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前科累累”的澳大利亚能和中国“重修旧好”吗？

【按：第七届中国与澳大利亚高级别对话于9月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该对话自2020年始中断3年之后的重新启动。

此次对话释放出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变化的哪些信号？此前因为上届澳大利亚政府的种种反华行为而遭到破坏的两国政治与经贸关系将如何修复？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如何正确处理与美国“铁杆盟友”澳大利亚的关系？观察者网采访了参与此次中澳高级别对话的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在这次高级别对话中，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代表谈了哪些内容，这一对话机制中断三年后重启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陈弘：**这次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别对话是一次闭门会议，除了双方团长发表的开幕致辞，这次对话的议题、内容和最终结果都是不对媒体公布的，所以我也不便透露。

中澳高级别对话是习近平主席在2010年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澳大利亚时发起的，起先叫中澳论坛。2014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澳，中澳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就包括将中澳论坛升级为中澳高级别对话，一年一次在两个国家轮流举办。这一对话机制属于“1.5轨对话”，参与的人员既包括现任官员、也包括工商教育界人士和前任官员，方便灵活深入地讨论问题。

上一轮对话于2020年1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接着随着疫情暴发和中澳关系的恶化而中断：澳大利亚时任政府先是通过“反外国干涉法”对中国进行恶意中伤，而后又冲在美国前面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全面封禁华为的国家，新冠疫情爆发后又挑动有罪推定式的所谓的“病毒溯源”调查，对中国进行无端指控。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两国关系跌到了谷底。

这一次是三年后这一对话机制的重新启动，是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去年5月澳大利亚新一届工党政府上台后，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和上一届极端反华的政策进行切割：多次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维持对华稳定关系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非常重要。中方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去年11月，两国领导人在G20期间举行峰会，达成改善两国关系的共识。12月，在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访问北京，王毅外长与其共同决定重启高级别对话。两国部长级别的对话开始恢复，中国教育部长怀进鹏7月份刚刚完成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几天前李强总理在印尼雅加达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谈，阿尔巴尼斯宣布将在今年内访华。这一切变化外人看上去似乎只是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但实际上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石破天惊”的变化。

澳大利亚工党赢得大选，阿尔巴尼斯出任新一届总理（图片来源：ICphoto）

从这次中澳高级别对话的澳方人员构成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是跨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说明至少他们是准备以两党的姿态来对待对华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执政党做一套，换了一个执政党就完全不一样。这本身说明澳大利亚是抱有一定的诚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和沟通。

观察者网：您认为是什么让上一届澳大利亚政府有如此激进的反华行为，而这次政党轮替之后能多大程度修复之前对两国关系的破坏？

**陈弘：**我们看到上届澳大利亚政府全身心地迎合美国，努力扮演美国印太战略赋予它的角色，完全把中国视为敌人，充当反华的马前卒，甚至比美国还要疯狂，抛出了“澳中必有一战，战鼓已经敲响”的论调——当时的国防部长、现在的反对党领导人曾说过：“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的卷入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尚且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姿态上有所收敛，而澳大利亚却直接讲出了“战鼓已经敲响”这种美国都不敢讲的话。

澳大利亚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到现在都非常令人困惑。

一方面，澳大利亚自身有一定的野心的。虽然它看似是孤悬于南太平洋的“小国寡民”，实际上澳大利亚把自己视作能够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我个人认为澳大利亚对自己的定位是“亚太小美国”或者说是一个“小霸”，因此它的种种行为不仅为了凸显自己的存在感，还要强调自己的“战略作用”。

但是为了这个目的去破坏和自己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完全遵从美国利益、不计成本，无视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本身是极端非理性的。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国内都还有相当高的反华声浪，上届总理莫里森依然在大放厥词，反对现政府的对华政策。

现在，澳大利亚实现了政党轮替，新一届的政府对上届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但在西方选举制度下，即使是政党轮替也必须要考虑到民意、选区选民各方面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拜登上台还是特朗普上台，在一些问题上始终都没有办法改变。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对于一些涉华的重大问题，比如说南海问题、涉疆问题等，两届政府的调门几乎是一样的。认为工党政府可以彻底变成一届“亲华”政府的想法是很天真的。

我认为，这一届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比较现实的目的：第一，目前澳大利亚的通胀率达到了8%，经济陷入衰退或者说是放缓，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不能恶化；第二，这届工党政府能够上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好几个华人票仓原来是投给自由党的，现在改投了工党。这也让工党意识到澳大利亚的华人是不愿意见到两国兵戎相见的，所以和中国缓和关系也是国内政治的考虑。

