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麦叶的熏笼精：解读今日巴以局势，更可靠的是《资本论》而不是《圣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10月7日起，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便中断了一切日常节目，全天直播巴以局势，名为“阿克苏洪水直播”。在我国，大家通过央视以及网络随时掌握形势进展，看到一段段触动人心的视频，十分震惊。在二十一世纪，加沙人民遭断水，那里的为人父母者因幼小的孩子炸死而无助哀号，让我们食不下咽。

加沙遭遇空袭的间隙，受伤的儿童被送往医院（图片来源：ICphoto)

征服，不是“民族特性”，而是西方“文明”

当观察和评价以色列人的行为时，我们应该除去那些氛围感的因素，诸如两千多年的流浪、应许之地等等。一旦剥除人为营造的氛围，就会发现，二战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一切都不新鲜，西方人——欧洲人和美国人——早把类似的情节反复上演。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西方”便开始“征服世界”。于是，西方文化把“征服”作为伟大的主题，将“征服”的名与实都打造得神圣和壮丽。真相却是，西方人征服世界的一项必选内容，就是在所到之处劫掠土地和财富，驱赶和奴役当地原住民，有步骤地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对北美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都干了同样的事，而且成功了。就在今天，许多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仍然保留着当年和欧洲殖民者签订的地契，仍然记得在纽约等州的故乡，要求回归，要求索回原属于他们部族的土地，可是却没有人理睬他们的希望。

殖民者巧取豪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图片来源：网络）

西方右派会狡辩：人类历史上，征服和屠杀反复发生，我们干过的事只是反映了人性。然而，恰是西方的优秀知识分子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指出，近代西方人的征服与一种特殊的西方文明模式——资本主义——互为表里。资本主义的驱动，使得西方人在近代的征服活动拥有了特定的动机，也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不难看出，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烟雾弹下，表现出典型的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特征，只是在二战以后的国际形势里，他们没有办法实行帝国主义，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可以很自然地演进到帝国主义阶段。

我国网民往往掉进西方营造的氛围里，争相剖析，是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导致今日以色列的状态，然后对犹太人产生恶感。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误会，历史上，犹太人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生活在不同文明之中，承受着压迫与迫害，哪里有“征服”的特性？值得探讨的倒是，何以犹太人一旦变成以色列人，就能娴熟地把西方人的那一套掠夺土地、种族奴役与灭绝的功夫运用得行云流水。归根结底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中坚群体其实是右派的现代西方人，他们脑子里是全套的西方现代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受什么“犹太特性”驱使，而是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特性驱使。作为反证的是，欧美的一部分最虔诚的犹太教信徒—— 哈瑞迪人恰恰挺身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坚信犹太复国运动亵渎神意。

哈迪瑞派犹太人游行支持巴勒斯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图片来源：网络）

衍生的一个议题则是，何以犹太人早不征服，晚不征服，偏偏在二战结束之后，其中一部分人忽然变成了征服者？要知道，那个时代，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运动遍地开花、节节胜利，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殖民统治在中东摇摇欲坠，从这个角度讲，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让西方当了枪使。实际上，跳出氛围的迷雾，从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巴以冲突，在我国已日益受到重视。

“种族灭绝是替上帝散德性”

尽管我们会运用唯物主义冷静分析巴以局势，但围绕着巴以的唯心主义因素却特别多，其中一个绕不过的因素便是宗教。然而，今日以色列人援引的宗教理由，多少真正属于历史上的犹太教义，多少是继承了西方殖民理论，是大可探讨的。

欧洲人的征服特别残忍，为了让残忍合法，那里的高人动用基督教的教义，宣布基督徒是上帝的信徒，肩负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那就是在世界上传播基督教。相反，非基督徒都是反基督的随从，于是，消灭他们便是替上帝在地上推行正义。从理论上讲，一旦原住民改信基督教，那就不好杀他们了，所以最好趁他们改宗之前尽快杀光，于是，殖民者又演绎了基督教的“有罪”论，一切非基督徒都是上帝的罪人，都是天然“有罪的”，替上帝把罪人杀光，那是让上帝的光照耀人间，也是替人类向上帝赎罪。

及至启蒙运动产生，简单的宗教宣传无法自欺欺人了，西方人又发明了文明与野蛮理论，给世界各民族评级，至于评级的标准，当然是欧洲近代的基督教文明。那些遭评为野蛮等级的民族，既然不是文明人，那么就是些人形动物，杀他们如同打猎，打猎有错吗？清除野蛮民族，等于替上帝散德性，让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免除野蛮人的糟践，然后，文明人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自然，进一步创造文明。

