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尔孙·艾拜：西方涉疆“强迫劳动”谬论是如何产生的？

【文/吐尔孙·艾拜】

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炒作所谓“强迫劳动”谬论，对我国进行系统性污名化，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削弱中国的国际声望，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制裁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破坏我国投资环境，损害我国经济利益。其中，西方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政客之间协作紧密，共同促成此话题的发酵。

只有掌握所谓“强迫劳动”谬论的演变历程及背后的政治经济目的，探析其话题操控策略、传播路径和方式，我们才能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维护我国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

本文对15个国家和地区22家媒体3万余篇涉疆报道进行统计，并从中选取散布所谓“强迫劳动”谬论的13家媒体的189篇报道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还研究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涉疆报告、郑国恩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以下简称“ASPI”）的“研究报告”，梳理所谓“强迫劳动”谬论的演变过程。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一、“强迫劳动”谬论的演变过程

2022年8月31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所谓“中国新疆人权关切”的评估报告，基于西方提供的虚假信息，攻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其中，提及所谓“强迫劳动”谬论时，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结业学员的安置就业两个方面对我国进行抹黑。

其实，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攻击长期存在，但在不同时期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框架有所不同。早期主导叙述框架为所谓“对少数民族同化”，后演变为所谓“对少数民族劳动权利的侵犯”。同时，我国对教培学员的安置就业成为所谓“强迫劳动”的新攻击点。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政府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一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稳步推进，新疆响应国家号召，采取措施拓宽农牧民转移就业渠道。

1995年至1998年，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招收使用农村劳动力（外来劳务工）实行计划管理的补充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收使用农村劳动力（外来劳务工）管理的通知》，为引导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维护劳动双方合法权益提供政策保障。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援疆省市的支持下，新疆转移就业工作顺利推进，促进全疆富余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增收。2001年，全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14万人次。

2000年3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农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京召开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高级研讨会并下发会议纪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多渠道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路子，合理确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制定相应的规划和措施，并建立目标责任制和部门分工合作机制”。

2002年，中办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2002年12月，农业部印发《农业部关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区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农民跨区域就业。2003年，新疆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近100万人次。

2004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2007年，新疆转移就业人数达145万人次，就业总收入达40亿元，人均收入达2 750元。

但是，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引起西方反华势力的攻击。他们将其污蔑为消灭维吾尔文化的手段。

2009年7月11日，《卫报》发文称，“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一项有争议的计划，旨在为新疆150万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2008年以来，20万维吾尔人参与并离开家园来到潮湿的亚热带地区。”西方媒体甚至将“7·5”事件的发生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联系起来，诬称转移的劳动力多为维吾尔族年轻女性，旨在让他们背离传统，与内地居民结婚并进行“同化”。

随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采取疆内外就业相结合的模式，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转变理念外出务工。2014年至2019年，“新疆年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达276．3万人次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3．4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31万元。”在此背景下，西方反华势力对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攻击有所减少。2020年以后，西方反华势力转变话语模式和叙述框架，将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描述为“强迫劳动”并进行炒作。

在岳普湖县包装材料产业园，一位工人为生产编织袋准备物料（资料图：新华网）

此外，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环境和土壤，将暴恐活动消除在未发之前，新疆坚持“标本兼治”方针，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开展帮教工作。这属于国际通用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西方发达国家等均有类似机构。但是，中国新疆的教培工作却引起西方反华势力的攻击并诬称其为“集中营”。

西方政客、媒体、智库和各类组织联手炮制“100万维吾尔族被关押在教培中心”的谎言，“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报告，诬称“约有100万穆斯林被关在教培中心，约有200万人被迫参加相关项目”。“ASPI”发布报告，鼓噪“中国拘留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西方反华势力使用骇人听闻的词语和捏造的故事，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抹黑攻击。

为此，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指出“新疆通过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开展教培工作，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取得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重要阶段性胜利”。2019年12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宣布，参加“三学一去”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

但是，西方反华势力将安置就业捏造炒作为重塑意识形态的“强迫劳动”。此时，西方反华势力形成了所谓“强迫劳动”谬论的两种类型，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结业学员的安置就业。

从所谓“强迫劳动”谬论的演变过程来看，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我国长期稳定的富民政策，在提高全国各族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和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西部地区，转移就业是提升各族群众就业率和收入的重要措施。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部地区转移就业人数和收入持续增加，人民群众外出务工的意愿日益强烈。

