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苏斯曼：“一份给我们，十九份留给自己，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
【文/马克·苏斯曼，翻译/薛凯恒，校对/郭涵】
今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闭幕式上，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提出了一个看似与国际金融无关的话题。在面向数十位全球领导人发表讲话时，他就新冠疫苗问题表示，2021年第一批新冠疫苗问世时，南非人“感觉在获得疫苗供应方面就像乞丐一样”。
“北半球国家……正在霸占它们（疫苗），他们不想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将疫苗投放到市场中，这引发并加深了我们对北方国家的失望和怨恨。我们感觉，北半球民众的生命似乎比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生命重要得多。”
拉马福萨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看待事情的人。2021年，津巴布韦商人兼慈善家、现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理事的斯特里夫·马西伊瓦（Strive Masiyiwa）也曾表示，富国在疫情期间的行为是“一种蓄意的全球不平等体制”的延续。他称，这种深深的背叛感腐蚀了国家间的信任，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新冠疫情时代围绕疫苗的龃龉仅仅是北方国家同南方国家之间一系列未兑现承诺中的一小部分。但随着发达国家未能充分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对俄乌冲突模棱两可的回应——新冠疫情期间南方国家那种被抛弃的沮丧感带来的持久效应，仍未得到充分重视。
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新冠疫情时代暴露出了北方国家的两个缺陷：在公平分享抗疫资源方面犹豫不决，以及不愿将南方国家视作应对共同危机的平等伙伴。除非富裕国家采取具体补救措施，全球南北国家之间的裂痕只会越来越深。
今年6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期间发言。
一份给你，十九份给我
新冠大流行期间，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放任较贫困的国家自生自灭。但事情本不应该是那样——有那么一瞬间，看上去也不会走到那种地步。2020年4月，一个由20国集团政府、慈善组织和多边机构组成的联盟，启动了名为“获取抗击新冠疫情工具加速计划”（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简称“ACT-A”）的项目，意在推动疫苗研发、确保各国公平地获得新冠检测与治疗手段，以及疫苗。该项目下总计120亿美元的疫苗接种计划“COVAX”旨在确保每个国家——无论其资源禀赋，都能公平获得新冠疫苗。
自疫情爆发伊始，盖茨基金会就认为能够拯救性命的疫苗、新冠检测与治疗手段应该根据需求而不是财富来分配。基于这一信念，我们（盖茨基金会）协助创建并资助了“获取抗击新冠疫情工具加速计划”和COVAX计划。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各国开始为低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之前，先保证为高死亡风险的那10％的人口（例如老年人和严重基础病患者）接种疫苗。
COVAX计划的目标是到2021年底在全球范围内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其中13亿剂将提供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当时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和俄罗斯醒目地没有加入这两个计划，但有180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
为了准备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下力气培训医护人员，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准备了足量的工具和设备。其中许多国家因过去抗击麻疹、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毒等传染病的经历，已经具备了开展快速、高效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的专业知识。
然而，只有当发达国家愿意合作并提供大量资源时，COVAX计划才能成功。在这两方面，发达国家均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为了使COVAX计划的融资模式发挥作用，发达国家至少应该向该计划采购一部分的疫苗供应，从而为COVAX计划提供足够的资金用于同企业谈判，以达成低收入国家负担得起的疫苗采购合同。但在各国监管机构于2020年底批准疫苗上市后，发达国家却推迟了他们承诺好的财政援助，单独同疫苗生产商签署协议，在任何人尚未接种疫苗之前就买断了大部分的疫苗供应。
这些行为的负面影响在非洲尤其明显，那里也是盖茨基金会重点开展工作的地方。2021年2月，第一批COVAX疫苗运抵加纳和科特迪瓦，此时距离英国等国家开始为其公民接种疫苗已过去了三个月。即便如此，运抵两国的疫苗剂量也仅占总需求量的一小部分。截至2021年5月，美国35%的民众已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而非洲这一比例仅为0.3%。据STAT网站报道，发达国家——包括在拜登就任总统后于2021年加入COVAX计划的美国，曾承诺向COVAX计划捐赠共计7.85亿剂新冠疫苗，供发展中国家使用。但截至2021年9月，这个数字仅仅落实了18％。
2021年2月，COVAX计划下采购的首批疫苗开始发往非洲，但数量远不及预期 图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
发达国家的拖延交货不仅使数百万人无法获得疫苗，也让关于疫苗的谣言和阴谋论有更多时间抢占舆论高地，进一步导致民众对疫苗的排斥。到2021年秋天，当美国和英国的民众开始接种加强针时，低收入国家还有98%的民众尚未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不平等现象极其严重，在美国，笔者8岁的儿子和许多其他美国儿童一样，在马拉维97%的人口接种第一针之前就完成了他的第一针疫苗注射，尽管他面临严重感染的风险非常低。
严重的“宿醉状态”
非洲各国政府绝非只能坐以待毙。2021年11月，南非科学家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出现的警报。作为“答谢”，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立即禁止了从南非起飞的航班入境。即使非洲人在流行病防范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他们依然受到了发达国家毫不掩饰的蔑视。
“获取抗击新冠疫情工具加速计划”计划确实起到了挽救生命的作用。截至2022年11月，该计划已向146个国家交付了18亿剂新冠疫苗。它还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援助了近1.8亿份新冠检测试剂，并跟踪和分析了1000多个临床试验，以寻找有效的新疗法。但如果发达国家信守承诺，如此多的不信任本是可以避免的。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阶段似乎已经结束，但低收入国家依然在受到新冠大流行余震的冲击。疫情期间，发达国家推出了大量的量化宽松举措来提振经济并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平均下来，20国集团国家将GDP的20%用于这些优先事项，而低收入国家只能投入GDP的百分之三。为了在2020年维持民众的基本生活和社会服务，一些低收入国家借贷了数十亿美元来维持国家运转，而他们国内的迫切需求还在不断增加。
