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来信| 安东·尼尔曼：没钱付工资，政府给了我50公斤草莓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
残酷战争的背后往往是生活困苦的人民，这一点乌克兰自然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乌克兰人，笔者在这个夏天见到了太多人间疾苦。中国有古诗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句诗抒发了作者对战争、死亡的悲痛之情。乌克兰人正是在这种战争与死亡的悲痛中又苟且了几个月，而与诗中描写的景象有所不同的是，即使付出了死亡、流干了血液，当局“开疆”的梦想也远未实现。而付出了伤亡的乌克兰人民，他们在后方的日子也没有多好过。
贫穷、蚊子、荒凉的街道
在一片反对当局再次增加住房和公共服务费用的呼声中，乌克兰慢慢度过了这个夏天。电视、广播和其他地方频道昼夜不停地向人民传播大量的不实信息，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前线损失和西方援助被官员贪污的那点事。而返贫的人民正在努力解决他们的日常问题，对于战争，除了一小撮极端分子外，乌克兰人早已感到麻木。
整个8月，波利西亚地区（位于东欧平原的西部，是北乌克兰和南白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历史地区，这是一个地理性概念而不是行政单位）的居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扰人的夜间空袭警报，甚至也不是物价的飞速上涨，而是成群结队的蚊子。人们被这些数量繁多的吸血鬼们搅扰地不胜其烦，在政府已腾不开手进行夏日例行灭蚊的当下，民众对蚊子的大举入侵毫无准备。
今年乌克兰的春天持续了两个半月，持续不断的雨水和温暖湿润的天气给蚊子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入夏后，蠓虫和蚊子成了民众的首要敌人。这些可恶的虫子来势汹汹，不仅是人被它们骚扰的不胜其烦，就连动物们也受到了它们的烦扰。
与过去12年相比，全乌克兰的蚊子数量在今年比往常增加了20-25倍。市区密集的居住环境，让蚊虫成为了居民夜晚无法入睡的主要原因，人们晚上外出时不得不穿上厚厚的长袖衣物，使用防蚊喷雾或者点燃蚊香来驱赶蚊子。同时，各类蚊帐也成为了居家必备。为了兼顾防蚊和省钱，有些人甚至在使用去年节省下来的防蚊板。在绝大多数超市和零售店，面对人们的求助，工作人员只能一脸愧疚地建议他们使用最新、最先进的中国制造的电蚊器来消灭这些吸血鬼。
乌克兰超市里空空如也的货架（作者供图）
这些中国进口货的价格从220到345格里纳（约40-70人民币）不等。中国货的质量还是非常有保证的，这些电蚊器有效期是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电蚊器能保证购买它们的人可以安然入眠。然而，一个月后，你就必须再次前往商店采购。且不谈商店到时候还有没有货，按照乌克兰人现在的收入水平（平均一个月1000人民币左右），这种昂贵的电蚊器所带来的额外经济负担也是令人们难以接受的。
但乌克兰人别无选择，物资的紧缺让乌克兰人不得不接受“高价”的中国防蚊设备，因为价格比中国电蚊器便宜十倍的驱蚊剂，刚上货几分钟就会被抢购一空。制造这种杀虫剂的工厂集中在首都基辅的波迪尔地区，该地区经常受到俄罗斯的空袭。由于时常被轰炸、企业工作不规范、原材料紧缺等原因，相关企业的灭虫剂产量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就连笔者本人也是一“剂”难求，在跑了四个商店均无功而返后，我最终在城西的一家Silpo（乌克兰的一家连锁零售品牌）中找到了我需要的灭虫剂，价格为23.80格里夫纳。而在一年前，它们的价格还仅仅只是现在的一半。
高昂的灭虫成本甚至逼得人们在与这些烦人的家伙作斗争时开始使用民间偏方。笔者在这里就列出几个“方子”以供大家参考：第一种，将1汤匙葵花籽油、1汤匙醋和1汤匙洗发水混合成溶液，涂在身体裸露的部位。第二种，将橘子或橘子皮煎汤放置2小时，然后用喷雾器涂抹在身体上。第三种，将半杯水加一瓶氨水倒入喷雾瓶中当作喷雾使用，这种溶液可喷在门窗上，等等。不得不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果然是无穷无尽的……
