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潇：西藏为什么不是 “Tibet”？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戴雨潇】

日前，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西藏林芝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论坛官方对于“西藏”两个字的英译使用了汉语拼音“Xizang”，而不是此前经常出现的英文译名“Tibet”。

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西藏日报》）

近年来无论是西藏当地的路牌标语，还是我国媒体对西藏的报道，“Xizang”的比例都在逐渐上升。

所谓“自由亚洲电台”等西方政府控制的反华媒体也留意到了这一变化，开始撰文批判我国使用 “Xizang” 翻译“西藏”一词。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Xizang”的译法正中西方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的话语要害。

英语里的 “Tibet” 是怎么来的？汉语中的“西藏”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反华势力不愿意使用汉语拼音翻译“西藏”一词？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作一试析。

一、来源复杂的 ”Tibet“

关于“Tibet”一词的起源众说纷纭。在18世纪，英文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一词。在17世纪的拉丁文文献中，青藏高原附近地区被称作”Tibetum“。而这个词的其他变种在西方语言中出现得更早。例如13世纪欧洲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鲁不鲁乞等人曾将这片区域称作“Tebet”。

至于“Tibet”/“Tebet”最终起源于哪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论。

一说来自藏语。上古时期在青藏高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活动的藏族先民，将自己的族人和自己活动的区域叫做“博”（བོད་，“bod”）。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和劳伦斯·奥斯汀·瓦德尔（Laurence Austine Waddell）等西方的汉学家或藏学家认为，既然“博”代表西藏，那么由此派生的“上部西藏/高地西藏”一词在藏语里就是“多博”（སྟོད་བོད་，“Stod-bod”），到蒙古语中发音演变为 “Töwöd”，到突厥语中演变为 “Tübüt/Tüpöt”，到阿拉伯语中演变为 “Tibbat”，直到变成西方语言中的 “Tibet”[1][2][3]。此说出现较早，而且影响广泛，但基本属于主观臆测，缺乏汉、藏文献支持。

一说来自于突厥语。例如东方学家巴赞和汉密尔顿认为突厥语用“峭壁或高地”即“tüpät”（tüpä的复数形式）来指代青藏高原这个“世界之巔”。随后被马可波罗写成 “Tebet”，传入西方成为流行的“Tibet”[4]。

一说来自汉语。例如埃里克·帕特里奇编写的《简明现代英语词源词典》（A Short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的 ”Tibet“ 词条称其来自汉语的 ”Tu-pat“, “Tu-fan” 即“吐蕃”的转写。

《简明现代英语词源词典》认为 “Tibet “ 的词源是汉语的“吐蕃”（A Short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二、扑朔迷离的“吐蕃”

汉语的“吐蕃”又是怎么一回事？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吐蕃”的正确读音。

今天很多人将“吐蕃”读作 /tǔ bō/，这一读法其实是相当晚近的发明。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牙含章等学者推测藏人自称的“博”（bod）对音“吐蕃”的“蕃”[5]。在当时“名从主人”原则的推动下，1961年田汉的话剧《文成公主》首次把“吐蕃”公开读为 /tǔ bō/，后续影响了《辞海》和《新华字典》等权威辞书的注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6]。

实际上按照历史的记载和古人的习惯，“吐蕃”在现代标准汉语中应当读作 /tǔ fān/，而非 /tǔ bō/。

按照《广韵》，“蕃”字在中古汉语里只有两种读法，一作“附袁切”（声母 /p/），意为“草木生长繁茂”；一作“甫烦切”（声母 /b/），意为“屏障，通藩”。当时这两个读音可分别拟构为 /pǐwɐn/ 和 /bǐwɐn/，演变到今天对应不同音调的 /fán/ 和 /fān/。宋人史炤在《资治通鉴释文》中更是明确指出“吐蕃”的“蕃”读“方烦切”，即今天的 /fān/。

蕃在古代的读音对应到现代汉语只能是 /fan/（《广韵》）

此外古诗也可作为证据。例如唐朝贾岛《寄沧州李尚书》“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何时霖岁旱，早晚雪邦冤。”（“蕃”“冤”押韵），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蕃”“翻”押韵）等等。

