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四十年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中我所亲历的“第一次”

【文/冯绍雷】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段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进程，不光承载了成千上万参与者的心力，而且，也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故事。沧桑巨变中的个人体验，不过是大潮中的雪泥鸿爪，但或许有助于发掘机理，求取印鉴。

一、1982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1982年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国际政治讲习班。作为刚刚留校工作的一名青年教师，记得当时我十分迫切的一个意愿，就是希望在我们大学系统地推进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华东师大前辈老师们理解并支持我的这一夙愿。所以，前往这个讲习班成为我在校工作后的第一次学术出差。记得当时的北京，严冬已经来临，但来自各地各部门的一百来个学员，满怀热情地投身在这文革后的第一次相当系统、并且是高水平的国际政治专业培训。讲习班历时整整一个月。记得当时的北大国政系系主任是梁守德教授，还有几位北大国政系的骨干教师，他们为办好这国内第一届国际政治专业讲习班，尽心尽力。而为讲习班授课的教员阵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不光有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中调部领导陈忠经、外交家冀朝铸、学术权威陈乐民、还有资深外交官、英语专家薛谋洪等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专家型外交干部。

记得那时北大校园还是未曾扩建改造之前的老样子。尤其是隆冬时节，寒假中的校园略显冷清。某天下午，宫达非副部长开讲。估计，这也是他第一次北大讲课。一走上讲坛，环顾教室四周，宫副部长第一句话便是：“看来，北大的校舍比有些非洲国家的校舍还差劲”。全场一阵感慨。陈忠经讲的是台湾问题。作为高级主管干部，不仅一点也没有官腔，甚至有点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古朴风范。当他讲到当时台湾名记者江南被刺杀一案，不仅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而且，分析之透辟、措辞之精到，迄今犹在耳边。薛谋洪大使作为资深外交官，当时接受中央安排，曾经专门负责对新中国外交的档案文献的系统整理。因此，从他讲课中，我们不仅目睹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任中方高级英文翻译的风采，而且，第一次听到了这一位战争亲历者，经过档案文献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对朝鲜战争不同以往的新评价：“朝鲜战争的结局，是中美打成了平手。”这次讲习班给我留下最深影响的便是陈乐民先生的两堂课。上午讲欧洲问题，下午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是讲习班上唯一独自承担两次讲课的一位专家。陈先生所谈论欧洲给学员们留下最有意思的一段话，便是他所引用戴高乐的一句话：“当莎士比亚还讲英语，巴尔扎克还讲法语，但丁还讲意大利语，那么，欧洲就还是民族国家的欧洲。”亲见半世纪以来翻江倒海似的欧洲巨变，我们不由得感慨前辈学者的如此远见。

四十余年来，我经历无数次国内国外的专业讲习班，也举办过无数次这样或那样的讲习班。但最难以忘怀的，甚至迄今还保存着当时整整一个月讲课记录的，还是1982年北京大学那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二、1982年的第一堂教学实习课——《共产党宣言》

按学校惯例，青年教师留校后需经过实习课的考核。而我所选实习课讲授的内容就是《共产党宣言》。虽然，当时自己对于这本经典著作的理解，不能与几十年之后的积累相比。但是，我清晰地记得，经过无数次阅读，两位经典作家所表达的深刻历史洞察与强劲思辨逻辑，当时撼动了我。一方面，我在讲课中着重《宣言》所描述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另一方面，我尤其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是需要历史条件的”这一思想。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宣言》历次序言中所再三强调的“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宣言》最使我难以忘怀之处，是要“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而理解这一条件的关键在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只有当大生产的充分发展、只有当被压迫阶级的意识超越手工作坊与教堂的尖顶，只有当“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时候，被统治阶级的真正解放才是可能的。

当时，我的助教辅导老师是周尚文老师。周老师听了我的这一堂课，一边热情地鼓励，一边又严格地要求我把自己对于《宣言》的理解进一步系统化。这一教诲始终伴随着我的几十年的教研生涯。

