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翻遍《聊斋志异》，蒲松龄是在写自己啊

【文/ 陈文新】

《聊斋志异》是一部以抒情为宗旨的作品，因而小说家的自我形象就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但蒲松龄在创作中所确认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在重心和特色上是否完全一致呢?不一定。现实的自我是人格的现实形式，艺术的或“自我确认”的自我，则是在一定现实条件下所理想的人格存在方式。有时，在作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印象和经验，在作家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形式对照，某些在日常生活中强烈体验过的情绪、感受，在作品中的位置可能并不重要。

这类情形，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也是存在的。呈露在小说中的作家自我人格，倜傥、超逸，痴拙，……种种神采，种种奇气，虽然不能说与日常生活中的蒲松龄大相径庭（日常生活中的蒲松龄本来也具有这些特征），但却显示得更为充分，更为引人注目。这表现了作家对于日常现实的超越，他所塑造的艺术个性，是文化(包括文学)传统与主体憧憬相结合的产物，必须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人生背景下才能看得分明，看得真切。

“狂生”形象在《聊斋志异》中自成系列，蒲松龄为之倾注了大量热情与才情。本文就此切入。

一、“英雄性不羁”

《论语·子路》说过：“狂者进取。”所以，“狂”首先指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高自期许，目无尘俗，仿佛要从精神上升腾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蒲松龄的人生态度便是如此。《聊斋诗集〉卷—《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重门洞豁胸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自比于郭子仪，可见那种摆脱日常拘束的书生意气和向往于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这种抱负，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带有极强的少年人不知世事艰难的青春色彩；当这种抱负经由情感的渲染和想象的发挥而渗透到作品中时，则具体展现为“豪放”、“磊落”、“倜傥不羁”等个性、风度，也就是《聊斋诗集》续录《久废吟咏，忽得树老家报，忙惊不成寐……》所云“英雄性不羁”。

《聊斋志异》描写了大量“性不羁”的“狂生”。在恐怖的狐鬼世界里，在令人“口噤闭而不言”的阴森气氛中，他们反倒兴会淋漓，情绪热烈。卷一《狐嫁女》中的殷天官、《青凤》中的耿去病，卷二《陆判》中的朱尔旦，卷四《捉鬼射狐》中的李著明、《胡四相公》中的“莱芜张虚一”，卷五《章阿端》中的“卫辉戚生”等，都是这类豪放自纵、超尘拔俗的“狂生。”荒亭空宅，杂草蓊郁，鬼鸣狐啸，怪异迭现——这些“狂生”却能无所芥蒂地进入其中，他们欣赏着其中的怪异，以其面对怪异时的坦荡风度征服了狐鬼，结果，情节的进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狐鬼世界的恐怖阴森往往只是“鄙琐者自怪之耳”，实际上倒是富于诗意的。《陆判》中陆判与朱尔旦的超出于形迹之外的友谊，《小谢》中的陶望三与小谢、秋容的患难与共的爱情……不是亲切得很吗？这正如《狐嫁女》后但明伦评语所云：“妖固由人兴也。……今狐之言曰：‘相公倜傥，或不叱怪。’可知狐本不为怪，特鄙琐者自怪之耳。以倜傥之人，狐且尊尊敬之，况能养浩然之气者哉!“确实，蒲松龄托出了他的一片情愫：对于“不羁”的“狂生”来说，没有什么是真正可怕的；恰恰是在“鄙琐者”所不敢涉足的生活领域内，他们可以大有作为。这里，“狂生”的勇于进取的豪情与“英雄”的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无疑是相通的。

清代聊斋全图绘本

在《聊斋志异》中，“狂生”的“不羁”风度往往和酒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一、“狂”作为一种富于激情、潇洒的状态，因而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代郦食其谒见刘邦时自称“高阳酒徒”，就意在表明自己气度不凡。二、”狂”总是与豪放自纵等浪漫情调密切相关，具有这种个性的人，一旦在社会生活中碰壁，便情不自禁地在艺术的天地里追求自由、放达的境界，即使处于顺境，也不妨壮思腾飞，欲揽明月，借酒力超越凡近。蒲松龄是深知个中因缘的，所以对酒充满了亲切之感。他在诗中一再写到饮酒的豪兴，把这作为生命力的一种爆发，郁闷和失意，全部消解于其中；而憧憬和展望，也在放歌纵饮的节拍中得以自然流露。如《聊斋诗集》卷—《希梅斋小饮》：“樽酒狂歌树影横，壮怀喜遇故人倾。”《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之二：“临风倚剑开尊酒，及尔论交天地间。”等等以及卷二《伤刘孔集》：“相将共杯酌，豪饮能十壶。”《遣怀》:“雅士长贫诗作累，豪襟欲纵酒为徒”,《聊斋诗集》续录《九日与定甫兄弟饮西园，和壁间韵，即呈如水》:“倒冠歌舞狂生醉，戏马台前独振衣。”“滥醉离亭平野暮，月明空翠上罗衣。”

