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潇：作为勒索式维权祖师爷，视觉中国都是跟它学的

2023-08-22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戴雨潇】

日前视觉中国的“碰瓷式维权”引起舆论关注。摄影师戴建峰因为公众号使用了自己拍摄的照片，遭到视觉中国指控173张照片侵权，索赔8万多元。

视觉中国方面回应称：“涉事图片系该摄影师授权图片库Stocktrek Images，进行销售。Stocktrek Images又将相关图片授权给Getty Iamges销售。视觉中国作为盖蒂图像（Getty Images）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合作伙伴，拥有对包括涉事相关图片在内的完整的销售权利。”

但戴建峰本人则表示已经与Stocktrek方面核实，视觉中国并未得到授权，Getty Images也无权转授版权。

这不是视觉中国第一次因为版权问题引发争议，三年前这家公司曾将事件视界望远镜拍摄的、放在公有领域供人免费使用的黑洞照片据为己有挂在网上售卖，还因妄称拥有中国国旗和国徽图片的版权遭到共青团点名批评。

视觉中国的种种版权侵占、垄断行为和极具侵略性的“索赔”模式其实并非独创，其中大部分都是跟他们的合作伙伴盖蒂图像学来的。

一、影像授权公司的起源

盖蒂图像和视觉中国一样属于“影像授权公司”。这种公司拥有很多图片视频等资源的版权，依靠贩卖这些版权盈利。

为了理解这类公司的影像霸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出现的。

假设我要写一篇关于女权主义的文章，希望在其中加上一张女权主义者的图片。但我自己手上没有照片，于是我就去上网找。图片搜索引擎很快提供了无数张相关图片。

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使用这些图片是否合法，我甚至无法确定图片里的人是否真的是女权主义者。如果一群不认同女权主义的普通女孩子聚在一起聊天，被人拍到发上网并谎称是女权集会，我下载了她们的照片放到我的文章里，她们看到文章发现自己的照片被张冠李戴用于代表女权主义者感到被冒犯，我可能就要因此承担责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人购买图片。如果我认识一个拍摄过女权集会的专业摄影师，当然可以直接找他买。但是大部分人并不认识什么专业摄影师，大部分摄影师也没有时间整天到处去兜售自己的照片。为了满足图片使用者和图片创造者双方的需求，影像授权公司应运而生。

摄影师可以把他们拍摄的照片提供给影像授权公司，由后者对这些照片进行整理然后罗列出来售卖。需要使用照片的用户知道影像授权公司手里有很多照片，可以直接去找他们购买照片使用。影像授权公司从用户支付的金额中抽取中间商的费用，然后用剩下的钱支付给摄影师。

从照片使用者的角度来说，找正规的影像授权公司有以下几个好处：图片的质量和分辨率通常较高、图片的拍摄通常得到了被拍摄对象的许可、可以放心使用图片免于担心复杂的法律纠纷。此外用户还可以购买图片的独家使用权（假如我的公司图标需要使用一个建筑物，但是我不希望这个建筑物的图片被其他人再次使用，我就可以多花点钱给影像授权公司在一定期限内或永久买断这张图片的版权）。

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说，把照片卖给正规影像授权公司的主要好处，就是不用自己去四处寻找买家了。此外还可以省下维权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让影像授权公司去代替自己找那些偷窃或滥用自己照片的人追责。

二、盖蒂图像的崛起

正是由于敏锐捕捉到了市场对于影像授权行业的需求，1995年爱尔兰商人马克·盖蒂和商业伙伴乔纳森·克莱因在伦敦共同创立了盖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马克·盖蒂出身显贵，来自美国著名的盖蒂家族（Getty Family）。他的爷爷保罗·盖蒂在20世纪初靠石油生意发家。盖蒂家自称是宾州葛底斯堡市（Gettysburg，又译盖蒂斯堡）的创立者塞缪尔·盖蒂斯的远方亲戚，现在不少盖蒂家族的成员回到了祖籍地英国和爱尔兰居住。

盖蒂图像的创始人马克·盖蒂（图：Financial Times）

1997年，盖蒂认识到数字技术正在颠覆传统影像行业，于是决定和美国西雅图的数字图像出版商PhotoDisc合并，共同组成了盖蒂图像。两年后，盖蒂图像将总部迁移到了数字图像技术蓬勃发展的西雅图。