三、1987年第一次东西方比较的国际考察

对国际事务的认知，不仅来自读万卷书，亦需行万里路。80年代的第一次留学，就有幸取得了一次宝贵机会。1986到87年在苏联学习的最后时段，经使馆教育处批准，从苏联出发，西行至波兰，再西进德国，在东柏林穿越柏林墙，到西柏林，然后，南下奥地利，又从维也纳经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伐，经布拉格，折道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经过乌克兰的基辅，最后，东返苏联本土。这整整一个月中，我亲见了仍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苏联与东欧各国。包括当时波罗的海三国还在其内的苏联各地。虽然是处于冷战终结的巨变之前的最后一瞥，但改革之风已起。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有端倪可察。而那时的社会还大体稳定。因为随新华社资深记者同行，每到之处都在各地新华社住宿，省去大笔开支。尤为难得的，能聆听到驻各国新华社老记者们对于当地历史文化、与冷战末年形势的周详而又深刻的介绍。

此行最值得记录的，乃是一路行走之中，对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学术概念的体验。欧亚大陆西端的西欧与东端的亚洲之间，座落着迄今人类历史上的最大一片“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从人种来看，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高加索与中亚各地人等在这里汇聚。从宗教看，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势力在这里纵横卑阖。从自然地貌看，从东欧大平原向西，便渐进入中欧与西欧间森林地带，折向南方更是丘陵与山地。而从人文景观来看，在苏联境内的莫斯科、明斯克一带，根本无法看到那种西欧式的、以所谓“市民社会”设施——比如，有着市政厅、商会、教堂、法院、广场、老街——所组合而成的“老城区”。但是，从华沙老城往西，便渐渐有了更加西欧式的风范。维也纳则愈加。当时的考察，并未到达伦敦与巴黎。但是，仅从东柏林黑黑的地铁里曲曲弯弯爬出来，经柏林墙，在五光十色的西柏林“裤裆大街”（Ku’damm）之所见，那种从风俗到政治的开放程度，与莫斯科比，使人顿感云泥之别。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这么一大片犬牙交错之地，于是，就从当年对“文明结合部”的最初体验开始，伴随着我这一辈子的国际交往与研究。

四、我的第一本合作专著：《国际风云的产儿》

从苏联回国之后，应倪世雄、金应忠两位老师的邀请，我有幸参与写作了平生第一本集体学术著作《国际风云的产儿》。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这大概是当时国内最早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之一。倪老师写美国部分，我写苏联部分，而老金则写中国部分。按照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的评价，她完全感受到了此书写作的认真与深度。以我而言，实际上在苏访学，我有两个目的：一是系统研习俄国历史，二是完整了解苏联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就后者而言，当时我带回来的相关几十种著作，相当全面地反映了苏联晚期国际研究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从60-80年代苏联学者对西方国际理论曾有过非常地道的译介，但是每一种译作封面总会加一句“批判性地介绍西方理论”。估计是当时意识形态管理的背景之下，作者的“防身之用”。与此相关联，到了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反倒没有出现过类似我们国内满城皆唱“三大主义”（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现象。也许是二十年前早就打过交道，于是，就不感到那么稀奇了。也因此，我还是觉得不光对于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这一过渡时期的国际思想理论，包括诸多西方国际思想与理论，还是值得我们花功夫研究。当然，以今天眼光去看，需要在全新语境之下的诠释。包括像华为总裁任正非所持态度：通过向对手学习，探索化解压力的捷径。

五、对“人民外交”的第一次表达尝试

那还是1989年春天，中苏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化，而戈尔巴乔夫即将开始他访华的“破冰之旅”。事后，我从文献中得知，戈尔巴乔夫为此行做足了功课。他在起飞前对身边同事说，“我们要像年轻人对于前辈长者那样恭敬地前往请教”。而中方也在积极准备。当时我所在机构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领导的姜琦老师，被安排接受一次重要采访。事前他听取意见时，我提出可以尝试用“人民外交”的说法，来表达中苏两国人民对两大邻邦关系正常化的期待。我从苏联回国不久，我所在苏联学术教学机构对我们的盛情接待，苏联老百姓对于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两国年轻专家与学生交往当中的美好回忆，特别是我的苏联导师对于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与帮助，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包括，当时国际列车进出中苏边境之时，都会在二连浩特换轨时停留。不光为了解除一个星期的长时间坐车后的劳顿，而且，也在当时冷战将近终结，中苏有望解冻的国际氛围之下，满车的中苏两国老小旅客，一起下车，热情奔放地互相邀请，在月台上便跳起了交谊舞。这种在普通人之间渴望交往的友善情愫，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正是这样的体验与记忆之下，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人民外交”的说法，希望对尚未完全解冻的中苏关系有所推动。姜琦老师说：“非常好!”于是，一篇以“人民外交”为主题，以化干戈为玉帛为本意，呼应中苏两国领导人握手言和的采访稿，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夕，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