但是，西方反华势力出于“以疆制华”的战略图谋，形成由政客、媒体、智库和各类组织组成的舆论操控网络，攻击抹黑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其间，依据形势变化，他们采取不同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框架。随着叙述框架的变迁，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采取的遏制措施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和升级，从单一的舆论攻击逐渐转变为舆论攻击、“法律”制裁和经济围堵并重的渐进模式，呈现“全政府化”“联盟化”和“罪行化”趋势。

此外，通过教育和就业增收消除极端主义蔓延的土壤是全球通用的反恐策略。但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话语体系中，新疆的类似做法成为一种“强迫劳动”。“事实上，自诩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劳动问题。在美国的农业生产、血汗工厂、移民拘留中心等领域，均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劳动问题。”但是，美西方刻意忽视自身问题，却对他国扣帽子、无端指责。

可见，所谓“强迫劳动”谬论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价值偏见和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图谋。

二、“强迫劳动”谬论的发展阶段

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强迫劳动”谬论是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和叙述框架，从早期的舆论操控逐渐演变成对中国新疆的全面经济封锁和打压。西方反华势力采取舆论先行、经济制裁和围堵紧随其后的策略，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反华国家和组织形成联盟等方式，逐步实现“强迫劳动”谬论的工具化和政治化。

本文对13家海外媒体的189篇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强迫劳动”谬论的演变过程和操控策略可分3个阶段。

13家海外媒体有关“强迫劳动”谬论的报道篇数分布

其一，话题酝酿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

2018年12月，美联社率先报道称，新疆和田市一家公司与新疆教培机构合作，教培学员制作的服装销往美国。《华盛顿邮报》《阿拉伯新闻报》《香港01》等媒体转载，并引起美国相关部门的注意，要求阿迪达斯、瑞典跨国服装零售公司、美国户外娱乐产品公司等企业检查产业链，禁止进口所谓“强迫劳动”产品。

2018年12月18日，《美国之音》发文声称，“中国政府‘强迫’部分学员在制造和食品业工作，有些人没有报酬或拿到微薄的收入并受监视。”

2018年12月20日，《美国之音》刊发《美国审查来自中国“劳改营”的进口产品报告》一文，引用“世维会”成员茹鲜·阿巴斯、“ASPI”网络政策研究员内森·鲁泽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肖恩·张的言论诬称，教培中心存在“强迫劳动”。

2018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发文称，“新疆全面拘留计划旨在将分散的少数民族变成一支纪律严明、讲中文并忠于共产党及工厂老板的工人队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称，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违反美国法律，已关注并审查媒体发布的相关信息。

“强迫劳动”作为新话题被提及并引入媒体，传播范围和主体以美国及其媒体为主，攻击对象是教培学员安置就业工作，涉及服装行业。

此时，“强迫劳动”谬论的核心特征是舆论攻击，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相对有限。

我国政府和媒体从舆论层面进行批驳并澄清事实。例如，2018年12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现在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和所谓的‘强制劳动’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2019年7月15日，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严词批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传播虚假信息。

其二，话题发酵期（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

2020年3月1日，“ASPI”发布所谓《“出售”维吾尔族》的“研究报告”，攻击援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教培学员安置就业工作，西方媒体大量转载和引用。“研究报告”认为所谓“强迫劳动”“涉及全球82家品牌和公司，主要表现形式有劳动人员在隔离的宿舍居住，行动受到监视，不能参加宗教活动，接受意识形态和语言训练”。人权组织和媒体制造舆论，要求英美等美西方国家政府调查企业产业链，要求当地企业与使用维吾尔族劳动力的中国企业切断关系。

2020年3月，瑞士棉花良好发展协会（BCI）以新疆的棉花生产“侵犯劳工权利”“违反人权”为由向各大品牌提议禁用新疆棉花。美国国会议员随即提出所谓《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案》，要求企业获得美国政府的认证，以证明任何从新疆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都未使用“强迫劳动”。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识别并指定”任何参与“强迫”新疆少数民族劳动的外国人并予以制裁。同时，“强迫劳动”谬论在欧盟议会持续发酵。

2020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涉疆决议，诬称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要求欧洲各国制裁新疆官员，抵制来自新疆的所谓“强迫劳动”产品。

