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起作用了吗？
【文/ 姚洋】
全球变局的最大冲击力量是中国的崛起
我们总说“全球变局”，变的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这个变局中最大的冲击力量是中国的崛起。
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意义最重大的事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崛起。因为中国作为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巨型国家，在短短四十年里从几乎赤贫变成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异乎寻常的崛起对世界有三方面的改变：
第一，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以前，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超过40%，即使后来有所下降，也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的2%上升到现在的18%，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的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总和。2020年，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数量首次超越美国。并且，中国已从受援国发展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援大国。
第二，挑战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
不仅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快速崛起。这对美国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在亚太地区，以前我们说“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现在我们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西太平洋崛起的已经成为必然和事实，经济体量的上升必须伴随军备力量的上升，并对周边带来影响。中国并没有拼命发展军备，我们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军队力量的提升完全是经济实力增强的自然结果。
“一带一路”倡议是第一次由中国提出一个国际议题，然后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过去，中国的外交是“刺激-反应”模式，美国出一道题目，我们赶紧作答，是被动状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们开始主动，美国必须作答。这是巨大的变化。
我国还参与了很多区域性组织和贸易协议。比如，RCEP是和东盟构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是主体，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借此和东盟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发起设立的，总部在北京，成员国已超过一百个，除了美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全部加入。美国的盟友们抛开美国来参加由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还有一个新发展银行，也叫金砖银行，总部在上海。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在中国，这对我们而言是关键性的进步。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过美国的同意就建立起区域性金融组织。比如，疫情刚结束时，日本提出在清迈设立亚洲的货币基金组织，美国立刻阻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也挑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世博园区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2022年6月17日摄，无人机照片）
第三，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1989年，美国日裔经济学家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但是，中国的实践挑战了他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创造，而且拥有自己的正当性哲学基础。
这种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新的哲学基础提出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正当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是存在的。
我认为这一点是中美之间分歧的根本性源头。拜登政府搞所谓“民主联盟”，认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构造了整个世界体系，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进入这个体系，最终都得变成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然而，中国坚定地说“不，我们有自己的路。”这对美国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美国****在国际上对中国发泄愤怒
中国以不同的政治形态崛起，对美国和整个西方提出了大问题——能否容纳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与之平起平坐？美国是霸权国家，从未被其它国家这样挑战过。虽然前苏联一度挑战过美国，但那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很界限分明，而且前苏联的经济体量小得多，从来没有超过美国GDP总量的70%。
现在美国非常焦虑，压力来自多方面。
在美国国内，全球化加剧了国内收入不平等，东海岸的金融、制药等行业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广大中西部地区不仅未得益，反而受损。在社会领域，族裔分化导致认同焦虑。政治领域则是极端主义成为主流。“否决者政治”是福山最近一本书的主题，每个人都可以否决你，所以美国变成了不可治理。
美国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在国际上对中国发泄愤怒。美国人认为，把中国拉入它营造的全球化体系，中国就应该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这一愿望落空。在WTO、IMF、世界银行，凡是和中国有接触的国际组织里，美国都开始跟中国作对，还在科技领域持续打压中国，同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面临一场选择，是跟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来容纳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仅有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印度。
世界在和中国脱钩吗？
中美之间的对立非常强烈，但是最后不一定变成你死我活，因为中美已经紧密连接在一起，想脱钩非常困难。
1）经贸领域：更深的挂钩
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的确对我国贸易有所影响，2019年和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我国进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疫情爆发之后，由于中国是供给大国，欧美是需求方，中国凭借制造业优势实现了出口猛增。世界未能因疫情而离开中国，反而更加依赖中国。
