一直垄断着巴以和平进程的主导权，但多年来的各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沃克·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反复宣称，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其所谓的“单极时刻”，致力于实现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但那个结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而且很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这些背景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未来国际秩序的性质有待决定，好几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正在挑战美国数十年来所倡导的、时而自由、时而又不被遵守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伊朗和其他国家公开呼吁建立一个权力分配更加均衡的多极秩序。他们希望看到这样一个世界：美国不再充当所谓“不可或缺的大国”，不再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美国设立的规则，并保留在不方便时无视这些规则的权利。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我刚才描述的五起事件及对该地区的影响为修正主义立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迅速指出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说：“只用看中东就明白了。美国三十多年来都在凭一己之力主宰中东，这种‘领导’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目睹在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也门上演的毁灭性战争。黎巴嫩正苟延残喘，利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埃及也正走向崩溃。恐怖组织团体不断发展与演变，在好几个大洲散播恐惧的种子，伊朗正逐渐接近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无法获得安全，巴勒斯坦人既无法获得安全又无法得到正义。朋友们，这就是让华盛顿主宰一切的后果。无论美国领导人怀着怎样的初衷，他们一再向我们表明，他们既缺乏智慧又做不到公正无私，无法为中东地区带来正面的结果，甚至无法为他们自己博得好名声。”

不难想象，一位中国官员也许会补充：“请允许我指出，中国与每一个中东国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在那里的唯一关键利益就是能可靠地获取能源。因此，中国致力于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重新建立关系的原因。如果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下降、中国的地位提升，全世界都会因此受益，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10月23日，在加沙地带南部联合国中心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排队取水 图片转自路透社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信息不会在跨大西洋社区的信息茧房之外引起共鸣，那他完全没有关注现实。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也许他应该反思，美国过去的行为如何导致了当前的危机——那些过去的阴影将如何在未来继续损害美国的全球地位。

值得认可的是，过去一周以来，拜登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一直在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即管控一场至少在部分层面上由美国自己导致的危机。拜登的团队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限制损失、防止冲突升级，控制国内政治的外溢，以及（希望能成功）想办法停止暴力。我们应该期望这些努力能够成功。

但正如我在一年多以前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团队最理想的状态是扮演熟练的技工而非设计师，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世界政治的制度架构正越来越成为问题本身，需要新的蓝图。美国外交官非常熟悉如何利用美国霸权的工具箱以及政府机制来解决短期问题，但他们却对美国的全球角色定位、包括应如何同中东的各个国家打交道抱有过时的看法。很显然，美国外交官严重误读了中东局势的走向，现在给中东问题贴创口贴——即使贴的富有活力与技巧——也无法根治深入骨髓的创口。

如果拜登与布林肯全部努力的最终成果仅仅是让巴以回到10月7日之前的状态，我怀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只会冷眼旁观、摇首叹息且不以为然地得出结论：“是时候换一种方式了。”

（原文于10月18日发布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原标题为：“美国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America Is a Root Cause of Israel and Palestine’s Lates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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