2021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与跨国公司问题工作组特别机制专家在人权理事会上，散布所谓“强迫劳动”谬论。同年6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将通过国内手段和多边机构保护个人免受“强迫劳动”，并确保全球供应链不使用“强迫劳动”。随后，美国和欧盟发表“美欧联合声明”造谣所谓“强迫劳动”谬论。

2021年8月，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了所谓禁用“强迫劳动”进口产品的法案，将新疆的产品抹黑为“被奴役的人员”制造。

2021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中首次正式提议禁止“强迫劳动”制造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2021年1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为进一步制裁我国企业、遏制我国发展制造“法律”依据。

期间，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教授劳拉·墨菲、美国和英国的行业组织、企业连续发布所谓“研究报告”并进行游说，督促英美政府扩大制裁范围，促使所谓“强迫劳动”谬论持续发酵。法国、日本的地方司法部门对相关企业进行调查，当地企业抵制新疆生产的棉花和番茄。

此时，“强迫劳动”谬论的核心特征是攻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法律”依据，攻击对象包括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攻击的目标延伸到新疆的番茄、光伏、太阳能产业。

话题操控的主体呈现多元化和联盟化，美国联合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部分欧洲国家形成联盟，对我国进行抹黑攻击并通过所谓“法案”，为其经济围堵提供舆论和“法律”依据。西方国家立法机构、司法、边防、商务部门纷纷介入，形成利益共同体。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紧随其后，从舆论和“学术”层面密切配合，话题的操控从舆论层面进入“法律”和“制度”层面，并为进一步转入实践阶段提供基础。

我国以发布白皮书、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等方式应对。2020年9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介绍新疆劳动力就业现状和政策，有理有据地批驳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多次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各类行业组织发表声明，展示全疆各族群众劳动权利得到保障的现实。

其三，话题工具化和政治化时期（2022年1月至今）。

本文选取的样本中，2022年1月至4月，8家媒体发表了24篇炒作新疆话题的报道，均为英国和美国媒体。可见，各国媒体对所谓“强迫劳动”谬论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英美媒体成为主要炒作者。

2022年6月，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生效。欧洲议会随即通过两项议案，禁止由“强迫劳动”制造或运输的产品进出口。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实施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诬称，中国新疆的劳工政策具有歧视性。郑国恩和劳拉·墨菲发布2篇最新“研究报告”称，新疆聚氯乙烯（PVC）工厂存在“强迫劳动”。

郑国恩（资料图）

同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报告声称，“新疆地区的劳工和就业计划在性质或效果上似乎具有‘歧视性’，涉及‘胁迫’的因素，需要政府透明澄清。”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所谓“强迫劳动”谬论再次进入国际社会视野。

9月14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法规提案，建议欧盟采取措施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产品。

10月6日，美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提交涉疆问题决定草案，企图利用联合国人权机构干涉中国内政，推进其“以疆制华”图谋。

2023年4月，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再次发布“研究报告”，造谣所谓“强迫劳动”谬论，诬称我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多方面的强迫劳动制度，并存在相互关联的原因，即‘控制人口和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

2023年6月，总部设于柏林的人权组织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向德国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办公室举报大众、奔驰和宝马三家企业涉嫌“强迫劳动”。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土安全部审查4000批价值超过13亿美元的涉及我国企业的产品，将我国22家机构列入黑名单。2023年7月，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员办公室发布所谓“评估报告”。

期间，我国政府和媒体邀请外国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学者、媒体和行业组织到新疆参观，线上线下召开新闻发布会持续进行批驳。我国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兵团相继出台政策，支持新疆相关企业发展。

此时，“强迫劳动”谬论核心特征是从“舆论化”和“法律化”阶段进入“实践化”，攻击的借口是中国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攻击对象是所有在新疆生产的产品和新疆企业，以及与新疆企业存在贸易关系的各国公司。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打压全面升级。同时，欧美所谓的涉疆“法案”相继生效实施，美国对我国部分涉疆企业进行制裁。

西方反华势力完成将“强迫劳动”谬论从舆论攻击到出台“法律”和经济“制裁”的过渡，进入实践阶段，舆论战变为经济战。“强迫劳动”谬论彻底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战略遏制的组成部分。

三、“强迫劳动”谬论的操控策略

“强迫劳动”谬论的出现并非偶然，具有长期的谋划过程和明确的操控策略。

西方反华势力以人权为幌子，利用各国对人权理念的认知差异，捏造谎言进行炒作。事实上，人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深受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国对人权概念的理解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因此，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欧洲人权宣言》没有对人权的标准进行准确和具体的描述。

