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莱克：一国方案，两国方案还是无国方案？

【文/伊恩·布莱克】

替代方案简单而残酷。要么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将他们双双置于无休止的暴力之中；要么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让双方生活在基于主权共享的伙伴关系之中。

——梅龙·本韦尼斯蒂

一国方案，两国方案，无国方案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上已达成了广泛共识，中东最持久的冲突只能通过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行的巴勒斯坦国来解决——重新回到了1937年英国皮尔委员会首次提出并在10年后被联合国采纳的分治的老想法。

该方案一直都有反对者，包括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或犹太国家合法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认为分治忽视了纳克巴和回归权，将极度不平等的双方之间没完没了的“和平进程”视为以色列继续扩张、巩固和控制的烟幕弹。主张拥有全部“以色列地”，拒绝巴勒斯坦独立国家并坚称其已在约旦境内存在的以色列人也反对分治。

奥斯陆长期以来的失败——其临时安排从未导向最终协议——大大降低了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支持两国方案的人数依旧庞大，但正在缩减。2016年1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以色列人和44%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两国方案，但比起6个月前的59%和51%有所下降。但除此之外，对以前几轮谈判中提出的内容为基础的永久性详细协议的支持率，低于对两国解决方案原则的支持率。

1993年9月1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以色列总理拉宾（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国总统克林顿站在两人中间

《奥斯陆协议》中商定的最后一阶段，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第一个总理任期内，是以色列于1997年从希伯伦撤出一部分军队。从那时起过了20年，除了阿里埃勒·沙龙的单方面加沙撤离，现状纹丝不动。从2000年戴维营首脑会议的失败，交界期第二次因提法达的血流漂杵，埃胡德·奥尔默特和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下的和平进程的短暂重启，到约翰·克里2014年的最后努力，耶路撒冷、难民、定居点和边界仍是核心问题。

这些年来最显著的变化是生活在“绿线”以外的以色列人人数——截至2016年有63万人，接近以色列犹太人口的10%——这些人生活在约230个未必经过政府“批准”的定居点里。从心理上说，时间的流逝让人们很难再认为占领只是和平协议达成前的暂时情况，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而言。

“尽管大多数犹太人声称（以非常泛泛且不明确的方式）接受两个国家的理念，同意将其作为双方的口号……但他们不接受基于1967年边界线和其他必要条件的分治以实现和平。”以色列政治学家丹尼尔·巴尔—塔尔（Daniel Bar-Tal）在2014年总结道。许多人相信两国分治的理念已经名存实亡，毫无可信度。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哲学家拉伊夫·兹雷克表示，“在国家地位这一概念丧失其通常关联的内涵和含义后，‘两国’对话被以色列中右翼绑架了。”

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自大卫·本—古里安至2017年在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从未解释过要如何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巴勒斯坦国。“当内塔尼亚胡面对那些更强硬的人时，他会说‘在我任内这不会发生’，”工党政治家、《奥斯陆协议》设计者约西·拜林说，“当他与那些更温和的人谈话时，他就会说‘我准备好跟巴勒斯坦人交谈了，我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说到底，这名“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不准备做出让步，使这种解决方案真正实现。用内塔尼亚胡自己的话来说，他顶多考虑接受一个未定义的巴勒斯坦人的“低限度国家……而非具有完整职权的国家”。无论如何，这意味着非军事化和以色列实际控制约旦以西地区。这与任何巴勒斯坦领导人，包括随和的马哈茂德·阿巴斯，所能接受的都相去甚远。毕竟，如阿巴斯和其他领导人一再重申的，西岸和加沙只占委任统治下巴勒斯坦的22%，而以色列已经占了78%。

“不必再问以色列政府是否支持两国方案了”，经验丰富的记者阿基瓦·埃尔达尔（Akiva Eldar）评论道：

答案在它通过的法律和推行的法令里，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答案在它宣传的语言和它所支付的资金中也能找到。一个国家，两个民族——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土地上逐渐建成。在内塔尼亚胡任内，“种族隔离国家”这个词已从一个标签变为实质。

未来任何以色列总理似乎都不可能跨出足以超越内塔尼亚胡立场的一大步，做出重大改变。

从第一次因提法达中令人迷醉的“大卫对抗歌利亚”赋权运动，到1988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宣布独立，再到马德里和平会议以及奥斯陆最初几年的厚望，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自阿克萨因提法达，以色列重新占领西岸和哈马斯崛起以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与以色列的谈判一无所获，还在定居点活动增加的同时继续进行安全合作，以至于威信扫地。这增强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另外一部分人所青睐的武装抵抗的吸引力，同时破坏了民族主义者在以色列旁边缔建独立国家的斗争。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苏尔塔是一个“失败的项目”。2015年3月，49%的巴勒斯坦人认为自治政府已经“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负担”。