此外，上届政府把中澳关系搞成这个样子，这一届如果能发生一些变化也能让民众看起来有种“焕然一新”的新气象，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工党确实一贯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都有相对积极的态度和作为。中澳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在工党执政的时候实现的。

2019年的大选中，为了拉拢华人选民，莫里森开通了微信。

观察者网：外界普遍将这次中澳高级别对话视为两国关系回暖的标志，今年8月初，中国商务部取消了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双反”关税，这是否意味着其他类似的措施也会很快解除，双边的经贸再次恢复到中澳政治关系恶化之前？

**陈弘：**有一点必须要强调，那就是中国没有对澳大利亚采取任何“制裁措施”，中国从来不把经济作为武器去胁迫威胁其他国家。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国际贸易的通行做法。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大麦和政治没有关系，也不是政治的博弈筹码。不仅是大麦，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双反”调查也是经历了好多年，从2017年开始，经过了多年的调查得出结论，裁定是倾销，到2020年才正式采取措施，本身这个裁定是符合程序、有确凿证据的，而不是心血来潮，因为政治上的变故突然之间拎一个东西出来制裁他国。这种霸凌的行为中国是不会做的。

当中国采取这样的措施的时候，对方就开始炒作说是中国的“制裁”“胁迫”，把正常的贸易行为标签化、政治化。实际上对方对中国的双反调查有140几项，而中国只有4项。这就可以看出谁才是真正在贸易上搞动作。中澳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但澳大利亚依然动不动对中国输澳的产品进行限制。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并购项目也一直受到澳大利亚当局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进行阻挠。

蒙牛曾经要收购澳大利亚的一个乳制品企业，当时这个企业已经被日本并购，日资公司转卖给蒙牛而已，依然被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挠，非常荒唐。

现在，双方愿意坐下来谈，认认真真磋商，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澳方不断对中方进行指责，不断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问题正在一个个被解决，也说明这些问题都不是因中国而起的。之前大麦问题中国说要延长一个月，澳方很急，说中国要反悔，结果中国调查完了事情很快就解决了，葡萄酒现在还没有放开，但如果裁定下来没有问题，中方何乐而不为呢？

观察者网：对于澳大利亚这样有“前科”的国家，很多人担心即使关系修复了也会是“政冷经热”的局面，再加上中澳双边贸易中占很大比例的粮食、铁矿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产业链的商品，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风险维护国家利益？

陈弘：“政冷经热”我认为也是一个被炒作起来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打个比方，新西兰是西方国家，是“五眼联盟”成员，但是它依然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和我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和伙伴关系，同时这也不影响他们与美国之间的交往。同盟关系和伙伴关系不是对立的，不是说你和美国是盟友就必须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2021年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在接受采访时对媒体表示：“澳大利亚应当效法新西兰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

所谓的“政冷经热”，要么是有些国家本身对中国就有仇视，或者是很大程度上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可能会采取一种谨慎的、倾向美国的做法，但是一旦涉及到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比较清醒，东盟就是很好的例子。

实际上，这几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每年都在创新高，贸易纠纷产生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你想几瓶葡萄酒、几只龙虾也不可能就把澳大利亚经济搞得“民不聊生”。中国70%的铁矿石依然从澳大利亚进口。实际上中澳贸易一直处在高位而不是低位，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一直对中国是贸易顺差。

前两年有澳大利亚政客叫嚣要在铁矿石上“卡中国脖子”，不卖铁矿石给中国。这种论调非常荒谬。中国同时也在寻求矿石来源的多样化，比如巴西和非洲。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多样化也是保证来源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

再者像葡萄酒这样的商品，我们不喝你家的葡萄酒，喝别人家的也是一样的。我记得去年因为反倾销税，澳大利亚的红酒在中国没有了市场，美国葡萄酒前后脚就进来抢占澳大利亚红酒的市场份额——嘴上说是最好的盟友，一旦念起生意经来也是丝毫不讲情面的。

政治利益是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也是国家利益。如果我们不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没有好处的。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多样化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如果我们损失了澳大利亚这样的优质产品来源也是不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因为有前科就完全“屏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这种说法很幼稚，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政治角度看，去年5月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以来，两国的互动在稳定进展之中——官方和非官方的轨道都在逐步增加。我们说在交往的过程中要“求同存异”，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明白哪些是“同”，哪些是“异”，这些“异”足不足以构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如果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触及底线，构成损害，那么我们当然坚决不动摇，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片面强调政治体制，把国家利益扭曲和妖魔化，这样无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会严重损害彼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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