资料图：联合国官网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始终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各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人权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我国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和党章，进一步推动人权保障工作系统化和法制化，同时，举办人权论坛和发布白皮书，全面阐述我国的人权理念。

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我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至今，我国共发布13部综合性的人权白皮书和65本有关人权的白皮书。2009年至今，我国制定4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央有关部门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人权从理念价值到政党纲领、法律制度与行动计划三位一体，迈入全面实施和具体落实新阶段。”

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业和人权发展对话，履行国际人权责任。我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26项国际人权文书，其中包括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截至2021年4月，中国先后邀请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等9个特别机制11次访华。2016年9月以来，我国与欧盟、英国、德国、瑞士、新西兰、荷兰等举行了近20次人权对话。

但是，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西方人权理念的差异和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将人权政治化、武器化和工具化，捏造“强迫劳动”谬论。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政府进行“罪行化”、对我国转移就业扶贫政策进行妖魔化、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具体帮扶措施进行污名化、对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进行恶意揣测和曲解。西方媒体采取倾向性引用策略，对我国人权状况肆意攻击，推动“强迫劳动”谬论广泛传播。

其一，对我国政府进行“罪行化”。

“强迫劳动”谬论诬称，转移就业的目的是剥夺维吾尔族的文化身份并进行“同化”。在此基础上，西方反华势力进一步捏造谎言称，我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例如，2020年3月2日，《华盛顿邮报》发文诬称：“劳动力转移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主要目的是剥夺维吾尔人独特的文化和身份。”

2021年11月25日，《环球邮报》发文诬称：“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这是中国‘控制’该地区维吾尔族人口计划的一部分。”

2022年4月11日，《环球邮报》引用所谓批评人士的言论称：“强迫劳动和被迫搬迁到其他省份工作，是政府指导下对新疆实施控制的最新阶段。”

2021年8月23日，《卫报》引用西方政客言论妄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任何企业都不应该从奴隶制中获利。”

2021年8月23日，《华盛顿邮报》引用反华人士的言论妄称：“任何美国公司都不应该在一个针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运动焦点的地区做生意。特斯拉应停止对种族灭绝的经济支持。”

实际上，在党的关怀下，新疆实现和平解放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维吾尔族人口从1953年的360．76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162．43万人，增长3．2倍，而同期全国人口增长率为2．4倍。维吾尔族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二，对我国转移就业扶贫政策进行妖魔化。

“强迫劳动”谬论诬称：“维吾尔族员工被迫离开家乡在内地工厂务工，拒绝政府资助的工作任务的少数民族公民面临着被任意‘拘留’的威胁。”

例如，2021年6月25日，《华盛顿邮报》发文诬称：“通过国家劳工项目招募和雇佣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是面临拘留或其他惩罚威胁的居民无法拒绝的一种‘强迫劳动’形式。”

2022年3月7日，CCN发文诬称：“如果员工不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将被送到教培中心。政府的扶贫项目通常是非自愿的，拒绝接受的人可能会受到拘留的惩罚。”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国家扶贫政策的组成部分。2021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量达3072万人，其中新疆为317．4万人。随着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全疆各族群众的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从2017年的45 476元达到2020年的53 593元。新疆各族劳动者包括转移就业人员和教培中心结业学员，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和区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获取报酬，享受各项社会保险福利，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

其三，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具体帮扶措施进行污名化。

“强迫劳动”谬论诬称政府选派工作人员监视维吾尔族员工，对他们进行语言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将企业所在地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对维吾尔族员工的慰问诬称监控，将心理疏导室诬称为窥视维吾尔族员工思想动态的场所。

例如，2021年4月27日，《卫报》引用反华人士的言论诬称：“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安全的场所，工作时间极长，受到持续监视，并将政治灌输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20年3月9日，《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在一个专门建立的‘心理疏浚办公室’（心理疏导室），来自当地妇女联合会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官员进行‘心灵’会谈，提供心理咨询，帮助提升维吾尔族工人的‘先天品质’（素质），以帮助他们的融合。”

事实上，维吾尔族年轻化程度高，但受教育程度偏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8944人，60岁以下人口占84.7%。语言能力偏低将影响他们长期就业和收入的提升。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能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为19.9%，排在全国56个民族的倒数第5。