10月10日，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正是沿用了那一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理论。他宣称巴勒斯坦人行为“野蛮”，英文报《阿拉伯新闻报》在报道时将该词翻译为“savagery”。在欧洲文化中有两个词汇，我们一律翻译成“野蛮”，但原意却截然不同，象征着不同的文明等级：barbarian主要指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文明程度相对较低，但却富于征服精神，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savage却是那类下身围条草裙、露着乳房的民族，是“未开化的野人”，亦即人形动物，不仅愚昧，而且无能，对世界历史毫无意义。如今，以色列人自豪地变身为barbarian——强悍的征服者，同时把巴勒斯坦人定义为文明程度过低的人群，有如大地上的杂草。

历史上，殖民者打着“文明战胜野蛮”的旗号美化种族灭绝

我国人民对内塔尼亚胡的那番讲话普遍反感，因为我们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根据具体行为做判断，杀人放火是野蛮，补路修桥是文明。殊不知，西方人发明了一套唯心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论，以所谓总体的“文明程度”来划分，按那套理论，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是上帝最初的造物，带着上帝赋予的本性，因此，文明人做什么都是文明的，野蛮人做什么都是野蛮的，那是上帝意旨的体现。如果你替野蛮人补路修桥，那就是公然与文明为敌。

在我国的观点，世界承认以色列建国，同时，巴勒斯坦也建立独立国家，两个国家达成和平共处，甚至携手共进，是最为合适的、符合实际的方案。然而，以色列却对如此的方案充耳不闻，因为在一部分以色列人那里，他们是在替上帝“散德性”，必须把“野蛮”的巴勒斯坦人都清除干净，让那片应许之地上只有文明的以色列人，才能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国度，高科技、现代农业、先进的学术……金光闪闪，文明世界就此有了个头牌。故而，极端派的以色列人才那么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国站队支持他们的“文明行为”，很简单，支持以色列就是支持文明，反之则是纵容野蛮。不清除干净杂草，怎么开荒呢？

开放多元的社会造就黄金时代

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动用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观念，让人不免要质疑一神教的偏狭。确实，亚伯拉罕三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特选”的观念，然而，信仰那一观念，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排除异己、消灭异端。

在中东，伊斯兰文明曾经有过辉煌的“黄金时代”，宗教宽容即为其特征之一。随手举个感人的例子，从伍麦叶王朝起，哈里发和达官贵人便建立了捐建医院的传统。十三世纪，埃及的曼苏里医院规定，任何人，不管性别、贵贱、贫富、是否识字、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是不是精神病等等，只要来到医院门前，医院就必须免费收治。那家医院还设立了几间诵经室，供穆斯林和基督徒分别使用。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西班牙的安达卢斯，都曾有过这样的公益医院。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有过包容并蓄的黄金时代（图片来源：网络）

在基督教世界则有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为例，她在光复格林纳达之后，曾经细心地制定保护穆斯林和犹太人利益的法典。不过，她没能阻止后来发生驱逐运动，遭西班牙驱逐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却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了庇护，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存身的西班牙语区存在了几个世纪。

是穆斯林的“文化本性”比基督徒更优越吗？不是的。原因在于，中东地处欧亚非大陆岛的中心，客观上根本无法清除异教徒，另外，文明交流给该地区带来财富、知识等各方面的益处，那里的人们当然会选择最优项。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则受资本驱动，最优项改变了，于是产生了新的行为模式，随之炮制出配套的理论。

以现代化为标准，今天的中东人当然比以色列人落后，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终于归家的以色列人应该做的是帮助巴勒斯坦人进入现代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毕竟，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一样承认，按照双方的教义，两大民族是亚伯拉罕共同的子孙。但是资本寻求快速回报，怎么能有耐心等待中东人提升自我呢？

所以，要解读今日的巴以局势，更可靠的是《资本论》，而不是古老的宗教经典，更不是《文明的冲突》。同时，也不要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西方文明，把某个文明、某个人群说成是“坏”的，再盲目辩护另一方就是“好” 的。我国网友目前容易纠缠于鸡一嘴鸭一嘴的争论，这个说包头巾落后，那个就说你看另一方的极端派还让已婚女人剃光头发呢，如此的争论其实是掉进了本质主义的陷阱。