蒲松龄这种陶醉于酒中的情怀，评点家但明伦也体会到了。《聊斋志异》卷一《考城隍》“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二句，但评云：“至有花有酒二语，亦自写其胸襟耳。”在蒲松龄笔下，那些他所欣赏的“狂生”，无不有着极高的酒兴。《聊斋志异》卷一《娇娜》:孔生与公子下帷攻读，“相约五日一饮”。《狐嫁女》：殷天官贸然闯入狐的天地，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即是饮酒。《青凤》对“狂放不羁”的耿去病的处理亦然。卷二《陆判》：“性豪放”的朱尔旦与陆判每聚必饮。卷七《郭秀才》由饮酒而引出一片飘逸不凡的意趣。卷十《神女》写米生因孟浪举动，竟得与神女缔结良缘，从这种情节安排也可感到蒲松龄的激赏之情。

在此我们有必要排除可能产生的误会。蒲松龄欣赏饮酒，是欣赏那种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不羁”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化的生活境界有其内在联系的饮酒，而不能将所有的饮酒都纳人被欣赏的范围。《聊斋文集》卷一《酒人赋》就尽情嘲讽过“嘈杂不韵，俚词并进；坐起喧哗，呶呶成阵”和“酒嗝咽喉，间不盈寸；呐呐呢呢，犹讥主吝”等“无品”的“酒凶”，认为对这些“不可拯救”之辈，“惟有一术，可以解酩。厥术维何？祇须一梃，絷其手足，与斩豕等，止困其臀，勿伤其顶，捶至百余，豁然顿醒。”这一段议论，蒲松龄又曾照录进《聊斋志异》卷六《八大王》中，可见他对酒癫，对伧夫俗流的无赖，是何等深恶痛绝了。《聊斋志异》卷四《酒狂》正是对这类“酒凶”的刻画和劝诫。

二、“此种性情，俗子不晓”

《聊斋志异》中的“狂生”,大都目无礼法。可以先看看《青凤》中的耿去病。青凤一家正“酒满案，团坐笑语”,耿突然闯人，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来!”致使“群惊奔匿”。青凤叔父请他饮酒，他又自许通家，邀青凤全家都来共席。见到青凤，发现“人间无其丽”,竟“瞻顾女郎，停睇不转”,甚至偷偷踩青凤的脚，最后“神态飞扬，不能自主”,拍着桌道：“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根本不知礼法为何物。其他如《辛十四娘》中的“广平冯生”、《鲁公女》中的张于旦、《章阿端》中的戚生、《小谢》中的陶望三等，也都是这类“狂生”。

有人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解释，认为“此书是神话小说，其中大半是鬼神妖异之谈，不食人间烟火，也就不受封建礼教之类的束缚，所以比较自由”。聂绀弩否定这种意见，他说：“我意不然。不错，这书是有许多鬼神或草木鸟兽虫鱼的精灵，但这些只是形式，是现象。它的内容、实质，却都是人，是人的生活，是把鬼神鸟兽虫鱼之类变成人，写它们的人的生活，而不是相反，使人变成鸟兽虫鱼之类而写它们的生活。”绀弩先生的反驳有其道理，但在蒲松龄那里，狐鬼精灵比人少一些束缚却是的的确确的情形《鲁公女》中就明明写着：“生有拘束，死无禁忌”。由鬼的“无禁忌”也可推知狐的“无禁忌”。

不过，“无禁忌”之说也并不足以解释“狂生”们何以这般目无礼法。因为，一，大多数“狂生”恰恰并不是“鬼神或草木鸟兽虫鱼”所幻化，而是实实在在的人；二，这些狐鬼毕竟表现着人所具有的社会性，“无禁忌”是有限度的。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文化的浪漫传统已经赋予了“狂生”以普通人所没有的某种行为权利。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的豪迈榜样。狂生陶望三，“好狎妓，酒阑则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内不拒；而实终夜无所染。尝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坚拒不乱。这正是阮籍式的烂漫天真。而这类风流韵事，只有少数优秀文人才能做到，即评点家冯镇峦所谓：“此种性情，俗子不晓”。