企业出于关心员工的角度，为维吾尔族员工提供免费语言培训，政府通过选派双语干部、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定期走访等方式，协调企业和维吾尔族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为及时排解员工心理和思想压力，避免出现心理疾病，国内外相当部分企业设有心理疏导室，这是国际通用的公司管理运作方式。2019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发布《健康企业建设规范（试行）》，明确要求企业重视员工身心健康并鼓励企业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这与“窥视员工思想动态”毫无关系。

其四，对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进行曲解。

“强迫劳动”谬论称：“维吾尔族员工乘坐封闭隔离的专用列车前往内地，工作处于依赖地位，薪资低于汉族职工并受数字监视工具的监视。企业对他们进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在严格隔离的区域，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他们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受到‘威胁’。”

2020年3月2日，《华盛顿邮报》在其报道中引用“ASPI”研究员许晓椿的言论诬称：“维吾尔族工人经常乘坐特殊的隔离列车在中国各地运输，工厂老板继续密切‘监视’他们。”

2021年6月25日，《华盛顿邮报》引用所谓匿名人士和美国工会主席的言论诬称：“被雇佣的少数民族员工可能受到监视。‘民族事务’委员会‘监督’在企业务工的少数民族工员工。”“一名维吾尔族工人说，他是自愿来到企业工作，但面临‘限制’。他会说中文，但被要求在企业上普通话课程。他被‘限制’在新疆。企业不让他离开。”

2020年3月6日，《美国之音》引用所谓前新疆籍人士的言论诬称，“在安置就业期间，其工资远低于当地最低标准。”

2021年4月27日，《卫报》引用反华人士的言论诬称，“维吾尔人与家人的沟通有限或没有沟通，母亲与孩子分开，家庭破裂。”

实际上，为了更好地服务转移就业人员，为其外出务工提供便利，新疆各地政府主动联系铁路部门预定车次。这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我国在法律、政策和实践层面充分保障各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行同工同酬，不存在对任何民族的歧视。法律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维吾尔族员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同等权利，企业无权也不会限制其自由。企业甚至为其提供专门的清真餐厅和舒适的住宿环境，通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加深员工之间的感情。

我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维吾尔族员工完全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以及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从事宗教活动。

其五，媒体采取倾向性引用策略对我国肆意攻击。

我们对13家媒体的189篇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在炒作“强迫劳动”谬论时，海外媒体主要采纳“ASPI”和劳拉·墨菲发布的“研究报告”以及“世维会”及其下属机构的言论。同时，相当部分报道引用反华政客言辞来论证观点，缺乏实地调研和第一手资料，更没有对维吾尔族员工的访谈，并未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

2018年12月18日，《美国之音》刊发文章，诬称新疆教培中心存在“强迫劳动”，并引用“ASPI”和“世维会”成员茹仙·阿巴斯的言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刊发类似报道，引用信源均相同。

2021年6月25日，《华盛顿邮报》在其报道中引用所谓匿名研究员和前当地居民的言论诬称：“新疆一家硅工厂通过国家劳工计划招募和雇用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目的是让他们进入工厂。这些项目是‘强迫’居民劳动的一种形式，因为他们面临拘留或其他惩罚的威胁，无法拒绝。政府把他们的家人送到‘拘留营’，让他们收割棉花，从事其他工作，并恐吓他们停止与外界的联系。”

2022年4月11日，加拿大《环球邮报》在其报道中刊发《加拿大监管机构被要求调查中国“强迫劳动”的进口指控》一文，引用总部位于渥太华的所谓“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执行主任马合木提·土赫提的言论诬称，“希望对‘强迫劳动’进口产品的调查能促使加拿大就此采取更大的行动。对中国棉花的依赖可能意味着在企业供应链存在‘强迫劳动’”。

可见，西方媒体通过片面引用所谓匿名信源、反华分子的不实言论，使用骇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将偏见隐藏其后，达到误导受众和传播谬论的目的。所引用和报道的材料缺乏对现场和实际情况的调查，缺乏可验证性，其传递的信息充满恶意揣测和谎言。

四、结语

西方反华势力炮制所谓“强迫劳动”谬论是手段，遏制我国经济发展是目的。他们颠倒黑白、违背事实真相，制裁打压新疆企业，侵害新疆各族群众的劳动权和发展权。

显然，一切攻击抹黑都抹杀不了新疆繁荣稳定的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发展的脚步。谎言就是谎言，唯一的归宿就是历史的垃圾桶。

（本文刊载在《统一战线学研究》杂志2023年第5期，录入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