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多尔·圣古塔：印度当前最大的难题，是怎么才能配得上这种“伟大”？
【文/欣多尔·圣古塔，译者/周雷】
自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长文，再加上张维为教授于2011年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专著中提出“文明型国家”概念之后，“文明”作为地缘政治分析基础的观点一直被批评为过于本质化，即文明既不容易被定义，也不特别具有同质性。以文明为视角的观点也被指责过于狭隘地关注诸如宗教等“文明方面”的身份定位，而忽略了身份定位的很多其他来源和维度，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因此，像阿钦·瓦纳伊克（Achin Vanaik）这样的批评者对任何“超越历史”的文明概念都感到不适，因为这些概念断言，“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民族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甚至不是政治，而是文化”【1】。
这种不安与既有的人权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人权理念包括了“普遍性、不可剥夺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且相互关联。这些人权观念具有普遍性意义，因为这些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无关于他们生活在哪里、何种性别、什么种族，也无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属性以及族裔背景”。【2】
印度总理莫迪在G20峰会举行前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 图自美联社
人权的“普遍性”因欧洲中心主义【3】和东方主义【4】而饱受质疑，如提出“人权普遍性”中的个体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共同存在）特殊性问题。但当与“文明型国家”框架放在一起时，它们的概念清晰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因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绊绊，但其崛起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还是自成体系的”【5】。
对西方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比较，更加强化了张维为、塞巴斯蒂安·邦尼特（Sebastian Bonnet）、纳赛尔·比瑞亚（Nasser Biria）等学者的文明分类，他们强调西方与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在文化属性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然而，这种对比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内化。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将印度的民族性定义为其统一文明的副产品，是印度为摆脱英国统治而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之间基本达成了共识。
关于印度文明，最著名的民族运动领袖和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写道：“印度文明的趋势是提高道德水平，而西方文明的趋势是宣扬不道德行为。前者是基于对神的信仰，而后者是无神的。在这样的理解和信仰下，每一个热爱印度的人都应该紧紧抓住古老的印度文明，就像一个孩子紧紧抓住母亲的乳房一样。”【6】
维纳亚克·达摩达尔·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是甘地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也是印度人民党的理论奠基人。他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和“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理论，他对文明的概念同样深度关注。萨瓦卡将国家概念化，认为国家是“我们对伟大文明的共同表达敬意的纽带”【7】。
萨瓦卡的对手、甘地的政治继承人、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同样热衷于印度文明的独特性与悠久性。他和当时的许多其他民族主义思想家认为，印度文明是印度“自我意识”的基石，也是理解印度作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明和国家的自我形象的关键。“这一思潮包括了两大倾向，一是反驳殖民历史学家对古印度文明的贬低，二是主张印度历史上的文明统一性。”【8】对“文明”的思考，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学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这样的“普世主义者”，同拉达·库穆德·穆克吉（Radha Kumud Mukherji）这样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他们用“神圣的地理”（sacred geography）来描述印度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统一性。
正因为这种共性，在芝加哥召开的1893年世界宗教会议（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上，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宣称印度文明具有相对优越性。他的著作和演讲后来在尼赫鲁最重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甘地、尼赫鲁，甚至萨瓦卡，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延续了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关于文明的叙事脉络，不仅试图宣传印度民族的文明根基，而且强调印度与西方国家相比的优势所在。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前写下的著作《印度的发现》