此外，它的失败还是一场持续的丢人现眼。在过去10年中，自治政府安全部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部门，到2013年——萨拉姆·法耶兹辞去总理职务时——它雇用了14.5万名公务员中的44%，并占据了全部预算的26%。2017年4月，当以色列宣布建立20年里第一个全新的西岸定居点时——它被隆重命名为“锡安的救赎”（Geulat Zion），位于纳布卢斯附近，用来安置从“非法前哨”阿莫纳撤离的定居者——巴解组织表示愤慨：“内塔尼亚胡及其极端主义、种族主义的联合政府依旧坚持其定居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清洗的系统性政策，表现出对巴勒斯坦人的人权、独立和尊严明目张胆的完全无视。”该组织抗议道。它的言辞激烈，毫不妥协。但自治政府与以色列的合作一切照常。

即便如此，阿巴斯对获得国际认可这一战略的追求，也相当于明确承认了与以色列的谈判不大可能成功。独立的巴勒斯坦法律专家们现在反对土地交换——这在戴维营会议期间和之后讨论过——这将使以色列保留其大型定居点集团，而且他们认为这对实施任何两国制的协议都极为重要。而民间社会活动家认为，“抵制、撤资和制裁”组织在结束占领方面的战略更胜一筹，尽管需要长期努力。旨在增强巴勒斯坦人自立能力的运动，包括通过草根组织推广有机巴拉迪食品和手工艺品，似乎比传统政治活动更有效。这些活动将坚忍不拔与非暴力抵抗结合在了一起。以色列对这一抵制运动相当紧张，官方用各种手段加以打压，包括收集支持者的情报，禁止他们入境，加强有组织的“反非法化”（counter-delegitimization）运动，这表明以色列是认真对待该运动的这种做法的。

双民族还是一拍两散？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两国方案已经失效，或是寿终正寝，或是濒临死亡，或是根本就不可行，因此第二次因提法达以来，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越发激烈，一种方案是成立单一的双民族国家，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论其种族或宗教信仰，在这个国家都享有平等权利。根据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民意调查，2017年初，36%的巴勒斯坦人和19%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该方案（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支持率为56%）。

双民族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温和派渊源颇深。“和平之约”、朱达·马格内斯和哈什梅尔青年卫士（统一工人党的前身）都认为确保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至关重要。在国际上广受尊敬的犹太知识分子如马丁·布伯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人表示赞成。但是这个主意在犹太大屠杀和1948年分水岭之后就几乎没有人提了。

鉴于冲突的暴力历史，双民族主义是一个极其激进的抱负。这要求以色列放弃其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存在理由，而它不可能自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根植于它的基因当中。没有一个以色列政府承认过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权利，而犹太人无止境地担心着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阿拉伯新生儿所造成的“人口威胁”。此事引发的不安多年来始终是公众议论的一部分，但到2014年，在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范围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确实大致相同——各有630万人。在如此情况下，人口结构成了安全的同义词。

本着这种精神，200名前国防军高级军官和安全官员自称“和平与安全的指挥官”（Commanders for Peace and Security），在2015年回到了一条老路上，发起了“立刻分离”（separation at once）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展示了体现巴勒斯坦人口快速增长的耸人听闻的图表。他们表示，最初兼并西岸时，犹太人占约60%的多数，但15年内，阿拉伯人将成为该国人口的多数。

这样的论调给了讽刺电视节目《这是个超棒的国家》（Eretz Nehederet）一个小品灵感，该节目对痴迷于清点不同种族人数的做法开了个温和的玩笑。其内容是2048年（想必是因为这是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周年），一名犹太男子在本—古里安机场被告知他不能在节假日乘飞机出去，因为他出国离开会“打破人口平衡”并导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和约旦之间占多数——在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记录着一栏栏完全持平、胶着不下的人口数字的列表正在闪烁报警。“（位于西岸的）杰宁每年这个时候都很美，”护照管理人员安慰道，“而且那是我们的地方。”

