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弗·D·朔巴：非洲青年数量膨胀，人口红利还是不稳定因素？

【文/珍妮弗·D·朔巴】

什么条件能够创造高生育率？降低生育率的已知措施有哪些？我们如果对此有更好的认识，就可以探讨高生育率在社会层面引发的后果。正如前言所述，生育率高的社会存在所谓的年龄结构年轻化，20岁以下的人口比例通常很高。社会年轻化有很多好处，但是那些拥有庞大青年群体的国家往往很难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容易发生内乱。年龄结构年轻化和不稳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政府能力等中间因素会发挥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专注于提供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渠道的政府，会因为帮助年轻人发挥潜力而受益，并随着人口向老龄化结构过渡而获得更大的经济红利。

在解释人口趋势时，我尽量避免言不符实，但是很难忽视世界上最年轻或增长最快的人口纪录。表1-1是由美国一个名为“和平基金会”的组织在2020年发布的排名前10的脆弱国家。这份名单列出了最容易陷入暴力或混乱的国家，其中有些甚至无法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的大多数国家占了前10名。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那些面临崩溃危险或者已经崩溃的国家，都存在年龄结构年轻化现象。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也门。事实上，2019年20个最脆弱国家的平均年龄中位数为18.95岁，其中叙利亚略显特殊，它的年龄中位数为25.6岁。

一个国家有一半的人口是青少年，政府该如何治理呢？政府又该如何发展经济，为数百万青少年提供食物呢？事实证明，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构成了挑战。下面我们详细考察年龄结构和内乱之间的关系。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济德，26岁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来到一个加油站。他用一个桶装满汽油，把它拖到政府大楼前的街道上。他走到车流中间，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后点燃，大声喊道：“你们让我怎么活下去啊!”

他的问题很可能是针对大楼里的市政官员。当天早些时候，市政官员没收了布瓦吉吉用手推车贩卖水果和蔬菜时用的秤。布瓦吉吉不停地抱怨，结果被一名女警官扇了耳光，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在这件事之前，布瓦吉吉就遭受过一系列类似的侮辱。他想通过贿赂官员把秤要回来，可是囊中羞涩。身为长子，布瓦吉吉需要养活一个大家庭，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小车卖农产品。现在秤没了，他的生意也做不成了。

布瓦吉吉身上90%被烧伤，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于2011年1月4日去世。他的自焚行为引发了一场抗议，仅10天后就迫使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并逃离出境。如果说布瓦吉吉的死亡是火苗，那么该地区的人口趋势就是等待被点燃的燃料。

2011年1月14日，人们在突尼斯市抗议独裁者本-阿里 图源：路透社

在突尼斯，26-30岁年龄段的人是最大的群体之一，布瓦吉吉就属于这个群体。虽然自杀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的情况并非个例。突尼斯出现青年人口膨胀，但是工作机会寥寥无几，

因此他这个年龄段的就业竞争比最近任何一代人都要激烈。与父辈们不同，布瓦吉吉的许多朋友都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很难成婚或者建立自己的家庭。警察和其他官员天天上门骚扰，让他们感到厌倦；腐败的政客无视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满腹抱怨。

当时，该地区还有大约6400万跟布瓦吉吉情况一样的年轻人，抗议和暴力跨越国界，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这一点在人口学家的眼中并不奇怪。亨里克·乌达尔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年轻人占总人口35%及以上的国家，发生冲突的风险比年龄结构更接近发达国家的高出150%。人口趋势这个单一因素并不会引发革命，但是会加剧潜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为冲突埋下伏笔。

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是指那些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状、拥有大量青少年群体的年龄结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年龄结构会带来一系列挑战，但是儿童很少走上街头抗议。上街公开表达想法的是那些即将步入成年、发现成功前景渺茫或期望未实现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青年膨胀型年龄结构才会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一个真正出现青年人口膨胀的国家，比如2011年的突尼斯，年龄更大或更小的群体占比相对更少，这一点从图1-2中可以看出。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是15-29岁的年轻人，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日益活跃。对这个年龄群进行分析很有意义，哪怕就像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青年膨胀。如果青年群体庞大，特别是当这个群体大于中年群体时，我们更有可能看到引发内乱的潜在动机或机会。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每年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都在增长，那么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失业率将会飙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不接受教育，靠什么打发时间呢？

人们根据突尼斯发生的事情创造了两个重要概念：相对剥夺感和机会成本。突尼斯的年轻人不如上一代过得好，这意味着他们对生活的期望没有实现，因此他们有反抗的动机。但是，犯罪题材的电视节目告诉我们，动机只是一部分原因，机会是另一部分原因。在突尼斯，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工作机会极少，因此拿起武器的机会成本很低。我们可以看到动机和机会结合起来，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相互作用。其实，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类似的情况就戏剧般地出现过，只不过背景截然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年轻的成年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劳动力市场(如图1-3膨胀部分所示)。这些年轻人没有工作，对未来不抱希望，因此他们希望有人能做出郑重承诺满足自己的心愿。他们符合引发暴力冲突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且既有动机也有机会。1930年，面对经济萧条，超过18%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纳粹党，结果纳粹党以107个议会席位获胜，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希特勒曾经承诺要恢复德国的荣耀，这一承诺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共鸣，对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从人口统计角度而言，局面真可谓糟糕透顶：工人数量达到峰值，经济却一片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不需要像突尼斯的青年那样通过反对国家来实现变革———国家本身承诺要进行变革。反对现状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他们把赌注押在了独裁者希特勒身上，希望他的承诺能带领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上还出现过青年在政权更迭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例子。在本章最后，我将总结伊朗的问题，甚至可以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审视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1975年，也就是革命前4年，15-24岁的年轻人有660万，占15-64岁成年人口的37.7%。尽管每年都有大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伊朗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却没有雇佣年轻人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将重点放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失业。