这一论点使印度历史上在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具有了优越性，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时期，印度文明优越论赋予了这些思想家自信心，他们以印度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作为论战的武器，来抵抗殖民统治者的“文化入侵野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久，这种叙事的凝聚力就被打破了。印度被英国强行肢解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这个分裂过程并不是和平的，而是伴随着骚乱、屠杀等各种流血事件。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之间因教义不同，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甘地被一名印度教狂热分子暗杀。这名狂热的印度教徒指责甘地对穆斯林过于宽容，且参与了印巴分治事件，这破坏了印度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关于印度地理空间统一性的文明叙事共识。
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谈论文明就是向印度教文化至上主义屈服。这一论点通过指向萨瓦卡得到了强化。萨瓦卡主张“印度教特性”，主张所有印度人拥有共同的文化身份，认为甘地的一些观点不符合“印度教特性”。萨瓦卡被指控参与了刺杀甘地的阴谋，后来因缺乏证据而被无罪释放。但这片阴翳有效地遮蔽了印度的文明叙事，因为谈论文明成为反现代化甚至沙文主义的隐喻。
但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今天的印度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行列，且成功超越了它的旧殖民统治者英国，并预计在 2030 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配得上这种“伟大”？它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今天的印度意识到，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这些都是寻求身份定位的基本问题。它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不能依赖拿来主义，不能用外部舶来的思想来回应，它不能说它所能提供给世界的只是一种“西方民主理想国家的南亚版”。印度寻求贡献的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西方国家“复制品”，或者西方民主国家的“模范窗口”。它希望向世界提供一种独特的“源代码”。
为此，古老的文明理念在印度重新焕发新生。重新流行的文明叙事具有其独特之处，印度的文明思想家们并不排斥接受来自其他文化的思想。印度文明两部经典《吠陀经》（the Vedas）和《奥义书》（Upanisad）成为这些文明思想家的思想源泉，很多阐释印度文明的学者都从这两部著作中汲取了力量，并内化为他们各自的思想，成为印度文明坚定的支持者。这些思想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泰戈尔明显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影响，尤其《奥义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塑了他的宗教观。泰戈尔在进行抽象性的哲学写作时，经常自发地使用《自在奥义书》（Īśa Upanisad）和《白骡奥义书》（Śvetāśvatara Upanisad）【9】中的概念。他的很多论断，包括一元论、对神无处不在特性的强调、对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亲缘关系的断言等，都来自《奥义书》。【10】
就甘地而言，人们发现他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的先知们”（Vedic rishis［seers］），这些先知曾教导世人，“让高尚的思想从四面八方来到我这里”【11】。这种非沙文主义的方法在很多以文明道路思考印度问题的思想家中很常见。
这就是将印度定义为“文明型国家”时借鉴的精神，这种方式在印度越来越盛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认为，印度的国家地位源于其文明—他将印度的民主成功经验定义为其文明根源的副产品。【12】其民主制度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的国家联盟（Jana-padas）【13】机制（公元前1500-公元前600年）或古印度共和国制度，而不是来自雅典模式。莫迪还喜欢用梵文短语“vasudaiva kutumbakam”【14】来描述印度的世界观，意思是“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家”。在这一点上，他呼应了从尼赫鲁到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这几位印度政治家，他用这句话来解释印度的自我投射。这种对印度文明的凝视（以及印度国家的支柱）的共识打消了人们对过度强调“文明型国家”身份将演变成沙文主义的顾虑，至少在文明叙事方面已经如此。
在印度的文明叙事中，对古代世界的借鉴更为深入。在主张其对印度洋的权利时，印度重申了历史上最杰出的王朝之一朱罗王朝（Cholas）【15】的历史。这个曾经位于印度南部的海上军事强国，自公元1世纪前后起的1500年里，依靠大国实力统治这片区域，将印度教的信仰、习俗传播到整个东南亚地区。
朱罗王朝又名注辇，是10世纪至13世纪时印度半岛古国，位于今天的泰米尔纳德邦
印度今天转向其古老的历史，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推广阿育吠陀或国际瑜伽日，为世界提供商品、服务和思想。崛起的印度意识到，提升其地位不仅要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关切，如反对主动结盟，还必须成为商品、服务和思想的提供者。
克里希纳·钱达拉·薄泰恰里耶（Krishna Chandra Bhattacharya）【16】是主张基于本国文化建立印度国家的早期思想家之一。他写道，印度获得了“思想上的 Swaraj”。“Swaraj”在印地语中是“自治”的意思。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个词被广泛使用。薄泰恰里耶认为，真正的自由不仅是政治自由，而且是思想自由。
当代印度“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强化了本土思想的理念。瑜伽和阿育吠陀是它在医疗保健中推广的一些最明显的概念，但它正在花费精力重新发现古代印度数学，【17】更加强调“无名英雄”（unsung heroes）和“抵抗的故事”（stories of resistance）等本土故事的传播。【18】