到了若干年以后的上海文汇讲堂上，为李肇新外长的一次重要讲演作副手，有幸的是，我们还是围绕＂人民外交＂这个主题展开对话。但是，这一次主要是李外长讲述他在美国展开＂人民外交＂的故事，而不是对苏联而言了。

六、政策咨询的第一次尝试

国际研究这一领域，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政策咨询有着相当重要性。

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局势一波三折。震惊世界的“8.19”事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诺夫、内务部长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全苏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全苏企业与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等8位联盟中央高层官员，于1991年8月19日突然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在索契度假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及其家人，在全苏实行宵禁，企图阻止继续实行他的激进改革路线。当时的局势异常复杂。对于此事如何判断，当时在国内有过一些争议与不同的判断。

鉴于在苏联较长时间的学习与生活体察，回国后始终保持与苏联专业人士广泛交往，包括8.19事件突发后的密切跟踪研究，发现“8人委员会”当时并未得到各界广泛支持。于是事发后两天，我们提出：8.19事件还将会发生重大反转。此后进程证明了这一判断符合事态的后续发展。据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陈昕告知：曾任上海市政府领导的汪道涵先生，向他谈及我们对“8.19事件”的判断得到了决策层重视，对中方立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昕转达中还提到，汪老注意到我们及时提出了这一重要判断，又不事声张，十分低调。在此之后，汪道涵先生在很多年中全力支持我们的俄国研究。华东师大人文学院、后来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从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十余年中，几乎每年都在上海举行全国范围的专业研讨会，探讨苏联解体以及相关重要议题。这成为当时的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

七、第一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90年代初，中国改革与开放进入新阶段，对国际交往与研究都提出新的要求。当时，我受命任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一直想组织专业的国际会议。但因学校财政有限，未能如愿。直到1994年，经时任联合国开发署官员的赖尚龙先生的帮助，也在香港浸会大学黄枝连教授以及香港客家总会的热心相助之下，由上海物资贸易中心免费提供国际会议场所，终于举办了一场题为“欧亚大陆桥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研讨会。新华社老领导、本身也是资深国际专家的李储文先生以及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亲自到会致辞，来自亚、欧、美、国内各地以及本校的共五十余位专家云集一堂。我记得，这是华东师大的文科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会议之后，我们机构和国内同事组织过很多次国际会议。场面越来越大、规格越开越高、水平与见识自然也不断提升。但是，几十年之后回想起来，

忘不了的，还是这第一次。因为，这次大会倒也是体现了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的一般路径：海外华人学者首先倾力推动中国大学对外交往；研讨会主题一般是紧随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步伐；而且，大学资金拮据往往要依靠企业的帮助。因此，不光这次大会，而且我们学院、学校的国际交流的起步，都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八、第一次参加欢迎美国总统的上海市长酒会

1998年6月下旬，克林顿总统携夫人希拉里与女儿切尔西访问中国。当时，刚刚发生过台海危机，中美关系正经历严峻考验。就地区形势而论，1997-98年金融危机尘埃未定。而从全球视角看，美国决定北约东扩，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正进入与冷战终结初年不太一样的崭新格局。

记得这是在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接到通知，参加徐匡迪市长所举办的欢迎克林顿一行访问上海的正式酒会。地点在刚刚落成的上海博物馆圆形大厅。那天，作为国际专家的老朋友，当时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苏珊·秀克（Susan Shirk）先到会场。她一进会场便对我们几位上海国际问题学者说，今天克林顿总统非常兴奋。因为，克林顿在虹桥机场一下飞机后，上海方面不是按照最便捷路线，把车队直接拉到南京西路克林顿下榻的波特曼酒店；而是把车队引上了延安东路高架——当时的这条高架有一个非常出挑的景点，那就是延安东路外滩著名的“亚洲第一弯”，顺着下滑的高架斜坡，由高而下地将浦东、浦西人间美色尽收眼底。此时，正值华灯初上，上海街头一片辉煌，克林顿总统为此大感兴奋。尤其当车队从中山东一路拐进当时还不是人行通道的南京东路之后，上海市民颇有礼貌地自发向总统车队招手。克林顿在车上此时已按奈不住激动，频频向市民挥手致意。然后，车队才折向南京西路波特曼酒店。