巴列维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但这些土地面积根本无法满足耕种的需求，而且由于农村生育率很高，个人谋生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也是一个经典难题：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却越来越多。1977年研究人员埃里克·胡格伦德的田野调查显示，除了那些住在离城市很近、方便通勤的村民，65%-90%的农村年轻人都离开家乡去了城市。大多数人在15岁或16岁时就离开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逐年增加，到了1979年，迁往城市的15-19岁人口每年增长3%。与此同时，在国王的统治下，伊朗25%的收入用在了武器装备上，而不是建设经济。庞大的城市青年群体带来了人口压力，再加上他们无法就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抗议演变成了革命。当年12月，伊朗国王下台，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正式成为最高领袖。人口结构加上动机和机会，终于引发了政治暴力。

无论青年人是参加抗议活动还是发动叛乱，经济动机并非背后唯一的驱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在政治上遭到排斥或者被掌权的老一辈忽视的感觉，以及改变现状的想法，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青年动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是由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刺杀者点燃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青年波斯尼亚”的一名革命者，他希望遥远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采取行动对抗奥地利以赢得独立。

这些例子都与暴力有关，但是当年轻人感到被排斥时，暴力反抗并非唯一可能的结果。有时，他们能够不借助武力，而是通过现有的组织机构来推动变革。例如，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在历史上曾多次成功地迫使政府降低投票年龄。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18-21岁的年轻人被征召参加越南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但是，他们这个年龄可以上战场，却没资格参加投票，他们感到强烈不满。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普遍的疏离感，而且对性别、种族和社会现状感到愤怒，因此活动人士要求国会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1971年，他们如愿以偿。2018年5月，尼日利亚青年成功地将担任总统的最低年龄从40岁降到35岁，将尼日利亚众议院的任职年龄从30岁降到25岁。鉴于尼日利亚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8岁，这些变化让相当一部分尼日利亚人拥有了被选举权。这次运动的口号是“让年轻人参加竞选!”。青年在21世纪初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政治动荡中也是主力。

我们现在就像社会学家一样，使用动机和机会这两个概念来思考问题。在上述案例中，引发抗议或动荡的并不单单是人口年龄结构。为了加深我们对环境作用的认识，我们可以引入另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政治体制或那些协调、代表民众利益的机构和体系，其中包括投票规则或者与决策者沟通。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相同的人口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美国一位政治学家格雷姆·B。罗伯逊描述的那样，即使一个国家民众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如果能够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他们就几乎没有抗议的动机。如果能让决策者了解民众的关切，民众就不必走上街头。

在独裁国家，当权者面临直接问责的机会极少，因此抗议往往是孤立的直接行动；但是在民主制度的国家，抗议往往更具有象征意义。正如罗伯逊所说：“介于两种情况之间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有效沟通，民众有动机寄希望于抗议，目的是影响具体决策和提高参与度。因此，中等程度的开放与最强烈的抗议相关。我们可能认为在威权政体中抗议水平较低，在民主政体中抗议水平较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混合政体中抗议水平最高，混合政体提供了与政治组织沟通的机会，但是民众对政治制度仍感觉非常失望。”再考虑到人口因素，我们应该会从拥有青年膨胀人口的中等开放政体中看到最强烈的抗议。你如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寻找线索，不妨就从人口因素开始吧。

有些年轻人是在特权环境中长大的，有些年轻人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他们有些经历是共同的，因此我们不妨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考察青年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成年的标志大致相似：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和家庭，不再依靠父母；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年轻人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彻底丧失时，就会引发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革。例如，新加坡虽然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对住房却有着严格的限制。几年前我去新加坡实地考察时采访过那里的年轻人，他们一次次痛苦地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搬出父母的房子。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约会太尴尬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新加坡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为30.2岁，女性为28.5岁，生育率只有1.21%。

关于代际的看法也非常有用。美国投票年龄之所以变化，是因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为了反对战争和争取公民权利进行过示威游行，但是美国并非唯一一个经历这种变化的国家。1968年，法国大学生举行了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对大学体系进行改革。他们认为大学体系僵化、不够完善，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大学生群体的需求。此前10年，法国的大学生数量从17万增长到50多万，仅巴黎就有13万人之多。青年工人、失业工人、煤矿工人、公共交通系统工人、天然气和发电厂工人、造船厂工人、邮政服务人员，甚至来自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1968年5月18日至19日，超过200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4天内罢工人数增加到900万。1968年发生的事件揭示了人生阶段和历史时期会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政治影响。有很多年轻人是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