今天的印度“文明型国家”也包含了努力成为“vishwa guru”【19】的叙述，“vishwa guru”在印度语境中的意思是“世界教师”。“教师”这个词在这里很重要，含义是知识共享和成为全球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主导者、修正主义者或其他角色。教学行为不是沙文主义行为，印度通过使用这种命名法来定义其崛起的角色和路径。当代印度“文明型国家”希望通过展示其智力优势来获得地位。
这样一来，印度国家现今的起源叙事与其独立后的几十年里的叙事方式有所不同。当时印度国家地位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反殖民运动，以及独立后制定的国家宪法。这部宪法将印度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定义借鉴了后殖民国家群体形成的一些共同点，以及“不结盟”理论，即后殖民国家不希望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或当时的苏联）结盟，也不希望被卷入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文明型国家”概念在印度的出现，已经颠覆了上述两个概念。今天的印度不仅从宪法中，而且从更古老的文化源泉中汲取灵感，包括使用古代文本和经文作为定义民族身份的“源代码”。甚至“不结盟”的内涵也在被重新解读，如同印度在乌克兰危机和其他情况下的立场一样。如今，复兴的印度将“不结盟”定义为“以自我利益为本位”或“站在自己一边”，而不是简单地与那些曾经被殖民统治的国家一起做事。
因此，在结论中，以下几点需要被重申：印度“文明型国家”的当代叙事正从本国的古代文本和文化中获得其合法性；在强调这种文明叙事时，它重新诠释了国家宪法中的一些旧有概念；在这样做时，它也重新解读了“不结盟”；它在寻求提供“全球知识”方面促进了对自身命运的普遍性叙述，淡化了与其崛起有关的任何沙文主义或修正主义概念。
本文注释
(1)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21.
(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Human Rights Principles”(2005).
(3) Sebastian Bonnet,“Overcoming Eurocentrism in Human Rights: Postcolonial Critiques-Islamic Answers?”, Muslim World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5, 12(1).
(4) Hakimeh Saghaye-Biria,“Decolonizing the‘Universal’Human Rights Regime: Question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Orientalism”, ReOrient, 2018, 4(1).
(5)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6) M.K.Gandhi, 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
(7) Swatantryaveer Vinayak Damodar Savarkar, Essentials of Hindutva.
(8) Sabyasachi Bhattacharya, Talking Back: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Nationalist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
(9) 参见《奥义书》，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
(10) Nasiruddin Mondal,“Tagore’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propos Vedanta and Buddism”(2004),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NBU.
(11) A.Jayabalan,“Mahatma Gandhi’s Discovery of Religion”(January 30-February 4,1998), Bombay Sarvodaya Mandal(Gandhi Book Centre).
(12) Sheezan Nezami,“Democracy in India as Old as Nation, Its Civilizatio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July 13, 2022), The Times ofIndia.
(13) “Janapadas”产生于吠陀时期，指16个以控制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共和国或王国形式构成的政治单位。-译者注
(14) 梵文短语“vasudaiva kutumbakam”出自《玛哈奥义书》，意思为“世界是一个大家庭”。-译者注
(15) 印度半岛古国，其地在今泰米尔纳德邦。建立于公元前3世纪，灭亡于公元1279年的南印度王朝，存续超过1500年。朱罗王朝强盛时，其国土面积相当于今南印度、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全部领土。其势力范围还及于东南亚的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绝大部分地区、缅甸部分地区。
(16) 薄泰恰里耶，印度现代哲学家，生于印度塞兰普尔的一个梵文学者家庭，一生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曾任孟加拉国几所大学的哲学讲师、胡格利学院院长、阿马尔内尔的印度哲学研究所所长以及加尔各答大学哲学教授。他在继承印度传统吠檀多不二论(见吠檀多派)的基础上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哲学的研究》和《作为自由的主体》。
(17) “Central Government Plans to Set up Board to Promote Vedic Education”(October 16, 2022), The Financial Express.
(18) “Lachit Barphukan’s 400th Birth Anniversary: India Correcting Past Mistakes by Recognising Unsung Heroes, Says Modi”(November 25, 2022), The Indian Express.
(19)“India on Way to Become‘Vishwa Guru’under PM Modi: Amit Shah”(August 19, 2017), The Indian Ex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