直到清朝，都有单隆周的七律《秋怀十四》云“沐国当年阃外尊，煌煌带砺誓书存。波摧万骑传榆水，桴卧千城压吐蕃。蒟酱红藤通贡献，金沙玉筍炤乾坤。攀髯涕泣祥云散，何处堪招楚客魂。”足见“吐蕃”的称呼从唐朝直到清朝，人们都是将“蕃”读作“烦”或“番”的音。

明确读音之后，我们再来探究含义。关于“吐蕃”名称的起源也有多种理论：

一说“吐蕃”即“秃发”（这又是一个“蕃”读 /fán/ 的旁证）。据《旧唐书》记载：“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南凉秃发氏本属鲜卑拓跋的一支，而“秃发”就是“拓跋”的异写。

一说“吐”即在青海的“吐谷浑国”的简称，后来阴差阳错继续被唐人用来继续指代吞并吐谷浑疆域的吐蕃政权。证据是《新唐书》记载“武德六年（623年），四月己西，吐蕃陷芳州。”《资治通鉴》记载同一件事写的是：“武德六年，夏，四月，吐谷浑寇芳州。”[7]而这里的“蕃”就是“藩国”。唐朝将西藏地区的政权称作“藩国”表示天子对其的认可（参见《汉语大词典》“吐蕃”条目以及安徽大学杨军教授的论述[8]）。

一说“吐蕃”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语言——粟特语对今天西藏东北部族群的称呼“大蕃”“*tupun”，含义等同于藏语的“博钦波”（བོད་ཆེན་པོ，”bod chen po“）。这个词是由 “tu-”（粟特语的“大”、“伟大”）和藏人对青藏高原地区的别称 “bon” 在粟特语的转写 “pun” 拼接而成。有时在藏语中 བོད （bod）会被写成 བོན （bon），也译为“苯”。

同样按照此说，粟特语的 “tu-” 结合藏语中的 “bod” 在粟特语的转写 “put” 组成的 “*tuput” 向西传入伊斯兰世界，随后进入印欧语言，演变为 “Tibet”；向东传入突厥语，随后又进入蒙古语，成了“土卜惕/秃伯歹”（ᡐᡈᡋᡈᡑ，”töböd”）。蒙古念法后来又进入满语，变成了清朝早期的“图白忒/土伯特”（ᡨᡠ᠋ᠪᡝᡨ，”tubet“）。

也就是说，汉语的“吐蕃”和西方以及蒙、满语言的“土伯特”（Tibet）是源于两个粟特语同义名词，意思都是指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吐蕃（大蕃）政权及其活动的区域[9]。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按照上述何种理论，在历史上藏语里并不存在一个发音类似 ”to-bod“ 的词汇用以称呼藏地或藏人。中国的“吐蕃”和外国的 “Tibet” 都是非藏语人群对藏地的绰号或二手拼接而成的复合词。1933年任乃强在《西康图经》里写道：“土伯特之名，藏人殊不自知。康熙以后，西藏用兵，交接频繁。华人数询问藏人以土伯特命名之义，藏人皆不自承。时人觉此名称不当，始有西藏、西招等异称蜂起。雍乾以后，土伯特之名亦寖废矣。”

现代藏文里的ཐུ་བྷོད་（thubhod）是从外国语言里来源不明的 “Tibet” 和汉语“吐蕃”的错误读法 /tǔ bō/ 音译回藏语的新造词，实为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三、汉语中的“藏”

不同于 “Tibet” 和“吐蕃”扑朔迷离的起源，今天汉语使用的“西藏”一词的来龙去脉则较为清晰。

西元9世纪吐蕃覆灭后，西藏地区分裂成众多部落。直到13世纪蒙古人在草原兴起，不久后蒙元开始统治西藏。

在1279-1281年，忽必烈在青藏高原地区设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辖今青海和甘肃部分地区）、“吐蕃等路”（辖今西藏、青海和四川部分地区）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辖今西藏自治区西部大部分地区）。最后这个超长的名字里包含了三个地方，“乌思”“藏”和“纳里速古鲁孙”。