荒谬的是，我们甚至没有抱怨的权力，因为这“有碍于国家安全”。
6月底，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向所有乌克兰境内的手机用户发送了以下内容的短信：“我们要求所有乌克兰境内安装的网络摄像头停止对建筑物、地区、道路、工业、商业和市政设施进行在线摄像。这些影像可能被敌人用来获得精准坐标进而发动导弹袭击。如果您发现了此类在线摄像，请立即向乌克兰安全部门的官方Telegram机器人账号报告。”
笔者猜测发出这个短信的主要原因，是乌情报机关位于雷巴尔斯基岛的主要基地遭到袭击。这次袭击中，俄罗斯的导弹打击准度异常精确，一部分原因就是附近居民在社交媒体上传了自己拍摄的照片，使俄罗斯获得了一些建筑的具体坐标。俄罗斯成功的袭击让当局脆弱的神经变得更为敏感，一些官员甚至呼吁乌克兰人不要杀蚊子：“如果它们飞进你的房间，无论如何不要拍摄它们，以免敌人认出你的位置。”
乌克兰街道边的小店（作者供图）
大幅上涨的水电费用
这个夏天也是乌克兰人勒紧裤腰带的夏天。电费的大幅上涨让乌克兰人不再享有用电自由，6月，负责对能源和公用事业领域进行国家监管的乌克兰国家委员会提议，将居民的用电价格涨价到每千瓦时2.88格里夫纳（约合0.55元人民币）。经过长时间的扯皮，当局最终将每千瓦时的居民用电价格确定为2.64格里夫纳（约0.5元人民币）。比起之前乌克兰的居民用电价格（约合0.2元人民币一千瓦时），这个数字翻了一倍不止。
根据笔者的计算，电价的上涨会令乌克兰人的月均生活支出增加10%，每个乌克兰人都会感受到电价上涨对钱包的影响。沃伦、文尼察、第聂伯罗、外喀尔巴阡、基辅和利沃夫地区的居民感受尤其深。除上涨的电价外，这六个地区的乌克兰国家电网（Oblenergos）还将额外向民众收取配电费用。
水价的上涨也令乌克兰人的钱包日益干瘪。对供水价格上涨感受最深的是西顿巴斯地区的居民，因为负责该地区供水的巴甫洛格勒自来水公司的水费是全乌克兰最高的，为每立方米58.85格里夫纳（约合11人民币）。就连一向以物美价廉著称的日托米尔沃多卡纳尔市政公司的供水也变得昂贵：他们的水价为48.87格里夫纳（约合10.5人民币）每立方米，对比之前的价格翻了1.5倍。
欧洲家庭天然气价格和电费与2021年10月相比，增加了90%以上
曾领导建设、建筑、住房和公用事业部多年的最高拉达副议员阿列克谢·库切连科（Aleksey Kucherenko）针对水电价格猛涨的现象曾作证说，这些水电企业的涨价行为都是在当局的授意下进行，当局在决定涨价前甚至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的调研和计算。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重复第一百次：永远不要高估垄断者的道德，他们只知道如何边翻滚边弹钢琴！”
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暗示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前的一则丑闻。2016年，当时还不是总统的泽连斯基在他为《人民公仆》作宣发的一个视频中展示了他的“钢琴技巧”。视频中泽连斯基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钢琴演奏，由于视频中有许多不雅元素，笔者在此就不多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搜索相关资料。
到了8月，水电涨价的话题在乌克兰社交网络媒体上仍然热度不减。愤怒的民众在能够发声的所有地方宣泄着他们的情绪，甚至于一些足球门户网站都开始出现针对当局的泄愤言论。一位足球爱好者在网站上发帖抱怨道，“可笑，现在踢完足球去洗手间用凉水洗一把脸都要被收费，球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由于水价的上涨，他们已经无法接受我们不付钱随便用水的行为。在我27年的人生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荒谬的事情。”
另类征兵
2023年6月，乌克兰出现了一个新事物：“和平卫队”。