中东对中国的误解

10月14日，王毅外长发表关于巴以局势的讲话，关心国际形势的中国网友喜大普奔，连夜自发讨论，有人开玩笑地感叹：“高贵的东方女王开始脱下她的丝绸手套了。”

中东大媒体随之进行了报道，并在官网上把报道置于首页，非常重视。但报道的内容却让人郁闷，全都漏了王外长那坚定的强调：“承接了几代人的痛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如我在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中东人目前的悲剧在于，明明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却遭帝国主义洗脑，迷信“帝国”，迷信帝国主义能够提供“帝国和平”。

当西方殖民理论炮制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对象，那就是中国文明。于是，欧美知识分子无意识地遵循打不过就加入的灵活原则，把中国定义为最古老的帝国，从公元前就搞帝国主义，就手把“中华帝国”划入列强阵营，与西方列强归堆儿在一起，这样，欧美各国对第三世界搞帝国主义，腰杆儿就更硬了——俺们可是自古以来！

同时，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天命”观特别着迷，按照一神教的观念加以曲解，在英语里，天命翻译成“mandate of heaven”——来自天堂的统治委任状。四舍五入，就等于是来自上帝的委任状。鉴于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灿烂辉煌，再加上中国革命的成功，西方人便不免迷信起来，觉得“中华帝国”确乎是有几分天命在身上的。

在西方长期而全面的熏陶之下，中东各阶层接受了西方打造的中国史观，同时完全无法理解中国的革命历程与革命理论。更糟糕的是，西方各种右派谬论都影响着中东对中国的预期。例如，西方人宣称，“帝国是无边的”，中东人就认定，进入二十一世界的中国不仅应该也必须是无边的，即，其势力是没有边界的。

于是，中东人曾经期盼，也反复相信，中国会派大军去叙利亚剿灭“叛乱分子”。在中东媒体上，如果中国大军前去叙利亚，那不是反恐，而是平叛！

2019年，黎巴嫩爆发全面危机，半岛官网发表记者的长篇报道，预言中国会通过维和部队，或者利用黎巴嫩军队，一举拿下黎巴嫩，那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给黎巴嫩提供了一条生路。到了 2023年6月，《阿曼观察者报》 发表专栏作者文章《黎巴嫩等着外国将其拉出政治死胡同》，认为黎巴嫩各派政治家都期盼外国势力来终结真空，只是伊朗和法国等传统势力有一个算一个都不顶用……类似论调，在中东各国媒体上反复出现。

东盼王师十来年，王师始终不上岸，中东人失望之余，竟接受了西方“中国史观”的另一部分：中国人作为上帝/真主的宠儿，却辜负了真主的委任，特别自私自利，还特别懦弱，害怕打仗，所以中国才不肯军事干涉中东，不肯给中东提供“帝国和平”。中东人就像西方人一样，盲目得无法认识到：新中国绝不是一个帝国，并且，人类可以一起打造和平的共处模式。

如果细究的话，中东人之于中国的预期，一样掺杂着一神教的刻板观念。阿拉伯人一直认为，伊朗人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等人信仰什叶派，是邪恶的异端，所以，中国理所应当站在“正确”与“正义”的一边，也就是坚决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反之，伊朗人也是同样的看法，诧异中国人怎么能和逊尼派的阿拉伯人建立友好关系呢。更有甚者，在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看来，以色列是十恶不赦的邪恶力量，中国理应派大军荡平之，杀它个寸草不留。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投资海法港，中东的穆斯林们便深受打击，觉得这世上都没道理好讲了，神意果然难测啊。

然而，我们只看到，发生在中东的一切都是人的悲剧，是多种历史规律交织酿成的苦果，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只要足够耐心，就能够把一团乱麻梳理清楚，得到各方都接受的结果。于是，我国会努力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而那一成功给中东人造成了空前的心理震撼，让他们看到了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可能性。可是，他们暂时还不能从中获得足够的启发，领会到中国的善意。相反，中东人，从精英到老百姓，仍然责怪中国不肯承担天命，不肯为了利益而出手军事干预。

总之，中东的局势之复杂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可是，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出于人类道义，中国都不可能袖手旁观，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重视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祛除西方近代错误思想制造的迷雾，同时，坚持用我们的理论与行动，帮助中东人逐渐提升觉悟，走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迷魂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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