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潘舒·莫汉：别被骗了，这才是莫迪能否再赢2024年大选关键
【文/迪潘舒·莫汉，编译/刘派、张谦和】
中印这两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各自的经济增长领域中并没有火力全开。在中国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就业基础良好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其自身的经济地位比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和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更令人乐观。
在过去九年的民选任期中，印人党中央政府经常强调这一信号信息，给那些在印度不断增长的潜力上下注的人带来了“积极乐观”和“力量”。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尝试与中国脱钩确实增加了转而投资印度市场的可能性，但这一前景尚不明朗事实上，印度的经济状况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2024年印度人民院选举周期临近，可能会传出更多关于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的炒作，声称在一众经济处境困难、深陷衰退和债台高筑的经济体中，他将印度打造成一个“引人瞩目”的明星，领导印度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仔细观察印度经济自身的宏观数据，就会发现另一番景象。
印度总理莫迪（资料图来源：ANI）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与其说让人乐观，不如说是烦恼和怀疑。诚然，印度有着巨大潜力，但有证据表明，人们对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中长期愿景的政策制定方向并不乐观，也不抱太大希望。
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未真正回升，而是自2016年的后人口震荡效应以来出现了下降趋势。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全国性封锁导致印度本已放缓的增长率出现了深度的垂直下滑，此后的复苏呈现为“K”型模式，其轨迹并不平等，因为一些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更多要素资源）比那些处于财富分配金字塔中下层的群体聚敛了更多财富。
来源：Trading Economics（下同）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是反映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和（私人）投资情况的关键指标，但在2021年后，印度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呈波动下降趋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波动较大也反映了投资需求疲软和企业产能利用率降低。虽然服务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中表现尚可，但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的增长在创造“良好”就业和更好的增长环境方面仍显不足。
二、银行借贷和通货膨胀
从银行和金融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积极的信号是我们观察到整体银行贷款信贷增长正在逐步上升，而在净资产收益率危机中，这一增长从2018年开始出现下降。贷款增长或可贷资金供应的增加可能有助于GFCF数值的波动上升，但“已实现的增长潜力”仍有很多不明确之处，因为这些数字中的大部分并未积极推动可持续的更高增长轨迹。
与此同时，印度央行的货币政策和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将提升可贷资金。到目前为止，在通胀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影响借贷模式的）利率上升将对银行向私营部门提供更廉价信贷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假设对此类信贷有需求）。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些数字，印度的核心通胀率从2019年末到2022年中一直高于银行贷款增长率，而从那时起，贷款增长率已跃升至通胀率之上。不过，在过去几周里，通货膨胀率高企已经威胁到银行在印度储备银行维持现状（利率）的情况下继续提供更多信贷的能力。在食品通胀方面，价格模式仍然极不稳定（反映在与均值的偏差较大），使普通收入公民的基本家庭消费篮子变得更加昂贵。这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三、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和贸易
细分核心通胀趋势，自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在中低收入/消费阶层收入停滞和下降的情况下，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上升。在农村经济几乎陷入衰退式放缓的同时，物价上涨使低收入者的处境更加艰难。这也严重损害了印度城市中等收入者的储蓄能力，而储蓄对于在银行创造流动性存款至关重要（银行最终利用存款资本来设计信贷工具和信贷创造能力）。
另一方面，批发价格指数（WPI）从2022年后开始急剧下降，这预示着制造业/工业部门的需求问题加剧了通货紧缩。私营企业对未来不再抱有乐观态度（与总理和财政部长所持的乐观立场恰恰相反），在可预见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需求并未如预期般回升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新的生产能力上。
贸易方面，出口有所增长，但以进口为代价。经常收支（current account）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恶化到了2014年之前（即印度人民党执政之前）的水平。这反映出印度的工业和贸易政策未能转向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领域。本文作者曾多次论证，印度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不仅有潜力为出口作出更大贡献，而且有潜力为就业和整体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四、2024年选举后的3个主要挑战
进入选举前周期，无论哪方获得最终胜利，在经济治理和社会凝聚力作为健康经济的先决条件方面，下届政府将面临三大挑战：提高全民宏观就业率，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各部门的私人投资（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和创造就业的领域），应对核心通胀和食品通胀的巨大差异，同时管理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确保财政整顿计划切实可行。
在莫迪政府的全部民选任期中，印度的无就业增长时代只是被延长了。常规部门的高薪工作增长并未达到预期速度，政府也没有在财政和预算分配中优先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相反，政府资本支出增加的代价是减少了对以就业保障为基础的福利计划（如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的拨款。各邦的资源和工具有限，无法将资源用于工人密集型增长计划或通过自身的财政干预创造就业机会。莫迪—西塔拉曼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甚至不承认“创造就业”（和高失业率）一直是个挑战，因此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推动许多变革。以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计划也是当务之急之一。
关于债务问题的第三点需要密切关注。在中央政府支出不断增加、政府继续压榨各邦（尤其是反对党执政的邦）的财政自主权和借贷能力的情况下，总体外债借贷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令人担忧。这不仅让人怀疑预先设计的财政整顿计划的“有效性”，也让人怀疑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支出偏好是否可行。
人们可能会继续看到中央政府以减少福利计划、营养计划以及其他社会资本需求（如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的支出为代价，在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上投入更多资金，但随着政府债务问题的日益严重（而经济增长较低时），政府在资本支出和福利方面投入更多资金的财政空间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后缩小。
通过压制有关印度经济的关键数据和独立评论来操控叙事，对于任何试图在未来“24年”为公民谋求福利的执政政府来说，可能毫无裨益。在过去的九年中，不仅政策出现了民主倒退、族群化和少数民族妖魔化、公共机构自治权丧失和中央集权等问题，而且印度经济的增长潜力也在不断恶化。
对于2024年大选而言，至少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希望再度执政的印人党，还是试图击败印人党的反对党，或许都需要一个明确、有凝聚力的经济计划和经济变革理论，以解决困扰当前经济状况的结构性困境，而不是空洞的乐观主义和夸夸其谈。
（本文编译自The Quint官方网站2023年8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For ‘INDIA’ and BJP, 2024 Election Merits Deeper Reflection on Indian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