这是一个由乌克兰内政部发起、旨在招募合格年轻人在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国家警察和边防部队框架内服务的国家项目。根据内政部的说法，“和平卫队”的组成人员不会参与战斗，他们将在“反攻成功”后在克里米亚以及从赫尔松、顿巴斯等所有俄占区执行“和平任务”。除招募尚未入伍的年轻人参与外，据说从与俄罗斯军队的激烈战斗中幸存下来的乌克兰士兵，也有资格申请“和平卫队”的成员资格。
笔者用尽了所有办法也没有搜集到关于“和平卫队”的更多确切信息，能获悉的只有一些传言，这引起了笔者的疑惑。有传言称，目前已有超过3.5万的人主动申请成为“和平卫士”的一员。除此之外，传言称“和平卫队”的组织方式和任务实际上与军队并无太多不同，就连“抓壮丁”的方式都一模一样，征兵中心的员工会在发现“符合应征者”时无条件给他们发放征兵文件。
笔者很幸运，就在7月29日，无意中成了这种“搜捕行动”的目击者。
乌克兰街上的年轻人（作者供图）
那是一个晴天，笔者准备去开车采购生活用品。在一家超市前停车后，我注意到一个身穿野战军装的瘦小男子独自站在超市入口前。“小伙子，我是征兵办的，请出示你的证件。”我听到他开口说话，原来那个不起眼的瘦小军装男子是“招募小组”的成员。我又把目光扫向别处，果然有了其他发现：在停车场西侧，一辆全新皮卡的驾驶室里还坐着两个穿军装的男子。显然，这是为了防止“符合应征者”进行暴力反抗而准备的“战斗后援”。
他们招募的目标是一个衣着得体的年轻人，大约23-24岁。陪伴他的年轻女孩在军装男子亮明身份后明显紧张了起来。随后他们就开始了低声对话，我注视着他们，那两个皮卡上的军装男子则注视着我，生怕我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这个被选中的年轻人打开钱包拿出了护照，瘦小的军装男子仔细查看了他的护照，似乎将他的护照信息与自己手机上的某个数据库进行了核对。之后，他将一份文件交给了这个年轻人，并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又低声耳语了几句。笔者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份文件上有“和平”的字样。
尽管这位征兵办的员工在与这个年轻人交流时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人类尊严被践踏的感觉一直在笔者的心中萦绕，即使我只是这次“抓壮丁”的偶然目击者，但我仍然感到非常不舒服。
这个年轻人已经很幸运了。在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乌克兰征兵办的工作人员对被他们“盯上”的人使用暴力的视频。警察对此不管不问，只有在这些征兵办的人做的实在过火时，警察才会制止他们的粗暴行为。
“他们会盯上任何不够警惕的人，并在白天外出时给他们发征兵通知。”维克托抱怨说。维克托今年46岁，住在基辅郊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抓住了我的儿子米沙，他现在已经在巴赫穆特附近待了三个月了。”维克托向我哭诉道。
笔者在听到他的话后非常疑惑。据笔者所知，米沙在几年前参与了一场群殴事件，造成一名年轻人受重伤，米沙因此被抓进了监狱。在简短的审判后，几乎所有参与斗殴的人都被送进了惩教机构。米沙本来还应该再在里面待一年，但他如今却在巴赫穆特附近。
维克托很快解答了我的疑惑：米沙本来确实还应服刑一年，但在4月巴赫穆特及附近局势急剧恶化后，他被给予了假释。司法机关承诺，只要他能够在战场上立下足够的功劳，就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最担心的甚至不是战场上的子弹，而是他的那些战友。你知道吗，为了打俄罗斯人，他们甚至假释了那些毒品成瘾者和性犯罪者，当局现在为了填充军队已经饥不择食了！我的儿子天天和这些人在一起，你让我怎么放心？”维克托在说这段话时非常的气急败坏。
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当时也是这么担心我在巴赫穆特的堂弟，但现在，他已经阵亡了。
街上只有拄着拐杖的养老金领取者
75岁的罗莎是卡累利阿人，她曾在田园牧歌的利沃夫和尘土飞扬的顿巴斯都生活过，如今她住在基辅的郊区。
“如果你是一名记者，那么我请求你向当局反应，在我家附近，没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不拄着拐杖走路！没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身边有年轻人帮扶！”罗莎眼含愤怒地向我吼道。为了写文章，我问了她许多问题，愤怒的她将我当成了乌通社派来的记者。