特朗普政府跟中国打贸易战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二是让美国制造业回流。现在看来，两个目标都未能实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过去三年都在增加，从2020年的3103亿美元达到2022年的3829亿美元。美国自己的总赤字也到了惊人的9000亿美元。美国这几年货币放水，未来总要还的。照此速度，今年美国贸易赤字会达到万亿美元级别。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又回到了贸易战之前的水平，占美国总赤字的40%。
所以，问题并没有解决。
2）外资还在进入中国
尽管时有媒体报道有外国公司离开中国，但数据表明，资本仍然在进入中国。我国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是1.1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 14.9%，占全世界的11.4%；2022年增长到1.2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又增长6.3%。
外资为什么进入中国？第一，外资离不开中国这个巨型市场。例如德国三大汽车公司利润的40%都来自中国，不可能轻易离开中国；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亚洲的产业的确在重组，但重组是有道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是正常现象。三十年前港澳台把它们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大陆，今天这些产业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中国人也要随之适应，心理状态要升级。
有人说中国周边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会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我认为不可能。过去，亚洲较发达经济体和资源型经济体给中国提供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中国生产消费品出口给欧美及其它市场。现在中国多了一条路，把一些初级中间品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自己的产业就升级了。东盟对中国有贸易逆差，我们本来是直接出口到欧美，现在只不过是先经过东南亚，再出口欧美。其实东南亚的很多工厂也是中国人开的。
我国在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优势是碾压式的，美国大概处于酸葡萄心理，向我们征收250%的高额关税，不想让我们的产品进入美国。我们的应对是到东南亚设厂，从那里再出口到美国去。这是好事，我们的产业因为升级而转移，包括转移到印度去。印度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巨大，约1千亿美元，印度急于缩小赤字。现在我们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印度去，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就更大。
“小院高墙”起作用了吗？
美国和中国脱钩，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的？美国的举措有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清单上的中国企业销售产品）、CHIPS法案（美国二战以来最大的产业政策，总额1800亿，芯片行业500多亿）、2022年11月的一揽子出口管制（主要针对中国的芯片行业），在国际上用瓦森纳协议要求成员国不能将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给中国。
美国人也意识到，惩罚中国的同时，自己也会受损，所以实施了“小院高墙”政策，就是在很小的领域里制裁中国，但是要制裁到让中国有痛感。具体措施包括全面封锁高科技技术的转让，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为中国芯片企业服务，对高精度芯片（以14纳米为界）实施出口管制和制造设备管制。下一步，美国可能要禁止本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并把出口管控扩大到生物医药等领域。
“小院高墙”起作用了吗？我们国发院联合西安光机所对实体清单上的几十家企业做了调研，结果是三分之一的企业受影响严重，三分之一通过措施规避了影响，其余三分之一并没有实质性影响。
在芯片领域，80%的芯片的精度低于40纳米，所以，大多数产品其实不需要很高精度的芯片。我国对精度超过14纳米的芯片投资大幅度增加，如果我们能突破28纳米，基本就可以不依靠美国，独立进行全产业链生产。
另一方面要注意，很多技术革命都是换赛道进行的。正如我国在汽车行业换到了电动汽车赛道，超越了燃油车，下一步在芯片领域的竞争也需要换赛道。中国在光子芯片研发领域已经处于世界第一阵营，大概十年内能实现应用。光子芯片相对于电子芯片具有载荷大、耗能低的优势，如果量产，将很快淘汰掉电子芯片，届时中国就能又一次实现技术领域的换道超车。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
因此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未必是全面遏制，也根本做不到全面脱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积累了二十多年，发展势头已经无法阻挡。
根据我的观察，美国处于对中国的愤怒期，认为中国没有如其所愿变得与之越来越像，所以，“惩罚”中国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因素。今年1月份，我们国发院去美国走访了主要政府部门和智库，强烈感受到这些对华政策被情绪主导，缺乏逻辑。
谁都不可能永远愤怒下去，所以中美之间仍然有回旋余地，仍然可以做到避免热战、管控竞争，实现有限领域的合作。
我建议中美从具体事务着手，推进中美竞争的规则。比如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财务审查达成了协议，最近福特汽车公司和宁德时代在美国合作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都是范例。这个厂属于福特公司，但是所有设备、技术、管理都来自宁德时代。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出口成套技术，有朝一日如果中美的技术优势翻转，这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1）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任何经济都有周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周期。中国的周期和改革相关，也和经济的自身调整相关。
过去四十年中，基本上每十年是一个周期——1980年代是高增长时期，但那时候因为起点低，增长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显著；1990年代是调整时期，最困难的改革主要都发生在那段时间，包括国企改革、政府改革、分税制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等等。尽管过程极其痛苦，但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实现了超高速增长；2010年代又进入调整期，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企业。如果这个周期性观察是正确的，202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是新的增长周期。
通过过去十年的调整，我们的企业都认识到脱虚向实是大势，要做实业。过渡金融化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的隐形冠军不断涌现，我们国发院很多校友的企业都是这样。例如有位校友投入十年时间做防火材料，现在成为亚洲第一，也通过了美国的技术认证。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工信部的小巨人企业名录在不断更新。在AI、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已经领先世界。
