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什么是“问题意识”？

【文/ 黄宗智】

“问题意识”是学界比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知网以此为主题来搜索，得出25750条（2023.9.25），其中，点击率超过5000的有53篇，超过2000的有3140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度要远高于一般实质性的研究领域。

浏览这些文献，笔者发现它们大多缺乏可操作性，一般都将良好的“问题意识”要么归功于个别学者的学识、积累、修养、天赋、灵感等因素，要么对“问题意识”进行繁琐的、貌似高深但无法实际操作的论析。对青年学者们来说，目前绝大部分的文献并不具有真正可供学习的明确指引。那样的文献读来一般只会使他们感到自己知识、见识、天赋、勤奋不足，但对自己实际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进路则无补于事。

从笔者自己35岁前后至今一贯采用了将近50年的问题意识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的实质其实绝对没有那么玄奥和不可清楚认识。固然，我们须要对现有理论资源有一定的认识和积累，但道路是清楚的，也是相当部分青年学者所能够做到的。

在我看来，我们学者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怎样对待现有理论。首先是主流性的、被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采用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先是将其问题化：它们几乎全都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到底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吗？它们是否真的为我们所想研究的议题提供了足可依赖的理解和说明？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必须要对西方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最主要的是其主流的形式化理论，其霸权似的影响尤其可见于经济学和法学这两个特别偏重形式化理论的领域，但也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其它学科。

我们需要看到，来自西方的主流理论惯常使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逻辑，将实际单一面化，而后对其进行形式逻辑化，简单化。实际上，大多并不符合要比其复杂得多的西方自身的实际，更毋庸说中国的实际。譬如，设定人必定是理性的，排除显然存在的非理性；或者，将市场经济设定为必定会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模式，排除实际上广泛存在的不平等和剥削性交易；或者，将市场经济设定为必定会导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排除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的多种非资本主义市场实际。

对我们来说，要认识和掌握被主流理论简单化背后的复杂实际，一个重要的资源是西方自身的非主流理论。最重要的是三大另类的理论传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特别强有力地为我们揭示了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剥削面；然后是实质主义理论，为我们说明了中国历代的小农经济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实质——不仅考虑到营利，更要考虑到生存；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我们说明“话语”和“表达”的强大影响，主流形式主义理论的话语自身便是很好的实例。这些“另类”理论为我们提供与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十分不同的视角、认识、思路，使我们能够更完全地认识到其多维的复杂实际。它们都是我们在学习和实际研究中可以借助的重要资源。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图为山东农科院滨海农业创新团队副主任马兰博士在田间指导农民

至于笔者自身认可和采用的学术路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五个不同认识步骤来说明。以下是对每一步的简略阐释。

第一步是，无论我们研究关心的是什么课题，我们首先要将影响巨大的主流理论“问题化”，通过非主流理论的协助，将其单一维的视角问题化。我们绝对不可仅凭那样的视角来认识我们所关心的中国的具体问题的全面。西方主流理论，相对认识中国实际来说，多是充满误导性的。即便是相对西方自身，也同样如此。这里的关键在能够阐明如此的实际的西方另类理论。我们需要对它们的认识、掌握和借助。

第二步则是对我们要研究的中国实际的精准认识和掌握,特别是扎实和深入的“一竿子插到底”的经验研究。越是基本性的经验证据，越明显如此，其可能包含的理论含义也更重要。

第三步是联结扎实的经验实际认识与理论化的概括。这样的一步的关键在诚挚的求真，不可陷入取巧，须要真正尊重经验证据，真正凭借经验实际或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进行对现有各种理论的取舍。

第四步是创建符合实际与实践操作的理论化概括。如果现有理论资源并不能适当概括自己所搜集的证据，我们便需要据此来建构新的概括。要认识到，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多源自实际与现有理论资源不相符之处。因为，那样的背离正是我们须要创建新概括的明确信号和创新契机。它说明的不仅是现有理论的不足，更是自己经验发现的崭新意义。面对那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新概括，乃至于新理论的创建。

第五步是创建精准有力的新概括。这一步有多种不同的可能：一是成功地概括、突出自己的新经验发现。更难的是，适当明了地概括不仅是自己的新经验发现，更是有意识地质疑、补充、修改现有理论。再高一层次的是，通过与已有理论的对话而不仅突出自己的发现的新意，更走向或建构新的概括。最高层次的贡献是符合新实际的发现的新理论创建。

读者明鉴，上述是适用于几乎所有研究议题或领域和学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是可以使用于众多不同议题和领域和学科的方法。它要求固然较高，也确实是相对艰难和复杂的进路，须要同时做到对现有理论资源比较精准的掌握，也在经验研究层面上做到有深度的新发现，而后进一步澄清其与现有理论不相符之处，最后通过不断来回于两者之间而创建出有扎实经验证据的新概括、新理论。

那样的工程无疑是相对复杂和艰苦的，要求比较高，但它是清楚明白，可以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去做的进路，不是像现有大部分关于“问题意识”的论析那样主要依靠研究者不可捉摸，不可仿效的“深度”，或“灵感”、或“天赋”或“洞见”等比较玄奥、不明确和不可具体学习和操作的指示。

上述实际上是笔者近五十年来前后一贯使用的“问题意识”、研究进路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它固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知识和对其灵活使用的执着，也需要较大的经验研究投入和求真的学术态度，但绝对不是什么玄奥不可捉摸的进路，而是可以明确地一步步迈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