她告诉我，她甚至都快见不到身体健全的年轻人了。街上只有老人或小孩，他们缺乏监护，即使有年轻人也是战场伤退、身有残疾的人，他们非但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反而需要老人和孩子去照顾。
在乌克兰的一些边境检查站，身穿绿色军装的人不允许18岁以下的年轻人出国。这是为防止乌克兰军队“后继无人”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为了以某种方式防止年轻人大规模逃离乌克兰，最高拉达最近又颁布了一项新决议。根据该决议，乌克兰男子进行军事注册登记的最低年龄由17岁下降到了16岁。在你进行了军事注册后，你就不能再离开乌克兰。
“街上现在只有拄着拐杖、领着养老金的老人。工厂没有人生产，农田没有人耕种，就连大街都没有人打扫。难道这些事都要靠我们这些老骨头来做？请告诉当局，让年轻人从战场上回来工作！”面对罗莎愤怒的话语，我也只能苦笑着搪塞过去。
一位在被毁家园前哭泣的乌克兰老人（资料图）
乌克兰人是怎么赚钱的？
尽管工厂和企业关闭，乌克兰居民仍设法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为了生存，我们的人民发明了许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可思议但又有利可图的职业。现如今，乌克兰不是谁更勤劳谁更能致富，而是谁更有“创造力”谁更能致富。
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乌克兰人的平均月薪比2021年增长了6%，为14500格里夫纳（约2841元人民币）。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大多数乌克兰人在过去一年内从未有哪个月赚到过这么多的钱。
从今年3月初开始，乌克兰养老基金打算将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证券化，一些特殊的老人群体还被承诺会给他们提供大量津贴。不出意外地，这次的“证券化”又是一地鸡毛，与2022年3月的那次“私有化”惊人相似的是，被投入股市、转换成证券的养老金一开始高歌猛进，令人欢欣鼓舞。几个月后，股市暴跌，证券垃圾化，养老金的领取者们变得一无所有，一切都被通货膨胀和金融风暴吞噬地渣都不剩。
面对人民的愤怒，最初当局还在试图用“我们将用俄罗斯被没收的资产补偿人民”这一套说辞来搪塞过去。事实证明，这笔假想的钱无论是今年还是2024年，都肯定不会进入乌克兰人的腰包里。即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也将至少持续5-10年，乌克兰人能不能等得起都是未知数。而且，那些没收了俄罗斯资产的西欧国家凭什么原因将资产转移给乌克兰？就算他们愿意，俄罗斯又岂会乐意这笔钱就这么进了当局的腰包？
考虑到这些困难，一些狡猾的乌克兰人就开始琢磨快速发家致富的机会了，其中不乏一些非法分子浑水摸鱼。
“尊敬的国家储蓄银行用户（Oschadbank，乌克兰国家储蓄银行）储户，您的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了，我们的经理会尽快与您联系。”再次听到这套熟悉的乌克兰语话术，笔者的内心毫无波澜并习惯性地挂断了电话。
首先，笔者并不是乌克兰国家储蓄银行的客户。其次，在乌克兰，那些银行工作人员通常只会说俄语。从今年开始，笔者接到的电信诈骗电话明显多了起来。这些电信诈骗手段不仅花样百出，而且毅力惊人，笔者甚至有过在三天内连续接到6通内容相似的诈骗电话的经历，笔者的亲人朋友也都向笔者反映过今年乌克兰的电信诈骗活动极为猖獗。
除了这些非法的歪门邪道，还有很多心思活络的乌克兰人发明了合法的赚钱小把戏。
战争开始后，乌克兰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逃亡的流离失所者明显增多，由于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事实停摆，这些流亡者普遍被安排在这里暂住。借由这种便利，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在暂时无法运作的教育机构宿舍和空置的幼儿园里开设洗衣店。现在乌克兰的家庭水价非常昂贵，而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水价较为低廉，流亡者们借助学校内低廉的供水，在集资购买了一些必要设备后开设起了“露天洗衣店”。