其中“乌思/乌斯”即“卫”（དབུས་，“dbus”），指的是今天拉萨市大部分、山南市和林芝市西部。“乌思”是藏语里“中央”的意思。明清时称这部分为“前藏”。

“藏”（གཙང་，“gtsang”），指今天日喀则市大部分地区。“藏”这个名字来自古地名，最初泛指雅鲁藏布江上游、日喀则以西、以北的广阔地区，早在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和周边地区建立吐蕃政权之前就已经存在。由于时间久远，“藏”最初的含义已不可考，或来自藏语的“圣洁”一词。明清时亦称此地为“后藏”。

“纳里速古鲁孙”（མངའ་རིས་སྐོར་གསུམ，“mnga’ ris skor gsum”）即今天的阿里地区。“纳里速”在藏语中意为“土地”或“领地”，“古鲁孙”的意思是“三围”或“三郭”。清朝将“纳里速”改译“阿里”。

历史上的“卫”“藏”“阿里”三地大致方位

四、“西藏”一词源自满语？

近代学者通常认为“西藏”的汉名为清朝创制并确定下来。例如我国近代藏学研究先驱任乃强指出“西藏”之名首次出现于康熙朝，到乾隆时代派驻“驻藏大臣”，西藏地名得以固定。1961年周恩来审查话剧《文成公主》时问到西藏地名的出处，要求史学界弄清楚语源。藏学家牙含章受命考证，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西藏’这一名称是清初创造出来的”[5]。

受上述研究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持此说。例如当代藏学家陈庆英等主编的《西藏通史》中介绍：“‘西藏’之名有明确内涵并被确定下来是在康熙朝”[10]。

在此说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出现“西藏”的名称起源于满语的说法。陈庆英在文章中指出，因为藏文“卫藏”中的“卫”和满文中的 “wargi” “读音相近”，所以是满人先用 “wargi dzang”（ᠸᠠᡵᡤᡳ ᡯᠠᠩ）翻译“卫藏”，然后由于 “wargi” 在满文中还有“西方”的意思，所以再翻译成汉语就变成了“西藏”[11]。

此说影响广泛，不仅出现在了网络百科和媒体报道里，而且见诸“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等国内政府官方网站。更有台湾媒体在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宣扬汉语中的“西藏”一词是清人对满语的讹译，达到削弱“西藏”称呼正当性的目的。

台湾媒体基于陈庆英观点进一步称“西藏”一词是清人对满语的讹译（雅虎新闻）

我认为此说缺乏充足的证据，应属望文生义。

首先，据陕西师范大学的石岩刚先生考证，在1630年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满汉双语碑文中，汉文“乌斯藏”对应的满文是 “ucir-tu oron” ，这个词是对蒙文词的满文音写，意为“具金刚之地”。也就是说满人当时没有去音译“乌斯藏”，而是直接借用蒙文的佛教词汇称呼这片地方。石查阅更晚近的满文文献也未发现满语中出现了相应的词汇用来对应“乌斯藏”[12]。

更决定性的证据是，“卫”或“乌思”（དབུས་，“dbus”）当时在藏语中的读音接近拼音的 /wü/，而满语“西方的”（“wargi”）一词发音接近 /war ki/，两词的发音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连音节数都不同。经查证，在藏满双语发展的任何历史时期，“wargi”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 “dbus” 的发音。

此外我们通过查询清朝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权威辞书《五体清文鉴》发现，藏语的“乌斯藏”或“卫藏”（དབུས་གཙང，“dbus gtsang”）在满文里对应的音写方法就是 ᠸᡝᡳᡯᠠᠩ （weidzang）[13]。可见就算满人想要音译“卫”或“乌思”，在满语里也能找到类似 /wei/ 的音，没有理由舍近求远去用 “wargi” 一词。

清朝官方编纂的辞书中藏语 ”dbus gtsang“ 对应汉语“西藏”和满文音写 ”weidzang“，从上到下依次为满文、藏文、满文转写藏文、满文音写藏文、蒙文、回文（察合台文）、满文音写回文、汉文。(《五体清文鉴》)

牙含章、陈庆英等人会得出“西藏”诞生于清朝或源自满语的结论，还是因为对史料的掌握不够全面。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中确实没有出现“西藏”一词，但是在被清朝列为禁书的其他明朝史料《明实录》和《皇明经世文编》中，“西藏”一词早已出现，而且具有相当明确的内涵。到清代康雍乾时期“西藏”成为法定的正式名称，这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流传脉络。