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世界的占比从2010年的18%增加到2020年的30%。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正在衰落。很多人说印度要取代中国的地位，但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的占比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并且还在下降，印度的人均收入也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事实上，整个世界的制造业在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集中。2010年，中国给iPhone贡献的增加值只有3.6%，现在是25%，替代了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
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的跨境电商SHEIN现在是美国下载量第三大的APP，第一是TikTok，第二是Temu拼多多，前三名都来自中国。SHEIN销售的服装极其便宜，因为使用直销方式，抹掉了中间商，更重要的是使用了工业4.0柔性智能化生产。如果上市，SHEIN估值是1000亿美元，靠的就是我们的工业实力。
中国的技术革命就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大就是强。
我国新能源汽车出现爆发式增长，2021年销量354.5万辆，占到世界的60%，是美国的6倍。2022年我们的销量是688.7万辆，几乎翻番，达到美国的8倍以上。我估计今年销量可能要上千万辆，也就是渗透率要超过三分之一。
比亚迪已经是世界市值排名第三的汽车企业，蔚来是新兴的造车企业，优势明显。很多传统车企是“起得大早，赶个晚集”，而中国的竞争是换道超车，争的是AI互联网技术。蔚来这样的车企有很多互联网人才，带着互联网思维，更容易成功。
中国在AI和互联网技术行业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有海量的数据、海量的应用场景，还有海量的人力资源。要想让AI变得更聪明，算法是一方面，更要靠数据。AI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比如中国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应用就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世界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厂家中，六家都是中国公司，宁德时代一家的市场份额就占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重复日本汽车在1980年代走过的道路不再是神话。今年头两个月，我国出口汽车约48万辆，今年我们很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日本坐这把交椅已经四五十年，现在即将被中国取代，这是标志性事件。
我国电动汽车在汽车总出口中的比例这几年不断上升，2022年已超过五分之一。在未来五到十年之内，我国电动汽车进军全世界将不是梦想。同时，我国汽车的品质也在提高，蔚来有一款车获得了德国的“金方向盘奖”，这是中国汽车行业史无前例的成就。即使在高端汽车领域，我们的消费和出口也在不断增加。
2）不应夸大老龄化的挑战
最后我想强调，不应夸大老龄化的挑战。去年我国人口开始下降，对老龄化的讨论增多，但我相信我们有办法应对。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确在下降，但这不是近一年两年的事，劳动人口最晚从2014年起就已经开始下降。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并不是劳动力不足，我们做过计算，未来30年AI和自动化替代的劳动力将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人数。所以，事实上我们更多担心的是就业问题。
教育也在升级迭代，中国的知识资本正变得更雄厚，在经济增长方面对劳动力的减少也有对冲效果，大学变得更加普及。
延迟退休也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现在我国女性工人退休年龄是50岁，女性干部是55岁，而我国女性预期寿命是80岁，北京的女性预期寿命已超过84岁。所以，现在的退休年龄的确不可持续。
需求方面，尽管日本的老龄化导致了需求减少，但是中国和日本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反而有利于保持和提升需求，因为只要收入增长，消费就会上升。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从现在到2035年还会有1亿人进城，消费也自然会随之提高。
真正的挑战是养老和医疗保险。1962年至1976年“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即将老去，出现“银发潮”。老年人的就医需求极大，对我国养老和医疗体制提出巨大挑战。目前，我国个别省份的养老金亏空，到2035年之后可能全国养老金都将亏空。
相应的对策包括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以及划转国有企业股份到社保基金。我国社保基金现在不到3万亿，而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是60万亿，应对1962-1976年出生的“银发潮”应该足够。
完成增长目标，今年的有利条件很多
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多少？我做过计算，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是3.75%，因为我们的储蓄率是4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占潜在增长率的20%-40%。由此可以折算出，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4.68%-6.25%之间，取中值为5.55%。
如果我们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够快，实现2035目标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如果现在的潜在增长速度是4.7%，未来只会更低，所以技术进步非常重要。但是我前面提到，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技术进步周期，所以我相信经济增速至少达到5.5%的平均数是完全可能的。以这样的增速，足以让我国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不是很多人期望的5.5%。我想是给今年新一届政府留一点余地。
要达到增长目标，今年的有利条件很多：
第一，复苏已经起势。去年12月疫情最高峰时，我们估计疫情可能要到今年春节之后才能平稳下来，结果春节期间出行人数达到2019年的70%-80%，恢复得非常迅猛；
第二，疫情期间我们有约2万亿超额储蓄，今年要释放出来。老百姓的储蓄增加纯粹是因为看不清形势，所以要把钱保留起来；
第三，房地产止跌非常重要。房地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贡献的增加值占到GDP的14%-17%。它是个长链条产业，除了盖房子对钢筋水泥的需求之外，还有装修、家具、家电等，能够带动全产业的消费。现在二手房交易开始复苏，很多城市的房价开始回暖，这样会逐渐过渡到一手房。各地都在实施“保交楼”措施，老百姓有了信心就会去购买。
我的预估是，今年投资贡献和去年一样，2%左右；消费可以增长6%-7%，因为疫情之前的消费增长都在7%-8%，远超GDP增速，而疫情三年的消费基本没有增长，所以今年如果消费复苏，达到接近往年增速的可能性很大。这样，就可以给GDP增长贡献3.3-3.8个百分点。综合起来，我预估今年的增长速度是5.3%-5.8%。
（本文为作者在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的“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的演讲，北大国发院整理，观察者网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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