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不可避免，美国面临两大选择

【文/马凯硕】

美国应该建立将中国纳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战略，而不是徒劳无功地限制和阻碍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大约15年内，中国的经济体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华盛顿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和福祉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前后，美国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中国”。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的概要中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正在寻求“塑造一个符合其独裁模式的世界，从而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指手画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则说过：“我们正在试图将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是对整个政府的威胁，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我认为美国社会需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观念非常普遍，以至2018年1月特朗普引发对华贸易摩擦时，甚至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等温和派人士的支持。

两个主要趋势驱动着这些担忧。一是经济方面，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要求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实施非关税壁垒阻碍市场开放，破坏了美国经济；二是政治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并未带来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所期望的自由民主改革，而且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变得强势。

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了解这些便不难理解为何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由于中国无意于动用武力威胁或侵略美国，没有试图干涉美国国内政治，也没有谋求蓄意破坏美国经济，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即使中国威胁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美国仍然可以找到方法，与将在10多年后成为头号经济大国，也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大国的中国和平共处，并使这种方法在限制中国利益的同时促进美国的利益。

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看法。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决策者一直坚信，中国共产党步苏联共产党的后尘走向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两党的政治家和决策者都或含蓄或坦率地接受了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论断，即历史只有一个方向可走。

2000年3月，克林顿在解释他为什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强调，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并得出结论：“如果你相信中国人民的未来会更加开放和自由，那么你就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的继任者小布什也持同样的看法。小布什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写道：“中国迟早会发现，社会和政治自由是铸造伟大国家的唯一源动力。”

值得深思的是，美国决策者坚信他们可以自信满满地为中国开出“政治处方”。当然，没有哪个帝国像美国那样积累了如此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虽然自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至今还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国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认识到，当中央政府软弱分裂时，百姓的境遇最差，例如1842年鸦片战争后近一个世纪，中国都在遭受外敌入侵、内战、饥荒和其他许多灾难的蹂躏。然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使8亿人摆脱了贫困，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为中国政府旗下的一家报纸《中国日报》海外版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言：“可以说，40年的奇迹式增长为更多人创造了更大福祉，这比过去5000多年的变化都要大。”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中国人也注意到，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导致了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和居民收入急剧下降。

在美国人看来，美中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是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竞争：美国是民主政体，人民可以自由地选择政府，享有言论和宗教自由；中国是专制政体，人民没有这种自由。然而，在立场中立的观察家看来，这不过是在美国的金钱政治与中国的精英政治之间做一种选择：在美国，主要公共政策决定最终偏向于富人而非普罗大众；在中国，由党内精英根据能力与表现选出的官员制定重大公共政策，这带来了显著的扶贫成果。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30年里，美国工人的收入中位数并未提高：1979—2013年，每小时工资的中位数平均增长率仅为6%，每年的增长率不足0.2%。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已经完美到无需任何改变。新疆问题仍然受到广泛关切。如今，中国国内也有许多呼吁改革的声音，例如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许纪霖。在《反思中国的崛起：自由主义批判（Rethinking China’s Rise: A Liberal Critique）一书中，王大为将许教授过去10年间撰写的8篇文章翻译成出色的英文。许教授对中国学者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尤其是批评他们过分关注民族国家，坚持中国与西方政治模式在文化和历史上有本质差别。他认为，这种对特殊性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天下”模式中，对外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开放的体系。他批评中国学术界同行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西方人创造的任何东西”全盘否定，相反，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是开放的。然而，即使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要求中国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反，他认为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创建一种“新天下”模式：在内部秩序方面，“汉族和各少数民族 在法律与身份上相互平等，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在国际外部秩序上，“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国不分大国、小国，相互承认与尊重独立的主权，平等对待，和平共处”。