人们会带着自己的洗涤剂银行卡来到这些洗衣店，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了解了基本的洗涤、甩干的程序后，他们就会获得一台配备有钞票接收器的洗衣机，人们可以拿着这台洗衣机去自行打水洗衣。洗衣价格根据衣物类型为1公斤15格里夫纳起到1公斤80格里夫纳不等，这对于买不起洗衣机的乌克兰人来说是天大的福音。洗衣店价格实惠、做事公道，战争后乌克兰的水价已经经历了几轮疯涨，但这些洗衣店的价格仍然没有太大涨幅，因而这些流亡者的事业红红火火。
另一项不错的赚钱点子是替富人遛狗。自新冠疫情时期以来，这种获取额外收入的法门已经被许多乌克兰人所掌握。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主要是课余时间多的小孩子、无所事事的失业者和无法从事高强度工作的老人。战争爆发后，乌克兰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人们“日理万机”，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欲望跟他们的宠物一起散步，这催生了大量为富人进行家庭服务的行当，遛狗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在任何乌克兰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在基辅，遛狗新手在第一个月内就能获取一批稳定的常客客源。在熟悉这一行后，已经成为老手的遛狗专家们就能根据常客每天的遛狗时间，来为自己安排“遛狗时间表”，从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雇主”们也往往愿意找一个已经熟悉的遛狗人，这是因为有些狗怕生，但与同一个人散步几次后，狗就会习惯这个人的味道。
如今，遛狗甚至已经作为一种赚取的活计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动物美容院、四足动物酒店和兽医的服务清单中，你能在以上任意一个地点找到大量急于接活的“遛狗人”，有的人甚至将诸如“拥有10年遛狗经验”“狗狗之友”的牌子挂在了胸前以吸引客户的注意。
根据狗的品种和“社会地位”，这些遛狗人一小时的薪资为100至500格里夫纳（约18—90元人民币）不等。一些基辅的“熟练工”甚至可以每小时赚到700格里夫纳（约137元人民币）。他们只需要每天工作4-5小时，就可以获得400到2500格里夫纳（约78—490元人民币）的收入。
但遛狗有风险，入行需谨慎。例如，如果遛狗者被发现在医院、疗养院、药房、学校、幼儿园、墓地或城市公园、广场内遛狗（乌克兰大部分城市的当局禁止在这些地方遛狗），则遛狗人需要负全责。还比如，一些富人会豢养当局明确禁止饲养的犬种，在为这些富人服务时，稍有不慎，遛狗人就会面临巨大的麻烦。
火车轨道旁荒凉的景象（作者供图）
乌克兰一处公交车集散地（作者供图）
公职人员的痛
朋友们，你们以为受苦的就只有普通民众吗？太天真了，现在，就连我们公职人员也在感受被当局“抢劫”的痛楚。
8月初，当局要求乌克兰的所有公职人员归还一笔去年春天给予他们的经济援助。当局声称，这笔钱将作为“反攻资金”和“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被投入到受战火影响的城市重建工作中去。
这是一笔金额为每人6500格里夫纳（约1275元人民币）的额外补助。去年4月，由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所有乌克兰的公职人员被迫连续加了近两个月的班。为了补偿公职人员，当局出台了一项补助计划，根据该计划的规定，在2022年4月30日之前，所有乌克兰的公职人员都可以向当局申请这笔金额为6500格里夫纳的补助，许多留在工作岗位的公职人员也的确收到了这笔钱，笔者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不但要退还这笔钱的全部金额，还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转账佣金”。当局威胁称，所有不听令的公职人员都将会有被审判的危险，被审判者不仅在之后的生活里会官司缠身，还将被征收上万格里夫纳的法庭费用。