徐市长主持酒会开始。克林顿致辞。他是从西装里边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份小小的讲稿，看来是有备而来。他说“尊敬的徐市长，实际上在来上海之前，我们已经听说了您的故事”。克林顿说道：“听说，当时上海的老市长朱镕基先生曾经找您谈话，说是要想请您担任上海计划委员会的主任。但是，您说，恐怕不行。为什么？您说，您不喜欢计划经济。然而，当时朱镕基市长回应，‘我就是想找一位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来担任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全场哄堂大笑。这就是在当时国际危机硝烟未烬的背景之下，中外高层间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交流。

九、第一次参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是在2004年建立，主要是为面向西方政要高官展开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迄止今日，已正好二十年。本人是在2006年有幸受邀成为这一论坛的参与者。当时，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有其他来自亚洲的学者。当时的瓦尔代论坛并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大型集会式的论坛，而是三、四十名国际专家都围桌而坐，与普京总统边用餐、边交流；还可以在小范围的咖啡茶歇与小径散步，抑或是十余人的圆桌晚宴。总之，与普京总统本人有比较方便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该年秋天，瓦尔代论坛在索契举行。可能是因中国学者第一次到场，不光大家比较关注，普京也格外礼遇。对话之际，因想对总统提问的人多，所以，普京往往会做一个选择。而记得当时我刚一举手，普京不光马上注意到，而且向我示意。我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今后内部与外部发展的趋势。普京听着，但看来一脑多用。他一边听，一边又回应说：请您稍等，让我先对刚才已回答的问题，再补充几句。然后，普京微笑着折向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请允许我在回答中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之前，先透露一个我的小小的秘密。看大家兴趣盎然，普京接着说，“你们不知是否知道，上世纪90年代，当我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时候，我是负责对外经贸工作。而上海是圣彼得堡的姐妹城市，因此每两年我会按照约定飞往上海。而每隔两年，当我在上海的机场降落，我会突然发现上海在这两年中又经历了巨大变化。当时看到这一切，我真的是感到神游天外。我真不知道，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如此迅速地改变面貌。”普京话音未落，全场的眼光都投注到我这一边。记得在会后，美国哈佛大学的俄罗斯中心——这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权威研究机构——的主任提莫·寇顿教授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怎么总统先生对你们上海有如此高的评价？

以后的很多年中，尽管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每年瓦尔代论坛上，参会者都可以听到普京对于中国、或者是中俄关系的评价。而且，每次这样的评价虽然都有新的内容，但是，其基调始终友善真诚。

十、第一次公布与布热津斯基先生的一段对话

2010年雅罗斯拉夫论坛上，我与参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一番对话。当时，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美国奥巴马总统还正在“重启”对俄关系。布热津斯基先生在论坛发言中公开主张，现在，是到了由北美、俄罗斯、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共同建立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候了。他讲完话，走下论坛后，我们便一起步入餐厅。因为，在此之前与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沟通，他一边走一边主动地问我：“您是从中国来，您对我今天提出的这个论点有何看法？”我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主张成立‘北半球民主共同体’，那么，您打算把一些正在学习民主、实践民主，但不一定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作何处置呢？”布热津斯基先生当即回答说：“我曾经主张G2，你们不接受。那么，你们可以同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一起来组成另一个联盟”。当时，我回答：“您不担心这样来组建另一个联盟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吗？”说到这里，布热津斯基先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对我说：“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属于私人对话，请不要见诸媒体”。我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入席开始了晚餐。

一直到布热津斯基先生去世之前，我履行承诺，十年来从来没有公布过以上我们这一段对话。现在，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数年；另一方面，有人说，布热津斯基先生曾主张过的观点，可能会重新成为现实战略选择。因此，对此做一介绍，便于理解当下的事态。值得指出，虽然，布热津斯基有着上述主张。但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布热津斯基观点有所变化。面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恶化，与其说，布热津斯基依然恪守“民主共同体”之说，还不如说，在其晚年，他更加突出和多次强调的是“中俄美三边合作”这一命题。我觉得，布热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变化，就是一个值得探讨、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是在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中的一个小小的、但值得深思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