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如何霸凌别国？美国找到了新工具

【文/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北约的西欧成员国是受到去年俄乌冲突爆发附带伤害波及最严重的国家。它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要屈从于那个最强大盟友的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欧洲人拆毁其经济赖以为生的两大支柱：从俄罗斯进口的廉价能源，以及向俄罗斯盟友中国出口的先进制造业产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施压越来越强硬。欧洲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些要求。战争初期，欧盟经投票表决，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对中国经济依赖最深的国家。今年夏天，德国政府发布了首份关于对华贸易“去风险”的战略文件。

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拿德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均预测，德国今年的经济表现将比任何发达经济体都要差。德国的经济放缓当然有许多原因：利率居高不下，供应链因疫情与战争而受到扰乱，德国的传统汽车工业面临来自电动汽车的新竞争。同样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正如社会学家沃夫冈·施特拉克（Wolfgang Streeck）近期在《美国事务》杂志上写道：“德国被要求参加的这场经济战争，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德国自身发动的战争。”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网站报告预测：德国2023年GDP可能萎缩0.5%

虽然大多数欧洲人将俄罗斯视作家门口的威胁，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今年夏天，欧洲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一项研究发现，假如美国和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欧洲大陆的大多数人（62%）希望保持中立。然而今年4月，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同胞们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保持“战略自主”，避免卷入“集团对抗的逻辑”中时，他不仅遭到了美国政客的反驳，也包括部分欧洲盟友的反驳。

过去，当欧洲人需要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向美利坚帝国争取一定的回旋余地时，他们完全可以公开提出这样的要求。2002年和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与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都曾反对小布什政府的决定，拒绝参加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如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导致美国享有基于自身偏好且不受约束的帝国权力？

部分原因是欧洲国家在军事上依赖美国。多年来，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占GDP之比远低于2%。如今他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可能比二十年前还要高。然而，美国试图为全世界制定规则的做法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仅仅是与武力相关。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利用了一套全新的、往往难以捉摸的工具组合来奖励那些帮助它的国家，并惩罚与美国作对的国家。

由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以及乔治敦大学的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这两位政治科学家的努力，美国的这套工具组合不再那么神秘。二人上个月出版的新书《地下帝国：美国如何将全球经济武器化》揭示了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如何建立起一套机制作为组织全球市场运转的中性媒介，并从中获益。

这些机制包括美元和被称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金融报文系统，该系统的总部设在比利时，由一个容易受到美国施压的国际委员会管理。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也帮助美国成为全世界大部分有线电路及基础设施的所在地，包括当代最重要的云计算中心，如亚马逊网络公司、微软和谷歌公司等。

位于比利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总部大楼

现在的美国有能力随心所欲地监测和影响全球通讯网络以及供应链。“9·11”恐袭事件爆发后，美国主动选择这么做。它将自己能够控制的国际体制改造成了一种防御性（至少当时的美国这样认为）武器，用于“反恐战争”。法雷尔与纽曼写道：“为了保护美国，华盛顿缓慢却坚定地将正在繁荣发展的全球经济网络转化成一种统治工具。”

通过四位总统任内的谋划，美国才终于将全球经济打造成本国的战略资产，用于对抗（主要是）伊朗、俄罗斯和中国。小布什任内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其中第三款的内容旨在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美国的金融体系从事洗钱，但最终却赋予了美国监管机构对各类外国金融实体采取行动的权力。

至奥巴马时代中期，美国官员成功地迫使SWIFT系统剔除伊朗的银行，还通过威胁起诉的方式，强迫瑞士银行家打破该国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银行业保密传统。瑞士历史悠久且利润丰厚的银行业名声就此终结。越来越多美国的朋友与敌人都对这套体系感到恐惧。

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肆挥舞美国金融网络的大棒，骚扰中国手机巨头华为公司的计划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正如法雷尔和纽曼书中的详细描述，总部在伦敦的汇丰银行被迫向美国分享华为的数据。接下来罗织的所谓“证据”导致加拿大于2018年在温哥华非法拘押时任华为首席财务官。2019年，美国国务院试图贿赂一名被怀疑参与运输伊朗石油的印度籍油轮船长，敦促他将油轮开到美国可以扣押船只的港口。

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打破了另一个“911”事件发生前曾长期遵守的信托传统。美国不仅在从阿富汗撤军后安排冻结了该国中央银行区区70亿美元的资产，还在盟友的帮助下，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的资产（数额是阿富汗央行资产的几十倍）。现在美国提出将这些别国的资产用于它认为更有意义的方向：前者用来赔偿“911”恐袭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后者用于乌克兰的重建。

美国决策者将全球经济武器化的方式，令民主国家很难察觉，更不用说施加影响。民粹主义者对这类精英施加的控制的许多抱怨都是合理的：比如，在意大利和波兰经常会听到类似的抱怨，即欧盟如何将成员国拉入后新冠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计划项目的陷阱中，然后在交付资金前附加不讲道理的条件。

然而，法雷尔与纽曼批评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或许这也是其力量的源泉——它并不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两位作者对俄乌冲突的认识——认为俄罗斯在未受挑衅的前提下发动攻击，其领导人“似乎认为冷战从未终结”——这样的看法与美国国务院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两人对美国监管帝国的描述也是叙述多过抱怨。两位作者暗示，如果美国的监管权力被用于服务更有意义的目标——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捍卫美国霸权，那么他们完全不会对这些做法产生半点担忧。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将全球经济武器化已经被证明是美国霸权中一个不可靠的工具。问题在于，自冷战以来的全球化经济中，每一个国家彼此之间都在相互交易。那些最有理由担心美国这种做法的国家已经做出回应，试图打造一套替代性的方案。过去一年半以来，俄罗斯在面对美西方的全面经济战中表现出了顽强的坚持，这可能会被中国或伊朗视作榜样。相比之下，那些对美国最友好的国家——十年前的瑞士或是今天的德国——却因为没有准备好抵御美国经济层面的武器而蒙受损失。

（原文于10月4日发布在《纽约时报》网站评论版，原标题：“美国拥有一套能够霸凌其它国家的新工具。” The US Has a New Set of Tools for Bullying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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