所以更合理的解释是满清入关后接触了大量汉文文献，方才从明朝人哪里中学到了“西藏”的叫法和其含义（西海以西的藏地），到了康熙朝开始将汉文的“西藏”意译回满语创造了 “wargi dzang”（西边的藏）一词。说“西藏”是从满语翻译成汉语实为本末倒置。

五、“西藏”二字首次出现于明朝史料

对于“西藏”的地名在明朝的出现和演化，李勤璞先生有详细论述，本文略作释读[14]。

元朝将“乌思藏”正式当做行政区划名称之后，明初沿用了这个说法。史载洪武五年（1372年）乌斯藏内附，翌年大明设立“乌思藏卫”，起初属西安行都司兼辖，随后升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终明一朝直到崇祯年间史料中都有乌思藏入贡的记录[15]。

清张廷玉等主撰的《明史》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乌斯藏入贡（《明史 · 卷二十三 · 庄烈帝一》）

“西藏”二字首次出现于《明神宗显皇帝实录 · 卷之三十七》万历三年蔡汝贤的奏疏中，其中的一句是：“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16]

万历三年蔡汝贤奏疏中首次出现“西藏”二字（《明神宗显皇帝实录 · 卷之三十七》）

这里的“西藏一路”从字面意思来看指的是从“西海”（青海湖）到“藏地”（乌斯藏）去的道路。

在蔡汝贤上奏三年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错向元辅张居正致函，在信中自称“释迦摩尼比丘”，称张居正为“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还说自己“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恭恭敬敬地请求大明朝廷给他赐封。

万历七年，张居正收到书信和礼物之后上奏神宗，在奏疏和通信中将锁南坚错（索南嘉措）称为“乌思藏僧人”“藏僧”或“西僧”，将西海（青海湖）以西的青藏高原地区称为“西番”[17]。可见当时的官员已经开始以“西”和“藏”指代乌斯藏地区。

张居正在《番夷求贡疏》中混用“乌斯藏僧人”“西僧”，划线部分为索南嘉错（三世达赖）请求大明册封的书信。（《张太岳文集·卷四十三》）

如果说蔡汝贤和张居正的奏疏只能说明“西藏”的名称在当时初具雏形，那么十多年后郑洛的《敬陈备御海虏事宜以弭后患疏》则完全确定了“西藏”一词的内涵[18]。

《皇明经世文编 · 卷四百五》记载右都御史、经略陕西延宁甘肃宣大山西边务的郑洛在万历十九年平定洮河之乱后，上书朝廷详细阐明了经营西边的战略。他提到当时藏地已经成为宗教中心，“各番赴藏受戒，如汉人之赴京求官”，文中交替使用“去乌思藏受戒”“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等表述，证明当时已经形成混用“乌斯藏”“藏”和“西藏”形容西藏地区的习惯。

郑洛奏疏中介绍番僧“去乌思藏受戒”“直赴西藏”（《皇明经世文编 · 卷四百五》）

郑洛还详细记录了西藏的地理方位：“西宁行百里许而出石硖，即为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为青海（青海湖）。青海周围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盐池，西南则通乌思西藏（注：“乌思西藏”在此处为同位语，被郑洛用于指一个地方，而非两地），西北则通瓜（今酒泉市瓜州县）沙（今敦煌市）哈密（今哈密市）。皆其可去可来之地、可牧可猎之区，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

郑洛奏疏中描述“西藏”的地理位置（《皇明经世文编 · 卷四百五》）

综上所考，从蔡汝贤的“（由）西（至）藏一路”、到张居正的“西”“藏”“乌思藏”、一直到郑洛的“藏”“乌思藏”“西藏”，可见最晚到有明万历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使用“西藏”一词指代过去“乌斯藏”地区的惯例。

六、清朝将“西藏”的名称制度化

明朝对西藏和周边地区的羁縻管理主要由三条主线构成，一是从明初开始设立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制度作为军事保障，二是通过对当地的僧俗首领的“多封众建”实现政治稳定，三是以张居正为首的干臣巧妙运用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有效缓解西藏、青海诸番乃至蒙古各部与明朝间的紧张关系。清朝的统治者将这些明朝肇始的制度发扬光大，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从明末开始，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以武力占领青海和西藏地区。1641年，在格鲁派的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的请求下，固始汗攻打西藏地区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不久后占领日喀则，降服后藏地区。1653年，顺治帝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此时在西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已经臣服满清政府。