这个政策有多恶心人？就连乌克兰最贫困的体制内“打工人”——卫生工作者和教师，也被要求归还这笔钱。
乌克兰教育部发给教师们的一份文件称，去年所有收到补助资金的教师必须在今年10月前将这笔钱全额退回，以解决“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相关紧急问题”。教育部统计的“债务人”一共有3247人。笔者简单计算了一下，这3247人一共可“归还”大约50万美元给当局。考虑到欧盟和美国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打钱”，50万美元这个数额在全国范围来看就是蚊子腿。但正如老笑话“五个老太太的兜里有一卢布”（俄语笑话，说一个强盗抢劫五个老太太结果只抢到了一卢布，通常用来指代某人贪婪至极、饥不择食，连一卢布都来者不拒），当局显然已经饿疯了，就算是蚊子腿也是肉。
简而言之，当局要求我们公职人员归还这笔补助资金，以便将其用于“反攻”。这表明尽管西方提供了巨额援助，但乌克兰财政状况仍然困难，或者说，官员的胃口太大。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周，泽连斯基一直在向地方政府要钱，他要求地方父母官们为“国防和安全”打钱，要求他们提高税收进一步榨干人民。
笔者在得知退还补助这件事后也非常无语，为此我还专门咨询过律师。
知名律师米科拉·马克西莫夫告诉我，公职人员收到的通知信没有法律效力。
“通知函没有法律效力，必须有最高法院的裁决才行。当局的命令不能只是拿走和转移资金，还必须对用途作出相关解释。立法法规定政府机构根本无权发布这种政令，他们必须有最高法院出具的书面决定。他们可以要求退货，但这样的上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说。
据他介绍，公职人员可以“自愿”归还当局这笔钱，但如果拒绝归还资金，当局也没有理由起诉他们，因为当局的补助在法律上算是赠与关系。不说在乌克兰，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没有将自愿赠与无端收回的道理。
与此同时，律师伊万·利伯曼也告诉笔者，当局要求归还这笔钱外加额外支付“转账佣金”的做法完全是非法的。他强调，公职人员所要付出的可能不止我们本身收到的补偿金额，还要加上法院费用、行政服务工作的加班费，再加上“转移佣金”。笔者算了一下，归还这笔金额为6500格里夫纳的补偿金，可能会让我们的实际支出多达20000格里夫尼亚。
利伯曼因而认为，这就是当局在明目张胆地“抢钱”，但他也劝笔者不要试图在法庭上对抗国家权力。
笔者当然没有这种想法，或者说，笔者早就习惯了当局的这种盘剥做法。从今年3月起，我们公职人员的工资就没有哪个月是正经发放的，当局以大量的实物替代货币发放工资，也给笔者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笔者的名义工资是300美元/月。3月，当局以20公斤铜线抵扣了笔者接近150美元的工资（乌克兰的铜线价格约为250-270格里夫纳每公斤）。4月，当局给了笔者一桶半汽油（乌克兰的汽油原产价格约为35格里夫纳每升）抵扣150美元的工资。5月，当局更是给了笔者将近30公斤的草莓去抵扣接近100美元的工资。是的，根据乌克兰目前5.2美元一公斤的草莓价格算下来，笔者还“赚了”，但草莓不易保存，这么大量的草莓一时半会也卖不出去。笔者之前还时常嘲笑台湾人“一天18公斤凤梨”，真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笔者现在已经没有空闲去想这些。随着夏天的过去，9月之后，乌克兰就将逐渐转冷，届时乌克兰人的过冬问题将再次令我们这些能源系统的人头痛。毫无疑问，这个冬天会很难过，笔者已经不再幻想所有人都能完好无损地度过这个冬天，只希望冻死、冻伤和受到伤害的人能尽量少一些。
愿乌克兰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早日弥散，也希望终有一天笔者不会在媒体上发表这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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