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国：把建方舱的钱退回去，那么难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志国】

近日，东北某地要建设方舱医院，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官方人员回复的一句“项目批下来了，国家给的钱，你就必须要求建这么个东西，不建不行啊”，更是惹来众多争议。

根据最新的消息，当地已经叫停了相关项目的建设招标。尽管项目被叫停，并不影响大家的讨论：民众的生活基本已走出疫情的阴霾，怎么还有人在这个时候，继续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就不能把钱退回去吗？

实际上，这里头确实还是有点不太好摆在明面上去说的东西。

方舱医院建设项目公示

一、专项资金挪用？网传段子并不怎么靠谱

这个事情爆出以后，不仅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很多段子手也跟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段子。比如有一个段子是这样的：家里要来客人，老爸给我1000让我买酒。我拿到手后先花了800，本想着剩下的200来买酒对付一下，结果客人不来了，没办法交账啊！

那么段子里反映的专项资金挪用问题，现实中有没有发生的可能呢？笔者虽然不在涉事地区工作，不知道具体情况，但通过向在财政等有关部门工作的同志了解，应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可能性很小。

持“阴谋论”的有关论调强调，某些地域人胆大、营商环境差，不排除个别“有魄力”的领导欺上瞒下、左右勾连，非法挪用资金甚至中饱私囊。

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该项目的涉及资金规模超过4000万。这么大的资金体量，要涉及到严格的专项经费审计。这种项目，尤其可能涉及到中央专项资金配套的，审计层级可能要达到中央审计部门，而且可能要多轮审计。就算有人能在短期内串通周围所有监管人员，但后期异地人员多轮审计一旦查出蛛丝马迹，那就是严重的腐败窝案，要担责的人员面太广。

这种制度设计，基本上杜绝了专项资金挪用的情况。

二、退回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动力严重不足

按照广大网友最朴素的情感，既然疫情高峰过去那么久了，这笔钱使用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就应该把钱主动退回。

这种想法，其实有点不太理解政府部门的运行机制，有点想当然了。

首先从资金申请成本上来说，地方政府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就会产生各种行政成本。咱就不说那些庸俗的请客吃饭，来来回回的沟通需要见面吧？见面得花差旅费、食宿费吧？各职能部门得反复地做表、打报告、修改报告吧？上级部门得组织专家论证吧？这中间就会产生行政成本。

除了行政成本以外，还有一些隐形的成本。比如，可能有的同志就会顾虑，这次把钱退回去了，可能会给领导留下“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啊”的印象，下次再向上级部门申请，自己心理建设这一关都过不了。

其次从可能产生的收益来说，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将专项资金退回。这么大的资金量，首先带动的是地方的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乘数效应，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搞这样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既是一个民心工程又是一个政绩工程，可谓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从涉事地方实际来看，其实作为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城市，人口存在着净外流。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各种上级部门的专项资金扶持，来强化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有人就分析了，当地医卫设施可能存在老化等情况，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很难对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进行有效覆盖。此次有这样一个专项资金，正好可以籍此来补强一下短板，就算是以“疫情防控”相关的名义，起码一些设备、一些病房床位的投入是通用的，这样也能对紧张的医卫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舒缓。

最后，有些基层政府在项目建设运作中，可能存在一些不规范的情况，如“未批先建”“未建先出资”等。有深谙其中门道的朋友同笔者分析，涉事地方冬季漫长，或许去年冬天已经批下来的项目，因为天气寒冷想等到春暖花开再兴建，谁知道疫情这么快就过去了，但可能图纸费、设计费等都提前花出去了。

该朋友指出，在基层，很多项目建设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变通”。如某地建设一个民生项目，按照预算安排，到了年底就应该完成项目验收并打完尾款。但该项目因疫情等原因导致工期迟滞，作为甲方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为了避免财政资金被收回，情急之下在没有验收的情况下，也没签补充协议，直接将尾款打入乙方账户。

换言之，各地政府现在都缺钱，说句不好听的，“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吐啊！”更何况，有些项目可能已经把钱花出去一部分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三、个别地方政府欠缺的是科学决策的能力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一个平战结合的疫情防控中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首先从专业角度来说，谁也无法保证，未来不再出现重大疫情，建一个疫情防控中心，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其次正如前文所言，该地财政基础薄弱，能籍此机会夯实一下当地医卫投入的地基，可谓一项民心工程。

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上级政府也不会勒令下级地方政府退回某些专项资金，除非是发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通常的做法是，下级地方政府修改一下项目规划，再逐级申报，得到批准后该专项资金使用用途可以略作调整——当然调整幅度不能太大，你申请的防疫资金调整为拆迁安置费肯定不行。

当然，这项工作也不好做，甚至有时候会卡住。一个项目的立项，往往要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如政府常务会议、部务会议、专家研讨会等等；同样的，进行项目调整时，往往也要走一遍相应的流程，甚至更复杂，因为有时候要否定一些已达成一致的意见。

但不好做不代表不能做，实际上，在抗疫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上上下下也有心理预期，因此申请一些项目调整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亦会涉及到各种行政成本的问题——而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要对原有规划进行细微调整修改，同时做好与群众的沟通以及舆情的回应。换句话说，这本来是有可能做成一件好事的。

关键问题是，在某些决策者眼中，这些行政成本值不值得付出？

有位朋友就痛批，说某些地方的领导，揣着明白装糊涂，既不对上级部门做工作争取项目调整变更，也不对群众做沟通解释工作，就赌群众“眼瞎”看不见，万一赌赢了，什么行政成本都不用花了不是？这种心态，简直和酒后驾驶一样心存侥幸，只要不被抓，就能省下代驾费。

说到底，还是个别基层政府缺乏科学决策的能力，遇到变故，既不能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也欠缺对群众知情权的必要尊重，更不要提与群众沟通的能力了。

由此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在很多地方确实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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