正如作家马克·科兰斯基所描述的那样：“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造反的原因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之处仅仅是造反的欲望、造反的思路、与现有秩序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威权主义的深切厌恶。”科兰斯基接着列举了1968年掀起这场革命风暴、引发全球动荡的四个因素，其中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民权运动扩散、越南战争引起广泛抗议以及电视的发明。第四个因素则体现了人口统计的特征：“这一代人自我感觉非常不同，怀有强烈的疏离感，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在一些国家，这一代人的数量也更加庞大。如图1-4所示，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成年阶段。

我们今天在考察青年和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时，可以运用一些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虽然抗议和参政是一种民主程序，但是相对于其他年龄段，青年比例较高的国家实现民主的机会非常渺茫。诺亚·布里克和马克·弗利发现在“阿拉伯之春”中，叙利亚、埃及和突尼斯的青年风险因子都比较高。其中，叙利亚的青年风险因子最高。青年风险因子覆盖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17-26岁的人群。突尼斯的冲突风险已经下降，因为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群体规模比以前要小；叙利亚的冲突风险则在增加，因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群体都大于之前的群体。

理查德·钦科塔经过研究发现，在一个年龄结构非常年轻的国家，如果年青成年人的比例下降到0.4左右(大约相当于年龄中位数29.5岁)，它就有一半的机会发展为更加开放的国家。根据钦科塔的研究，如果年龄中位数为25岁或低于25岁，在美国机构评级为“自由”的国家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维持10年以上。如果年龄中位数为15岁，只有大约8%的国家有机会被评为“自由”;如果年龄中位数超过25岁，概率超过30%;如果年龄中位数为35岁，概率上升到75%;而那些年龄中位数达到45岁的国家则有90%的机会。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存在例外情况———年龄中位数上升并不意味着向西方民主政治的自然过渡。

有些例外情况出现在人口非常年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由”评级甚至维持了超过10年，其中包括马里共和国(12年)、贝宁(27年)和加纳(20年)。那些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仍保留独裁政体的国家排除在外。钦科塔和同事约翰·多塞斯发现：“青年人口膨胀逐渐消失似乎能引起改变，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军事政变后的‘临时政权’、弱势的个人独裁政权或某些民主政体中。”独裁政权面临的政治对手最少，到目前为止几乎不受影响。尽管有必要对年龄结构和政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研究，但是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中年及以上年龄结构的国家将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政体类型。

然而，在这类国家中，年龄中位数在25岁或25岁以下的国家数量正在减少，将从2015年的78个减少到2035年的50个。特别是巴基斯坦、埃及、约旦、叙利亚、海地和南非，如果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它们将在未来15年内掉出该类别。尽管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到2035年，巴基斯坦人口将增加39%，埃及人口将增加37%，海地人口将增加27%，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惯性。也就是说，由于生育群体规模大，即使总和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仍然会保持增长。但是在年轻人比例不断下降的国家，也很少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

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青年易于制造麻烦、煽动冲突，力求通过重大变革来改变现状；另一方面，青年是革新者，是争取权利和进步的驱动力量。地位决定立场。对于独裁的当权者来说，青年就像一群需要被压制的蚂蚁。但是，如果是受压迫者或被剥夺权利者，青年就更像希望，担负使命引领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阅读文献资料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特别是青年男性，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但如果认为这部分人都存在问题，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大批青年为社会所做的积极贡献排除在讨论之外。因此，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合理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关注青年的机会，这里主要是指工作机会。

有时候，问题明明是不作为，结果却将人口统计当作借口。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微软前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等人都指出过，非洲的人口高增长率与这片大陆的贫困和人口迁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批评说：“青年膨胀理论是西方国家有关人士及其伙伴政权，对高失业率或社会冲突的一种简单化解释，因为它将这些问题归因于人口统计，而不是数十年来失败的经济政策。”不要责怪青年，应该把重点放在腐败、低效的体制和法治薄弱等因素上。这些问题是治理不善的标志，意味着非洲许多国家的商业投资环境不利，而且它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用溢美之词重新诠释青年膨胀也存在问题。在非洲，整个大陆都极力将青年膨胀重新定义为人口红利(见第六章)，并关注青年人对建设非洲经济能够做出的积极贡献。这么做的动机是利用所能拥抱的一切条件。一些学者认为这种重新诠释可能会导致人们对青年膨胀抱有不切实际的看法，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急需解决的节制生育问题上。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向成年的过渡可能都非常困难。甚至在一些年龄结构较大的国家，青年都在寻求独立，却没有机会实现独立，因此他们经历和表达的不满要超过社会上的其他年龄群体。哪怕是在富裕国家，青年的生活也会受到是否拥有政治和经济机遇的影响。当一个国家经历了人口转变，而且青年的数量远远超过老年人时会发生什么呢？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会有什么不同？为了考察生育率下降的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家的未来走向，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个极端：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

（本文来自珍妮弗·D·朔巴《80亿人口——生育、死亡和移民如何塑造世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