即使疫情造成的最严重威胁已经过去，低收入国家仍然要用大笔财政收入去偿还债务，而不是投资卫生事业、经济发展、教育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2021年，在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援助的70多个低收入国家中，其偿债额占GDP的平均比例跃升至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世界近一半人口现在生活在偿还外债的支出大于医疗保健支出的国家，这一比例自2020年疫情以来增加了25%。债务后遗症正在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它们让低收入国家的民众产生了一种世界存在双重标准的幻灭感。
“信任赤字”
全球北方国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不愿履行其承诺，是南北裂痕日益扩大的一个特别容易被低估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全世界对气候危机的回应也出现了类似的违反诺言情况。
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投入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但自那以后，这些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的援助距离设定目标都差了数百亿美元。更糟糕的是，发达国家当时承诺的气候援助资金70%都是以贷款的形式发放，低收入国家实际上是在借钱（连本带息）来为发达国家所造成的气候问题买单。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再次做出了强有力的承诺：这一次，他们承诺到2025年前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增加一倍，其中大部分资金将帮助那些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贡献相对较少，但承受后果最严重的国家。然而，许多高收入国家仍然没有就他们愿意付出的贡献做出具体承诺，这增加了外界对他们能否兑现承诺的合理怀疑。发达国家的每次拖延都会导致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复杂且代价高昂。
2022年11月，在埃及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同意设立气候引起灾害的损失和损害补偿机制。图自：联合国网站
目前确实出现了一定进展。今年6月，塞内加尔与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和英国达成了总计27亿美元的绿色能源合作协议，以支持塞内加尔的经济复苏并增强该国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同月，在新冠疫情期间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赞比亚经过漫长谈判，达成了一项突破性的债务重组协议。但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仍然是缓慢、零散的，且援助规模远不能与低收入国家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
打破僵局的尝试
许多低收入国家现在想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或者在思考独自解决其问题是否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但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命运仍然紧密相连。
某种程度来说，由于债务危机和疫情对各国财政预算造成的限制，我们这一代人正面临全球卫生与经济发展事业最艰难的时刻。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数十年来在消除极端贫困和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目前面临付之一炬的风险。各国有必要共同努力以应对这些挑战，然而，如果不协力修复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裂痕，在任何地方或领域都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发达国家不仅有采取切实行动的道义责任，也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地方的不平等现象都会破坏全球各地的安全与繁荣。
承认新冠大流行时代出现的信任危机将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修复南北间裂痕需要的不仅仅是道歉或下次会做得更好的空洞承诺。确切地说，全球北方国家的领导人必须确保他们已经公开承诺的援助能够及时送达受援国。扩大多边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也会有所助益：这些机构应优先向不太可能获得其他类型资本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拨款和优惠融资。
6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是解决低收入国家急迫融资需求的重要一步。但这从来都不是终点，该峰会最大的贡献是为中低收入国家领导人提供了表达期望的宝贵平台。除了向低收入国家兑现物质承诺外，发达国家还需要学会将低收入国家的领导人视作真正的合作伙伴。在巴黎峰会上，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表示，非洲国家长期渴望被视作全球问题“解决方案的一份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拖油瓶”。
只有当发达国家不再将低收入国家视作其慈善事业的接受者时，它们才能找到拥有专业知识的有力盟友，这些盟友能够帮助应对一些最持久的卫生和气候问题挑战。
在这方面，一个有前途的框架是非洲开发银行的混合资本模式。这是一种新颖的合作机制，允许各国将尚未使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产储备转移至一个多边开发银行，从而增强该银行帮助陷入困境的经济体偿还债务、为关键的发展和可持续性项目提供融资的能力。
这种创造性的模式源于一个由非洲国家主导的多边合作机构，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多边开发银行与政策制定者树立可信的先例。通过加强此类合作，当全世界下一次遭遇类似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危机时，更多国家将有能力做好应对危机和恢复重建的准备。这不仅有利于南北国家间的合作共赢，也将增进每个人的福祉。
（原文于9月8日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为：“全球南方国家新生怨恨的根源——富国在疫情期间的自私应对如何引发不信任。”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South’s New Resentment, How Rich Countries’ Selfish Pandemic Responses Stoked Dis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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