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季莫费耶夫：现代外交是否有能力将“混合战争”转化为“混合式和平”？

【文/伊万·季莫费耶夫 编译/思达】

在过去十年中，混合战争的概念已在西方和俄罗斯的政治语境中被牢固确立。俄罗斯专家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与其他概念有重叠（如"非正规战争"），同时其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然而，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绝非偶然。

用于国际问题分析的概念工具明显不足，现有的概念无法充分描述国际关系的新现实，混合战争概念的迅速传播是对这种差距的自发反应。迄今为止，这一概念确实存在过于模糊的问题，它更适合宣传而非科学研究。因此，“混合战争"定义所涵盖的现象需要反思，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更严格的界定。如果存在“混合战争”，那么它能否转变为“混合式和平”？现代外交是否有能力就“混合式和平”开展谈判，并达成可持续的协议以结束“混合战争”呢？

对混合战争的相关阐述有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冲突。一方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迫使其满足自己的某些要求，改变对方的外交和国内政策。

第二，使用非军事手段以赢得冲突胜利。出于某种原因，直接使用军事力量解决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有风险的。因此，会尝试使用其他手段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这类手段的范围极广，可能与军事领域有关，包括向别国政治派别、叛乱分子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对其军事人员进行培训等等。同时，混合战争的许多其他手段与军事无关，包括经济制裁、信息和宣传活动（包括传播虚假信息）、拉拢贿赂别国内部政治力量和派别、煽动组织抗议活动、收集各种信息并将其用于敌对目的等等。如今，人工智能在社交网络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这也为混合战争增添了新的手段。

必须指出的是，战争的发动与协调并不一定是集中式的。其中一些要素是垂直控制的，由统一中心沿传播链条向下传达决策。但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例如，一些行动完全可以从最底层自发产生，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决策中心只需承认这种活动，无需干涉，必要时给予支持和指导即可。分散式的网络手段作为混合战争的模式与集中式作战方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当代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混合战争手段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服务、社交网络、数字服务、价值链、生产环节等方面的全球化发展以及相互依存成为重要的助力因素。在这些全球化网络中，各国与全球产品提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全球化产品的提供者大多为西方国家。渐渐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在政治上利用上述因素的可能性。

美国研究人员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指出，金融等服务可能被用于采集用户信息（如活动喜好、联系人信息、银行交易数据和其他数据）。此外，切断相关服务也可被用作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金融制裁，敌对国家的个别人员可能被禁止进行银行交易。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不断升级，随着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双方冲突愈演愈烈。此次冲突具有混合战争的所有特征，对此，双方长期以来一直相互指责。

俄方抨击的重点是西方大规模军事援助乌克兰，在西方媒体上积极开展反俄宣传、企图操纵舆论，煽动和引导社会对抗，直接或间接推动俄邻国以及俄国内的制度变革，对俄实施单边制裁，迫害海外俄罗斯人，宣扬伪价值观，攻击东正教等。

西方则强调俄罗斯干预其选举，在俄国内清除异己，阻挠民主改革，操纵原材料和其他产品的价格、采取非正式的经济限制措施，通过俄罗斯海外广播宣传敌视西方的言论，对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提供暗中支持，利用教会机构拓展俄利益等。可以说，俄与西方在多个领域都处于相互对立、激烈竞争的状态。

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被视为美国及西方对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混合战争能被视为一种特例吗？不能。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混合对抗日益加剧。在地区层面，也有很多混合战争正在进行，比如在外高加索、中东、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等。从历史上看，混合战争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冷战期间，信息和经济领域就曾发生过大规模对抗。今天，由于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监控工具的扩展等因素，混合战争正呈现出新的特点。

此外，混合战争——或至少是混合行动——甚至在盟国之间也有可能发生。例如，美国和土耳其是北约盟国。然而，华盛顿却对土耳其一些个人以及组织实施经济制裁，并支持反土耳其力量；秘密窃听盟国领导人的丑闻也时有发生；通过情报机构、游说团体和当地少数族裔对民主选举暗中施加影响等等。

显然，针对盟国的此类行动的强度要小于针对对手的行动。但它们存在本身就表明，权力和胁迫手段既可以用来对付敌人，也可以用来对付朋友。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甚至更加有效。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著名的制裁政策研究者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就用实例印证了这一模式，并称之为"制裁悖论”。

混合战争工具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广泛使用，让我们又回到了托马斯·霍布斯的经典格言：国家之间的关系注定是无政府状态。和平状态是暂时的，随时可能转变为战争状态。

混合战争的关键在于，用惯常的外交手段来控制其进程极为困难。通过缔结停战协定或和平协定结束武装斗争是可能的，但如何通过谈判结束混合战争呢？即使假定各国政府相互同意其控制下的媒体、机构和团体停止敌对行动，它们能否控制那些以分散方式作战的人的活动呢？例如，俄罗斯和美国结束了冷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两国政府之间关系良好，但个别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仍在积极从事相关的敌对活动。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就会获得政治支持。换句话说，政府可以阻止其可以控制的事情，压制其可以触及的事情。问题是，政府机构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在政府控制的混合战争领域，也很少有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结束这种对抗的外交实践。系列手段都具有惯性。就取消经济制裁达成一致似乎很容易，但实际上，取消制裁要比实施制裁困难得多。

例如，美国是最大的制裁发起国。在上个世纪，华盛顿实施的制裁比其他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实施的制裁加起来还要多。美国总统虽然可以取消制裁行政命令，但是他在取消国会以法律形式已经通过的制裁措施方面却受到很大限制。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也已在法律中固定下来，不是总统的一个简单决定就能取消的。也就是说，在制裁这样一个相对正式的领域，制裁措施因其法律形式而具有可持续性。关于媒体、社交网络、社会运动和其他混合对抗领域的停战或和平，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混合战争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很容易开始，甚至更容易加速。要想阻止它，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此外，一场硝烟弥漫、自我维持的混合战争很可能使政治协议和外交努力变得没有意义。

结束混合战争并将其转化为混合式和平或纯粹的和平是现代外交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许多常用的外交工具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外交官本身也已成为混合战争的工具，但他们却没有阻止混合战争的手段，即使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或政治意愿。

在混合战争中，寻找实现和平的外交工具并非易事。在某种程度上，外交作为一种寻求和平的机制，其前景主要取决于它的解决方案。如果外交官不能找到将混合战争转化为和平的方法和工具，那么他们在开展谈判、寻求妥协、解决现有问题、最大程度减少敌人数量、实现符合本国利益的和平方面的地位将面临下降风险。

（原文题目：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и гибридный мир 原文出处：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gibridnaya-voyna-i-gibridnyy-m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