以色列右翼有自己的一国方案变体：纳夫塔利·本内特诱人的构想，是部分或全部地吞并西岸，同时实行“充分的自治”，而非让巴勒斯坦居民拥有公民身份。总统鲁文·瑞夫林不时呼吁以色列进行兼并，给予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这种主张明显地改变了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更多领土且尽量减少当地阿拉伯人的愿望。瑞夫林此前曾号召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以维持犹太多数。加沙和它现有200万人口的命运干脆被忽略了。无论如何，这个想法在以色列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它可能会引发宗派或社群间的冲突，正如黎巴嫩、前南斯拉夫或最近的叙利亚经历的那样。《国土报》警告称，一国方案“可能会将两国人民拖入无休止的内战中”。以色列中东学者阿舍·萨瑟在证明“两国方案势在必行”时指出，“推广一国理念需要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进行有计划的轻描淡写”。另一些以色列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以及认为两国方案必不可少的“离散”犹太人，为迎接1967年战争五十周年，建立了一个名为“SISO”的组织：拯救以色列，停止占领（Save Israel and Stop the Occupation）。

支持单一国家的以色列犹太人主要是极少数反犹太复国主义左派。他们声称“绿线”只是个临时的摆设。在那些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做了什么的人眼里，这是一种怀旧的执迷，怀念的是1967年胜利的“被诅咒的赐福”摧毁他们所谓“小巧可爱”或“美丽”的国家（Eretz Yisrael haktana/hayafa）之前许久的光景。“自由派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绿线’，以便将它之外的一切当成暂时的征服，”丹·拉比诺维茨（Dan Rabinowitz）和霍拉·阿布·贝克在他们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提出，“这使他们不必面对1948年以色列军事征服和种族清洗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

一国方案的巴勒斯坦倡导者——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生活在西方国家——使用的理由不是人口、安全和多数，而是普遍的人权。公正和平等有赖于以所有公民共享的民主国家取代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由种族歧视和军事占领支持）。他们认为，这是消除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并为和解铺平道路的唯一途径。范本模型包括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以南非、北爱尔兰、瑞士和比利时为例。支持者强调公平性高于可行性。他们的基本依据是，1967年的占领是不合法的，1948年以色列独立、纳克巴开始的那次占领同样是非法的，定居殖民项目正处于高潮，它驱逐了巴勒斯坦人，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还将继续压迫他们。未来的方向就是放弃《奥斯陆协议》和“已经垮台的冒牌国家”（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要求“河与海之间的……所有居民”享有充分权利。

然而，一国方案的愿景并未伴随着任何连贯计划或时间框架。两边的批评者都认为它缺乏政治和心理两方面基础：在单一的国家里，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与大量犹太人一起生活，并接受位于人口密集的阿拉伯地区中心的犹太定居点。两族人民经济差距巨大：2015年以色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700美元，西岸为3700美元，加沙为1700美元。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财富和资源再分配，如此大的差距将使巴勒斯坦人永久成为社会底层。比尔泽特大学的萨利姆·塔迈里称，一国方案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项计划”。商人萨姆·巴胡尔（Sam Bahour）抱怨道：“没人能把人们在咖啡馆里谈论的东西清楚地阐释成一个政治计划。”一国方案的想法诞生自沮丧的情绪，而非实际的政治考量。考虑这个想法的以色列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自决问题忧心忡忡；毕竟以色列1948年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它75%的犹太人口都出生于此并且说希伯来语。既然“定居者”也成了“原住民”，也没有帝国主义的“母国”可以回归，那么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一国方案明显缺乏宪法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细节。

巴勒斯坦领导层中没有人支持这一想法。也没有任何推动它的巴以联合努力。它的热情拥护者阿里·阿布尼马（Ali Abunimah）口中的“勇敢无畏的提议”被许多人斥为天真、不切实际和不可实现。梅龙·本韦尼斯蒂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一选择：“替代方案都是简单而残酷的。要么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将他们双双置于无休止的暴力之中；要么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让双方生活在基于主权共享的伙伴关系之中。”两国方案被准确无误地称为“最不可企及的选择”。但即便该方案现在是“痴心妄想”、陈词滥调或根本就再也无法实现，这也不意味着双方有任何一致同意创造单一国家的可能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单一国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状况或说结果，一种“无国方案”，或者用拉希德·哈立迪的话说，“强加的单一国家现实”。这意味着以色列武力维持下的现状会永远延续下去，领土被占、四分五裂且依赖性强的巴勒斯坦人也会一直处于被征服状态，即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自治，无论有没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协助。然而，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内——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争取两族人民平等权利的斗争将取得进展并创造出新的、迄今仍难以想象的变革机会。

《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伊恩·布莱克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