接下来的几年里，盖蒂图像疯狂收购各种图片档案库、图库管理公司和市场上的竞争者，同时开始发展“编辑”业务，向媒体定向提供新闻、体育和娱乐影像，使得影像材料可以更便宜、更快捷地从拍摄者传递到使用者。

到了2006年，盖蒂图像已经成长为拥有2000名员工、在伦敦和纽约设有大型办事处、利润超过1.3亿美元的行业巨头。

盖蒂图像网站主页（图片：Getty Images）

但与此同时，影像授权市场正在逐渐达到饱和，很多中小型的影像授权公司以低廉的价格开始蚕食盖蒂图像的市场份额，盖蒂图像的利润增长和商业扩张也陷入了瓶颈。

Getty Images的净收入利润率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16.6%

2008年，盖蒂和克莱因以24亿美元的价格，将盖蒂图像卖给了私募公司赫尔曼和弗里德曼。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公司为了解决内部的种种财务问题，开始越来越不择手段地攫取商业利益，围绕盖蒂图像出现了各种争议和丑闻。

三、欺软怕硬的“索赔”模式

2008年，英国利奇菲尔德一座教堂的管理人员收到了盖蒂图像的通知，要求他们支付6000英镑（约合5万多人民币）的费用。原因是他们在官网使用了几张自己教堂的图片，而这些图片的版权属于盖蒂图像。

负责当地教区数百座教堂的通讯总监加文·德雷克事后调查发现，几张涉事照片是一位志愿者上交的，他从网上下载了几张来自盖蒂图像的图片但没有付钱。德雷克承认教堂违规使用了版权图片，但并不认为这些图片值6000英镑的高价。

德雷克向盖蒂图像提出，教堂只能凑出几百英镑，如果公司可以接受的话，他们愿意支付这笔钱。但是对方拒绝了，盖蒂方面的意思是图片的版权属于我们，我们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

经过多轮的讨价还价，盖蒂把报价降低到了3000英镑，但是教堂仍然拿不出这笔钱。最后德雷克向教堂方面建议，既然盖蒂方面不配合，也没有遵循正常的法律诉讼或者争议解决程序，那么以后就不要再理会他们，“我们不跟恶霸打交道”。德雷克同时提醒了他负责教区的所有教堂确认一遍没有图片侵权的情况。

奇怪的是，在德雷克正式向盖蒂通知了他们不会付钱之后，对方也没有再回信。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遇到这一情况的不只是这家教堂。在英国小企业联合会办的论坛上，热度最高的帖子就是关于各种图片侵权问题，很多做小生意老板都发帖表示自己因为违规使用了网络图片，遭到盖蒂图像的高额索赔。

而盖蒂图像的做法是直接发“催缴通牒”（demand letter），命令对方支付高额的“赔偿金”，同时还会雇佣专业的催债公司去不断地骚扰对方。

然而事实是私人发布的催缴函与法院的传票不同，它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也不自动形成债务。盖蒂的“催债”行为毫无法律依据，其实就是一种变相敲诈勒索。

盖蒂这种极具侵略性的维权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雇不起专业摄影师、设计师或法务团队的小公司或个人。盖蒂赌的是他们中有更多人不懂法又胆小怕事，不希望和“剽窃知识产权”的指控联系在一起，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最后他们就会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默默把钱交了。

一旦真遇到德雷克这种不愿意屈服的硬茬子，盖蒂往往就会放弃，直接寻找下一个目标去敲一笔。

根据一家提供在线法律服务的公司Limeone介绍，他们已经代理了超过300起涉及盖蒂图像的侵权索赔案件，每次当盖蒂图像发现专业的法律团队介入就会退缩。Limeone的法律专家珍妮·休斯指出：“盖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证明他们在什么时候确实获得了涉事图片的版权。很明显在我们与他们交手的一些场合里，我们发现他们在确定图片所有权方面存在举证问题。”

四、空手套白狼

更恶劣的是不少被盖蒂拿来售卖或索赔的照片版权，压根就不属于他们。

2013年，正在纽约工作的模特艾薇儿·诺兰发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纽约州人权署的公益广告上，她的照片旁边写着“我HIV阳性。我有人权。”这张图片是纽约州人权署从盖蒂图像买来的。