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攻入拉萨，和硕特汗国末任可汗拉藏汗派人进京向中央政府求援，但很快兵败身死，和硕特汗国覆灭。准噶尔军队进入西藏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西藏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准噶尔部占据西藏震惊朝野，清廷深感兹事体大。康熙当时称：“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踞，将边无宁日。”于是两次对准噶尔用兵。1719年，康熙派十四子允禵担任“抚远大将军王”，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征讨策妄阿拉布坦。

《清代西人见闻录》记载清军此役得到了西藏人民的广泛支持，“所经之处，人民集合起来，欢呼达赖喇嘛，听取中国皇帝派出的大臣的命令。”最终准噶尔部北遁伊犁，西藏重新回归中国。

在驱逐准噶尔扰藏势力后，清廷没有重新扶持和硕特部在西藏建立政权，而是改为直接任命若干噶伦共同负责西藏政务。此役之后，康熙在1721年亲撰碑文，记述了清朝派兵平定入侵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的功德，此即前文提到的《平定西藏碑》。碑文中出现了蒙古人熟悉的“土伯特”和明朝以来出现的“西藏”一词，共同用于指代今天的西藏地区。

立于布达拉宫方城南门外西侧的《平定西藏碑》中有“爰纪斯文，立石西藏”一句（《西藏碑文》）

1726年，针对西藏地方出现的动乱，雍正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将阿里地区、藏（后藏）、卫（前藏）和康区在芒康山以西的部分划归西藏，奠定了今天西藏自治区的范围。翌年，由于西藏的几名噶伦彼此不合，雍正直接派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进驻拉萨，担任“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后改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此举标志着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施政，“西藏”一词也自此成了法定的正式名称。

清朝疆域示意图（Kallgan, Wikimedia）

对于青藏高原和附近地区的称谓，我国从唐朝的“吐蕃”政权、到元朝的“乌斯藏”和“吐蕃等路”“吐蕃等处”宣慰司并用、到明朝的“乌斯藏”“藏”“西藏”混用、最后到清代实现了“西藏”名称的制度化。

七、“Tibet” 和“西藏”的政治意涵

值得警惕的是，英语中的 “Tibet” 一词所指代的区域往往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西藏自治区，而是更接近叛逃国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等“藏独”势力提出的“大藏区”概念，除西藏外还涵盖了青海全部以及四川、甘肃、云南和新疆的部分区域。

十四世达赖等“藏独”分子主张的所谓“大藏区”示意图（新华社）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历史上从不存在这个所谓的“大藏区”。唐朝时，藏族领袖联合当地各族部落建立的吐蕃政权，疆域极盛时的势力范围包括我国的西藏、青海以及其他西部省份的部分区域，但其同时也包括了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北部地区。

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大藏区”在南边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吐蕃曾经控制的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北部地区，甚至连我国的藏南和阿克赛钦也没有划进去。要知道藏南达旺地区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乡，藏族民众心中的一块圣地。

这些“藏独”分子之所以没有把这些地方划进所谓的“大藏区”，无非是因为目前他们的伪“西藏流亡政府”就寄居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受印度政府包庇。他们害怕得罪了自己的同谋和金主，所以不敢染指任何印度政府单方面主张的“领土”。这足以证明十四世达赖等“藏独”势力从来就不在意历史事实与藏族人的福祉，他们的目的就是分裂中国、制造祸乱。

再者，即便是吐蕃政权曾经的疆域也和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藏独”势力没有任何关系。从13世纪开始，我国西藏和毗邻区域陆续被藏、蒙、汉、满等各民族的政治势力相继/联合管辖（藏传佛教领袖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本人就是蒙古人）。自古以来当地更是杂居着汉、藏、回、门巴、珞巴、羌、蒙古、土、东乡、保安、裕固、撒拉、傈僳、纳西、普米、怒等十几个民族的人民，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共同主人[19]。

“藏独”势力依据古书上记载的某个已经覆灭的政权，在某个特定时间节点的管辖范围的一部分定义所谓的“大藏区”，要求在整片区域实现所谓的“藏人自治”，这种行为无异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抱着一本所谓的《圣经》抢夺阿拉伯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他们的主张既有违历史，也违背现实，把我国各民族共同开发青藏高原的历史歪曲为单一民族的历史，在各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和分歧，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断难接受。