其二是从唐传奇开始的描写才子佳人遇合的浪漫传统。在这类故事中，“狂生”可以“无禁忌”地谈恋爱：《西厢记》里，张生见了崔莺莺，不妨目不转睛地盯着，婚前的私下结合也并非大不了的事。柳梦梅与杜丽娘从恋爱到结合的过程也实在不够庄重。这样的行为在旧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大见到的。但读者对文学作品中的才子佳人却又不提出过苛的指责(极端的道学先生例外),他们已习惯这种浪漫描写，已和作者取得相应的默契。因此，蒲松龄写“狂生”的放诞，是对浪漫传统的认可——而认可本身是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这种认可又不能视为蒲松龄对现实生活的标准。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蒲氏在某些作品中，却又十分强调礼法，如《金生色》、《金姑夫》、《土偶》等。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不存在矛盾；因为《金生色》等是为普通人说法，他们没有资格象“狂生”那般“浪漫”。

其三，“狂生”所追求的狐女等形象实际上可视为生活中的名妓，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曾说：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妹，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妇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闭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浪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逐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

狐女既为名妓，“狂生”即是名士。名士与名妓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浪漫故事是所谓“名士风浪”,“是与礼义各不相扰的，并行不悖的，甚至是互相补充的”。

清代聊斋全图绘本

蒲松龄在想象中以风流名士自居，这大概没有疑问了。

三、“狂歌击剑声鸣鸣”

悲凉的情怀而出之以慷慨的方式，这是“狂”的一种异常形态，即“佯狂”。在蒲松龄那里，“佯狂”主要是怀才不遇的产物。

怀才不遇本是生活和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科举制尤其是八股取士的制度产生以后，怀有真才而所如不偶者更多。蒲松龄就是这行列中的一员。他早年便热中举业，也曾有过一度的辉煌记录：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试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不过自中秀才后，乡试屡被黜落，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坎坷的人生境遇，使蒲松龄心中郁结着愤懑与感伤，时常通过诗词创作倾吐出来。如《聊斋诗集》卷一《寄孙树百》:“歧途惆怅将焉往?痛哭遥追阮嗣宗”。《夜微雨旋晴，河汉如昼，慨然有作》:“夜搔短发哭歧途，狂歌击剑声呜鸣。”卷二《拙诗蒙毕振叔见和，依韵答之》:“瑟瑟秋窗动晚风，玉壶击缺剑光红。飘零踪迹寒山外，落拓襟怀暮雨中。”他的词写得更为辛酸，如《聊斋词集·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如《司文郎》、《素秋》、《锦瑟》等，表达这种遭逢不偶的悲愤，亦满含辛酸。

但是，当作者以超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怀才不遇的经历时，我们感到，蒲松龄的充分艺术化的“狂生”气质使他不再“哭丧着一副可怜相”,而能潇洒豪宕地面地对考官和考场，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

《贾奉雉》对帘内考官的讽刺有机锋侧出之妙。”贾奉雉，平凉人，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原因何在呢?郎秀才告诉他，是由于他的文章太好，而“帘内诸官”却根本辨不出；真想“猎取功名”,就得“俯而就之”。在郎秀才反复督促下，“贾戏于落卷中，集其蓊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郎一见，便喜曰：“得之矣。”贾用此等“文”应试，“竟中经魁。”这里有调侃，有鄙薄，笔锋犀利却能不失蕴藉。贾奉雉所具备的正是一种凌越世俗的豪迈的“狂生”气质。

《冷生》中“佯狂诗酒”的冷生，其“狂”的色彩或许更为鲜明。蒲松龄说他有“狂易病”:“每得题为文，则闭门枯坐，少时，哗然大笑。窥之，则手不停草，而一艺成矣。脱稿又文思精妙。”这样一位沉浸于创作快感中的“狂生”,他眼里怎么放得进琐细的考试规则呢?于是下面几幕就是必然的了：

每逢场作笑，响彻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噪。幸学使退休，不闻。后值某学使规矩严肃，终日危坐堂上，忽闻笑声，怒执之，将以加责。执事官白其颠。学使怒稍息，释之而黜其名。从此佯狂诗酒。著有《颠草》四卷，超拔可诵。

蒲松龄与冷生有相互对应之处：实际生活中的蒲松龄虽然未曾逢场大笑，但他曾“越幅被黜”不也明明是因文思澎湃而疏忽了考试的格式?此后一意从事著述，抒其孤愤，不正是“佯狂诗酒”?但冷生的不计得失的浩然之气则是蒲松龄所远不及因而非常向往的。冷生是作家艺术个性的投射。

四、“湖海气豪常忤世”