中国的政治制度理应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比以前更加开放。比如，1980年，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所有中国普通居民都不能以个人游客身份出国旅游。但2018年，大约有1.34亿人出国旅游，而且这1.34亿人也自由地选择了从度假地回到中国。同样，数百万年轻的中国精英学子赴美留学，得以享受美国大学里的学术自由。而在2017年，有80%的中国留学生仍旧选择了回国。尽管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那么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要对共产党员实施更严格的政治纪律？中国此前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也出现了腐败。习近平主席认为，这些趋势将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他认为除了再次加强党中央领导，别无其他可行的选择。尽管如此（或者因为他这么做了），习近平主席仍然深受欢迎。

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力感到担忧，认为这是发生武装冲突的前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中国避免了无谓的战争。美国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两个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温和无害。中国则不同，中国与印度、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一些强大的民族主义邻国之间关系紧张。需要注意的是，自1988年中越两国之间发生短暂的海上冲突之后，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英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30年来从未与他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反观美国，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军方也在一年内向7个国家投下了2.6万枚炸弹。显然，中国人更懂得战略克制的艺术。

当然，有时中国似乎徘徊在战争的边缘。理查德·麦格雷戈的著作《亚洲审判日》（Asia’s Reckoning）集中讲述了二战后美、中、日三国间的战略关系，生动地记录了2012年以来中日之间的紧张时刻。201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声称将有争议的钓鱼岛“国有化”，此后中日两国的军舰一度在海上危险对峙。然而，尽管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预测中日两国可能将于2014年发生军事冲突，但实际上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南海海域很有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全球每年1/5的海运都要经过这一地区，中国人在部分岛礁和浅滩上修建军事设施，以扩大对争议海域的主权范围。然而，与西方分析人士的结论相反，虽然在政治方面中国对待南海地区的态度无疑更加强硬，但在军事上并没有变得更加激进。像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些较小的海域竞争对手控制着南海海域的一些岛屿，中国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赶走，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看那些有关“中国侵略”的陈词滥调时，不要忘了这一点：美国已经错过了缓和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良机。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曾对我提到，2015年9月25日，在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曾就南海问题向美方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认可东盟十国提出的一些声明，不仅如此，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部分礁石和浅滩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作业，但并不打算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搞军事化”。然而，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合理建议无动于衷，甚至还加强了在南海的巡逻力度。作为回应，中国加快了在这些岛礁上建设防御工事的步伐。

正如在军事外交上需要谨慎一样，中美在处理两国间的经济关系时同样需要谨慎。特朗普和他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坚持认为，是与其他国家进行的不公平贸易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流经济学家同意这种论调。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是由国内消费总量超出其国内产能导致的，因此，对低廉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不能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只能导致美国普通百姓难以负担许多生活必需品。

尽管如此，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还是为他赢得了美国主流的广泛支持。对此，中国其实也难辞其咎。长期以来，美国主流人物一直在抱怨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不符合公平贸易原则，但中国一直忽略了美方发出的日益强烈的误解和怨言。正如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在《红旗》（Red Flag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强烈反对中国运用不公平政策来惩罚外国企业以利好本国公司。他建议美国通过诸如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方式，敦促中国在非政治敏感的商业领域和服务领域放宽市场准入。

马格努斯建议中美两国通过现有的一些机制进行对话，这远比特朗普的贸易战更加明智。如果特朗普只是抨击和谴责中国那些不符合贸易公平原则的经济政策，那么他将得到全世界的支持,而世界贸易组织也为此提供了许多途径。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不禁让中国和其他国家怀疑，其真实目的不仅是要消灭不公平的贸易，而且是要阻挠或破坏中国靠自身实力成为技术强国的长期计划。正如马丁·费尔德斯坦所言，美国当然有权利实施防止他国偷窃技术的政策，但是，美国不应以此为由，试图破坏中国的长期国家工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阻挠中国发展自己的电动汽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以跻身世界制造强国之列。

201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费尔德斯坦和马格努斯都认为，要维持自身在航空航天和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中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应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研发的投资，而不是诉诸关税措施。简言之，美国需要制定自己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相竞争。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经济和民生的未来发展均更有远见。《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高铁建设等，都展示了中国正在努力成为全球先进的新兴制造业的有力竞争者。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未来绝不能再以制造不平等和牺牲环境等社会代价来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2017 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格努斯以此预测，中国政府未来的执政重点将转移到 “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强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等方面。马格努斯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严峻挑战，但中国领导人至少已经开始想办法应对。美国也是时候这样做了。