模特艾薇儿·诺兰的照片未经她本人的许可被用于代表HIV感染者（图片：纽约州人权署）

这张海报严重影响了诺兰的工作和生活，她不得不一直对自己的雇主、朋友和家人解释自己没有感染HIV，而是照片被别人误用了。诺兰考虑到自己从未向任何人授权售卖自己的这张照片，于是决定起诉盖蒂图像，求偿45万美元。最终盖蒂方面选择了向诺兰支付赔偿金和解。

同年，盖蒂和法新社被发现未经摄影记者丹尼尔·莫雷尔本人的许可，故意使用了他在社交网络发布的2010年海地地震的相关图片。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盖蒂和法新社违反了《版权法》，命令二者向莫雷尔支付了120万美元的赔偿金。

几年后，盖蒂图像爆出了更大的丑闻。

美国著名摄影师卡罗尔·海史密斯一生游历美国各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海史密斯希望自己的图片可以为子孙后代记录美国的风土民情，而不是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于是从1992年开始，她将自己拍摄的照片无偿捐献给美国国会图书馆，让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国会图书馆也为她专门成立了档案馆，目前其中已经收集了10万多张她拍摄的照片。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海史密斯档案馆（图片；loc.gov）

然而在2015年12月，海史密斯突然收到了盖蒂图像发给他的威胁信，指控她在网上发布的一张自己拍摄的作品侵犯了版权。盖蒂图像这次只索要了120美元的“和解金”，但这也让海史密斯意识到有人正在用自己无偿捐献的图片牟利。

不久后，70岁高龄的海史密斯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告，指控盖蒂图像将18755张她的摄影作品据为己有非法售卖。海史密斯方指出盖蒂图像歪曲了这些照片的原本的使用条款，并且误导人们为了使用这些图片必须从盖蒂购买。

她还控诉盖蒂的这种行为损害了她的名誉，听说过海史密斯档案馆的人会认为她一边装作捐献照片，一边售卖照片牟取暴利，“像个伪君子”。

考虑到这不是盖蒂图像第一次侵犯其他人的版权，海史密斯方以惯犯的原因向盖蒂提出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

盖蒂方面在公开的声明中承认了这些图片确实来自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坚称自己有权为“分发”这些图片收取费用。盖蒂的论证方式是声称自己提供了“图像搜索工具”，帮助客户“找到符合他们需求的正确图片”，所以可以收钱。

遗憾的是，联邦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盖蒂图像只剩下一些轻微的州法问题需要解决，最终和海史密斯在庭外达成了和解。盖蒂支付的赔偿金额不详。

联邦法院之所以会这么判，是因为从美国法律的角度来说，海史密斯将自己的图片捐献给公共领域不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使用，而且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拿来盈利，包括盖蒂图像。盖蒂不能向用户收取版权费（因为这些图片的版权并不归其所有），但他们仍然可以针对分发图片等服务收取一定费用。

这就意味着，即便按照常理来说，抢夺本不属于自己的、免费的图片拿去售卖、而且不告诉用户这张照片可以从别的地方免费获得，在我们看来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至少目前联邦法院并不认为这一做法违反了美国法律。

把公共领域的免费图片拿去卖钱这件事，不止盖蒂图像一家在干，美国电脑技术专栏作家约翰·德沃夏克发现另一家公司、号称全球第二大高端视觉内容版权服务供应商的科比斯图像（Corbis Images），也在自己的网站上公然销售数张来自国会图书馆的照片。科比斯和盖蒂一样，也没有在网页的任何地方告知用户这些图片来自公共领域，可以从别处免费下载。

科比斯图像是由比尔·盖茨在1989年创立的。2016年，香港联景国际有限公司（Unity Glory International）以不高于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而联景国际的母公司正是视觉中国。随后视觉中国将科比斯的图库又全部授权给了合作伙伴盖蒂图像，为盖蒂铲除了一个国际竞争对手。

视觉中国子公司收购了盖蒂图像的竞争者并将其版权转授盖蒂图像

针对这项交易，盖蒂的CEO克莱因得意地称：“不用买一头奶牛，就能得到牛奶、奶油、奶酪、酸奶和牛肉，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然而无论克莱因表现得多么乐观，事实是近年来盖蒂图像一直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2012年，私募公司凯雷集团以33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盖蒂图像，而凯雷为了这笔收购贷款了高达26亿美元，这些也成了盖蒂加入新公司后需要背负的债务。之后的数年，盖蒂不得不将大量的营收用于偿还债务以及向私募投资者支付股息，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新技术。