钱钟书《管锥编》将“狂”分为两类：一为避世之狂，“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诽笑，求免疑猜”;一为忤世之狂，“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对避世之狂，一般人都抱有同情，而对忤世之狂，则不免认为涵养不够，有失忠厚。但蒲松龄却毫无保留地肯定忤世之狂。《聊斋诗集》卷一《漫兴》:“湖海气豪常忤世。”《聊斋诗集》续录《雪夜》:“共知畴者为人浅，自笑颠狂与世违。”最能显示这一点的是《聊斋文集》卷四《灌仲孺论》。使酒骂座的灌夫一向被视为粗莽无术之辈，蒲松龄却热情洋溢地赞许他：“真圣贤也!真佛菩萨也!”“粗莽骂座，识者短其无术。不知此正仲孺之所以为真圣贤、佛菩萨，而世不之识也。夫田蚡以贵戚而为丞相，权争日月，……夫谁有敢侮之焉者?而独仲孺者，有诸内必形诸外，……”正是怀着这样一腔慷慨激昂的忤世豪气，蒲松龄继承唐人传奇写侠的传统，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批以武犯禁、刚烈顽强的性格，如商三官(《商三官》)、田七郎(《田七郎》)、窦氏(《窦氏》)、向果(《向果》)等，给读者印象极深。

值得注意的是，当蒲松龄以李白那种“谑浪赤墀青琐贤”的“狂生”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邪恶时，《聊斋志异》注重表现的则是笑傲权贵的豪迈气概，而不再是悲剧色彩极强的血与火的抗争。这类代表作品有《聂政》、《潞令》、《狂生》、《颠道人》、《一员官》、《鸮鸟》等。就作品的描写而言，邪恶势力一般很少受到实际的惩罚，即使略示儆戒，也似乎并不严厉，从未达到《窦氏》、《向果》的程度；但那种信笔挥洒的自由抒写，那种应付裕如的倜傥风度，却分明让读者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高扬和奋发，感到一阵宁静的喜悦和对邪恶势力的富于幽默意味的蔑视。

请看《鸮鸟》。作品写“长山杨令，性奇贪”,借口国家打仗，搜掠牲口，“地方头畜一空”。邻近的三位县令，在酒席上以令语劝他不要太贪酷，杨也以令语敷衍三人，正相持不下之际：

忽一少年傲然而入，袍服华整，举手作礼。共挽坐，酌以大斗。少年笑曰：“酒且勿饮。闻诸公雅令，愿献刍菟。”众请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黄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众大笑。杨恚骂曰：“何处狂生敢尔!”命隶执之。少年跃登几上，化为鸮，冲帘飞出，集庭树间，回顾室中，作笑声。主人击之，且飞且笑而去。

如果说，在《商三官》等作品中，蒲松龄带有明显的紧张感(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蒲松龄惩恶扬善的愿望正执着于对邪恶的实际的惩罚上，而达到实际惩罚的历程却是极其艰难的——邪恶力量太强大了，为了合情合理地惩罚强大的邪恶势力，蒲松龄不能不感到紧张),他集中注意力，交代矛盾的起因、进展、结局，煞费苦心地经营箭拔弩张的冲突，力求从故事中提炼出一个道德训诫或真、善、美的风范。在《鸮鸟》中，蒲松龄则是轻松自在的。他不再执着于实际的惩罚，而只是驾着一片情感的流云，在精神上、气度上居高临下地俯视邪恶，中国知识分子从深厚的文化素养中得来的书卷气在这种境界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潇洒自然，意趣横生，从中不仅可体味出作家的悠然神情和坦荡从容的处世态度，还可明显感到邪恶势力的委琐、卑鄙、不值一击，正义的力量得到了轻松的然而却是神圣的显示。你看：蒲松龄对于“长山杨令”,讽刺他，嘲弄他，仅仅限于略示警告，引起在场的人“大笑”。小说中一连用了数个“笑”字：“少年笑曰”、“众大笑”、“作笑声”、“且飞且笑而去”。好一个“笑”!这不是寻常之笑，它是“狂生”面对权势者的“笑”,是伴随着“傲然”神情的“笑”,是饱含蔑视的“笑”。气度旺盛，优游闲暇，读来难道不觉惬意吗?《颠道人》所着力表现的也是这种对权贵的“意近玩弄”的戏谑举动和“笑而却走”的满不在乎的神态。

“湖海气豪常忤世”,蒲松龄含笑面对权贵的精神上的优越感，其狂傲色彩构成了作家忤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商三官》叙三官之父“以醉谑忤邑豪”,以致被邑豪害死，大约不是信笔写下的。这样看来，过去我们对《鸮鸟》、《颠道人》一类作品给予的注意是太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