近年来，海外“藏独”分子开始在汉语中新造出一个“图博”的说法用来翻译 “Tibet” 和指代他们所谓的“大藏区”。2008年，十四世达赖的侄媳、“台独”分子周美里在我国台湾地区还成立了一个“藏独”组织“台湾图博之友会”。对于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我们自然应当坚决抵制。

古地名“藏”早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藏语之中，用以指代雅鲁藏布江上游日喀则附近区域。自有明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管理的逐渐常态化、制度化、直接化，朝廷为了确保边疆的安全和稳定，避免西藏地区的本土部落、羁縻政权或入侵西藏的外敌以“吐蕃疆域”为基础对西藏以外的地区提出进一步的领土声索，于是逐渐弃用了“吐蕃”这一历史称呼，并通过延展“藏”这个原本较小的地理概念，同时冠以“西”的方位加以区分，逐渐形成了如今“西藏”的名称。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帮助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西藏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现代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西藏”这两个字是西藏地区繁荣发展和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见证。

八、西藏应译为 “Xizang”

子曰：“必也正名乎。”

我国民政局颁发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地名之间的相互译写，以本民族和他民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为依据，或者以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地名为依据”。

前文已经详述，藏语里原本不存在类似 “Tibet” 的词汇用以形容青藏高原，今天的藏族人民也不习惯用类似 “Tibet” 的词汇来形容西藏自治区。“Tibet” 这个粟特语、突厥语和藏语的拼接词本身就不是我国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规范化的语言文字”。

更何况我们在汉语中也早已不再用“吐蕃”一词称呼西藏地区，那么和“吐蕃”（大蕃）疑似同源的 “Tibet” 也不适合再被用于翻译今天的“西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西藏”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在当下的新时代，为了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和境内外分裂势力在涉藏话语上的概念陷阱，建立中国在国际涉藏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我们有必要昭告外邦、晓喻四海，“西藏”的外文译名不是 “Tibet”，而是 “Xizang”。

参考文献：

[1] Rockhill, William Woodville, ed.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As Narrated by Himself. With Two Accounts of the Earlier Journey of John of Pian de Carpine. Taylor & Francis, 2017, pp.151

[2] Mair, Victor H. “Tufan and Tulufan: The Origins of the Old Chinese Names for Tibet and Turfan.”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4 (1990): 14-70.

[3] Gruschke, A. (2001).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s Outer Provinces: The Qinghai part of Amdo. Thailand: White Lotus Press, pp. 21.

[4] Bazin, L., and J. Hamilton. “L’origine du nom Tibet [An origin of the name Tibet]. Bazin L.” Les Turcs, des mots, des hommes. 1991: 244-262.

[5] 牙含章. “关于 “吐蕃”,“朵甘”,“乌斯藏” 和 “西藏” 的语源考证.” 民族研究 4 (1980): 3-6.

[6] 南小民, 巴桑. “论汉文 “吐蕃” 的注音原则——基于藏文文献里的 “吐蕃” 拼读.” 《西藏大学学报》3 (2017).

[7] 巴桑. ““吐蕃” 读音的藏, 汉文依据考察——兼论 “吐蕃” 一词的准确注音.” 辞书研究 3 (2020): 91-100.

[8] 杨军. ““吐蕃” 的读音问题.” 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 (2006).

[9] 姚大力. ““吐蕃” 一名的读音与来源.”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1 (2014): 95-101.

[10] 陈庆英, et al. 西藏通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pp.3

[11] 陈庆英"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燕京学报》 5, (1999).

[12] 石岩刚. “《 御制平定西藏碑》 校录.” 西北民族论丛 1 (2015): 31-49.]

[13] 《五体清文鉴》.

[14] 李勤璞. ““西藏” 地名的起源.” 历史研究 5 (2016): 176-184.

[15] 《明史 · 卷二十三 · 庄烈帝一》

[16]《明神宗显皇帝实录 · 卷之三十七》

[17]《张太岳文集·卷四十三》

[18]《皇明经世文编 · 卷四百五》

[19] 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4/15/content_2851804.htm

致谢：

感谢洪范和谭樊马克等人的讨论和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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