更糟糕的是，随着近年来拍摄性能强大的智能手机的普及，无数质量高成本低的影像素材开始淹没市场。影像授权公司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狭窄，盖蒂图像为了生存，只能进一步降低图片的价格。

图片价格的降低意味着摄影师的报酬也会变少，有些摄影师每张照片只能得到几美分的版税。收入的持续降低也迫使很多职业图库摄影师不得不另谋生计。

2019年，盖蒂的新CEO克雷格·彼得斯宣布公司将推出“免版税”的定价模式，让用户以较低的价格一次性地购买图片永久使用，不用受到用途、次数和时间的限制。

此后这家公司的情况并未好转。从去年7月盖蒂图像重新在纽交所上市至今，它的股价已经跌去了超过80%。几天前盖蒂图像刚刚汇报了第二季度的亏损并下调了今年的预期。

盖蒂图像过去一年的股价跌幅超过80%（Google Finance）

盖蒂图像的两位创始人马克·盖蒂和乔纳森·克莱因如今已是63岁的年纪，到了退休的时候。而他们留下的公司似乎也垂垂老矣、步入暮年。

五、用制度和法律限制寻租活动

在政治经济学中，盖蒂图像和视觉中国这类影像授权公司的行为被称为“寻租”（rent-seeking）——即在不从事生产、不创造财富的情况下，依靠对资源的垄断攫取利益的活动。

只要有资源的地方就会有寻租者（rentier）。寻租者的崛起通常依赖三个条件：家族继承、官僚特许和信息不对称。盖蒂图像的发家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近年来除了影像授权行业之外，在学术出版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寻租者。例如掌握大量学术期刊、对用户收取高昂订阅费、却频繁压榨期刊编辑和论文作者的欧洲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以及经常未经作者本人允许，擅自收录、售卖其论文的中国知网等。

中国知网因擅自收录售卖100多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的文章遭到后者起诉（图片：china.com.cn）

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彻底消灭寻租者显然不太现实，我在文章第一节中也提到盖蒂图像们作为某种“中间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少人的需求。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对于版权寻租行为，我认为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和法律上对其做出以下限制。

一、明确版权和利益的归属。政府应当要求版权授权商对其销售的作品保留完整的版权授权信息，例如作品最初是由什么人创作的、授权方是什么时候从何处获得了版权、版权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是什么等等。相关部门应当依次对版权授权商进行充分监督和定期抽查。此外我们也要防止创作劳动的异化，适当保护创作者的基本权益，避免其遭到版权授权商的盘剥。

二、规范对公有领域作品的管理。公有领域的作品无权被任何人据为己有。版权授权商顶多可以针对收集、检索和分发公有领域的作品向用户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而不能收取版权费。同时，版权授权商必须在销售页面注明该作品属于公有领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免费获取，避免用户误以为只有出钱购买才能使用该作品。至于我国国旗、国徽等资源不仅属于公有领域，而且有专法禁止商用，版权授权商就不能销售这些资源牟利。

三、严惩版权勒索和版权诈骗（copyfraud）。版权授权商用律师函恶意恫吓威胁小企业和自媒体，以此骗取“赔偿金”的行为，理应按照敲诈勒索罪处理。如果版权授权商根本没有其声索作品的版权，那么有关部门还应继续追究其侵犯他人著作权等法律责任。唯有重罚才能杜绝当下版权授权行业的乱象。

版权或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激励创造者。我们不能允许少数不参与创作的寻租者运用种种不光彩的手段垄断作品的所有权，将版权变成霸权。

参考文献:

[1]https://www.quora.com/What-exactly-is-Getty-Images

[2]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08/nov/27/internet-photography

[3]https://www.seattletimes.com/business/technology/its-crunchtime-for-seattle-based-photo-giant-getty-images-and-for-photographers/

[4]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hiltzik/la-fi-hiltzik-getty-copyright-20160729-snap-story.html

[5]https://www.pcmag.com/opinions/stock-photos-will-drive-photoshop-use-into-the-ground

[6]Dabla-Norris, Era, and Paul Wade. “Rent seeking and endogenous income inequalit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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