然而，为了制定长期战略，美国需要解决其经济假设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大多数老练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让政府来主导产业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因而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如果这一理念是正确的，那么特朗普的主要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就不应反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一计划由中国政府主导，旨在提升技术能力。莱特希泽应该坐视不管，任由中国的工业计划失败，就像苏联的经济计划一样。

然而，如果莱特希泽相信《中国制造2025》这一计划能够成功，那他就应该考虑到，美国应重新审视其意识形态假设，并像中国一样制定一个长期的综合经济战略，以便与中国抗衡。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德国也有这样一个战略，叫作“工业4.0”。在德国的战略中，政府的参与程度显然没有中国高，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所描述的那样，在中国版的产业政策中，国家扮演“重要角色……提供整体框架，利用金融和财政工具，支持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什么美国不能制订一个与之匹敌的计划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制定这样一个长期经济战略时，美国的最佳合作伙伴很可能就是中国。中国渴望动用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美国进行更多投资。颇具影响力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亚当·波森已经指出，特朗普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 易摩擦导致 2018年美国的外国投资净流入几乎跌至谷底。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加强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区域经济合作，美国应该考虑加入这一倡议。目前加入该倡议的国家将欢迎美国加入，因为这将 有助于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简言之，有很多经济机会美国可以善加利用。正如波音和通用电气两家美国大企业从中国航空市场的爆炸式增长中获益一样，卡特彼勒和柏克德工程等公司也可以从“一带一路”地区的大规模建设中获益。不幸的是，美国意识形态上对国家主导经济政策的厌恶，将阻碍中美互利的长期经济合作和美国制定所需的产业战略。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面临着两个严峻的选择。第一，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其目前对中国的矛盾政策，一方面寻求加强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却切实地破坏双边关系？在经济方面，美国向来把中国当作经济伙伴，除了特朗普近年发动的贸易战；而在政治政策尤其是军事政策方面，美国大多数时候都将中国视为对手。第二，美国能否与中国并驾齐驱，制定出一个同样有效的长期战略来应对后者的崛起？简明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如果中国将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重点，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重点，那么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美国能否像中国一样在战略上严于律己，放弃对伊斯兰世界无谓的战争和对俄罗斯不必要的污蔑。

当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是合理的。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是否合理呢？如果美国固执己见，那么这不是给了中国战略借口吗？中国从苏联的解体中吸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必须先发展经济，再发展军事。因此，美国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军事开支上，实际上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如果美国最终改变对中国的战略思维，它就会发现，制定出一个既能遏制中国又能促进美国利益的战略是有可能的。2003年，克林顿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为这样的战略提供了思路。他的主要意思是，应对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多边规则和伙伴关系，对其进行遏制。例如，尽管中国对南海海域的珊瑚礁 和浅滩提出了主权要求，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得中国无法主张南海为其内海。中国也有义务执行世界贸易组织对其不利的裁决。国际规则确实可以发挥作用。幸运的是，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仍然赞成加强美国创建的全球多边架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派遣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超过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和。因此，中美在多边场合有合作的机会。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决策者必须接受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中国（和印度）的回归势不可挡。为什么？因为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过去200年来，西方对全球商业的主导是一种反常现象。正如普华永道预测的那样，中国和印度将在 2050年或更早的时候恢复第一和第二的地位。

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明白，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小小地球村里，面临着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许多新挑战。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印度本可以紧随其后，但两国都没有这么做。尽管两国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它们都决定做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或许，这可能是弄清楚中国是否会威胁到美国和世界的最佳途径。如果中国愿意接受多种全球规则和伙伴关系的约束，那么它很可能会保持一种不同的政体且这种政体并不会构成威胁。这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派应该考虑并为之努力的另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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