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博：在欧洲某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组内会议都能用阿拉伯语开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闻博】

本月初，随着一名17岁北非裔男孩在法国郊区因躲避警察临检而被警察射杀，法国从南到北，从巴黎到马赛，多个城市出现打砸抢烧事件。据法国内政部长介绍，骚乱期间，每天发生在街头的纵火事件接近4000起，法国政府被迫出动4.5万名警察上街。

难民在法国纵火，火花一度“溅”到周边国家。而在离法国不远的荷兰，政府甚至因难民政策难达一致而集体请辞。

难民问题，正让欧洲饱尝苦果。

“到欧洲去”

如今欧洲GDP排名前几的国家，即英法德意西等国，无一不曾于近代在全球大搞殖民扩张。它们占据了今日非洲的大部分领土，在疯狂掠夺各类物资的同时，也致力于传播母国的语言和文化，试图培养代理人、向当地人灌输自己的文明种族优越论。

虽然殖民体系以殖民者们未曾料想的速度瓦解了，但是文化输出的效果绝对比枪炮所能维系的东西长久得多。数百年来它们的确培养出了不少利益代理人，无形中也让这些前殖民地的百姓们普遍接受了英语/法语的系统教育，为后者移居欧洲至少降低了事实上的门槛。而这些前殖民地的民众，虽然他们的收入不见得能买得起多少前宗主国的高附加值产品，但勉强可以凑出偷渡的钱，如果谈起未来想去的地方，自然是文化上最熟悉的那些欧洲“母国”。

可以说历史上的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软实力输出，无意中也给欧洲带来了今日让自己无比困扰的移民群体——毕竟世界上很多事物都是“双刃剑”，培养拉拢“高级”代理人和社会精英的制度，最后也一定会带来大量“低端”打工人。

其实一开始欧洲是欢迎这些移民的。

1961年，当时的西德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劳动力短缺，因此和土耳其政府签署了招工协议，数十万土耳其劳工拖家带口移民德国。如今，这些土裔德国人已经有了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口超过300万。

同一时期，德国的邻居比利时有样学样，也和普遍说法语的摩洛哥签订了类似协议，引入大量摩洛哥移民从事危险的采矿工作。而如今，这些在首都布鲁塞尔已占13%的人口至少有一方的亲属来自摩洛哥。

当然类似的情况不止德国和比利时，从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前，西欧各国一共接纳了近1000万的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

北非和中东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路线（图/Business Insider）

但是60年过去，他们真的融入了当地社会，或者说为当地社会所接纳了么？

这故事得两说。

比如笔者曾就职的某家欧洲大型金融机构里，北非法语区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占据不小的比例，我们常开玩笑“有些组内的会议都能用阿拉伯语开了”。当然，他们这些人的阿拉伯语有些说得也不咋样，类似于美籍华人的汉语水平。但是他们不论出生在北非还是欧洲当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一定都是全法语或者英语教授的，因此在工作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在北非国家能够完成欧洲国家认可的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语言能力有限，只能渡海而来，成为底层打工人和露宿街头者，甚至沦为有组织犯罪的参与者。而这种情况又会反过来加深欧洲土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和敌意，再加上迥异的宗教背景和文化习俗，经济矛盾很快变异为文化宗教矛盾——经济拮据的难民群体是极端思想的最好温床。

以笔者比较熟悉的比利时为例。2015年11月13日与14日凌晨，数名袭击者在巴黎市中心多处地点展开恐袭，杀死逾130人，368人受伤，主要袭击者阿卜杜勒·阿巴乌德来自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离笔者办公室两条街。而袭击嫌犯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在当地被大量年轻穆斯林视为英雄，其于2016年3月18日被比利时警方拘捕，事后有大批穆斯林在拘捕现场外集结、发起骚乱以示抗议。

三天后的2016年3月22日，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巴克拉伊（el-Bakraoui）兄弟俩和拉奇拉乌伊三人在机场大厅引爆重达数十公斤的过氧化丙酮炸弹，当场炸死11人。笔者前一天在此乘坐航班出差，侥幸擦肩而过。

而去年世界杯小组赛，比利时0-2负于摩洛哥队，当晚布鲁塞尔街头人头攒动，大量摩洛哥球迷在街头庆祝自己的球队获胜，一些极端球迷甚至砸车纵火，同样引发一系列骚乱。

一夜过后满目疮痍的布鲁塞尔街头，中间是被砸毁的超速行驶记录仪（图/比利时媒体）

当然，对这些问题进行单一的种族解释，也未免过于简化问题。比利时前国脚费莱尼、沙兹利就是摩洛哥裔，而那届世界杯摩洛哥刚刚从比利时归化了两名摩洛哥球员，一个是亨克的18岁中场哈努斯，一个是伯恩利21岁边锋扎鲁里。除了球队之外，摩洛哥裔比利时人也在当地社会中扮演了不少重要角色，在政商两界也都很活跃。只是，这些少数个案掩盖不了中低阶层里不可忽视的种族问题。

以上还都是存量问题，当下，存量尚未解决，增量还在源源不断上涨。

近年来不断动荡的地区局势，比如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也门、马里以及最近一年来逃出几百万人的乌克兰都进一步推高了向欧洲迁徙的难民浪潮。

据统计，目前仅在欧盟就有200多万难民寻求庇护，其中许多人为了逃避动乱地区，也有不少人是因为气候变化不得不踏上了艰辛的旅程。他们通常无法获得正常的资金支持，在等待难民身份决定期间，在参与经济活动方面，面临严重的法律和现实障碍。而日益严峻的限制难民立法，可能会使绝望的难民遭遇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剥削。

简单说来：想要工作？别想得太美；要福利？没那么容易。

比如在英国，在获得难民身份之前移民被禁止打工。如果他们在12个月内没有收到庇护申请的初步裁定，他们只能申请内政部指定的英国紧缺工作，如护士、社工和工程师。尽管内政部称庇护申请通常会在6个月内处理完毕，但难民慈善机构在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是初步决定，平均等待时间也可能长达1至3年，有些人甚至要等上5年。

经济赤贫的难民可获得住宿，但不能选择居住地。他们有权每周领取45英镑的津贴，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一金额合计为每年2340英镑，而一般来说，在英国，慈善机构建议最低可接受的年生活标准为25500英镑——难民能获得的资助还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更糟糕的是，申请者通常要等很长时间才能领到这笔津贴，许多人要等上一年。而在这段时间内，某些极端组织就会披着宗教的外衣，向这些走投无路的难民提供食物和庇护所，进而潜移默化地改造这些人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新来的难民的待遇都那么糟糕。

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国家避难。欧盟为此出台了《临时保护令》，该法令赋予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住宿、医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使得他们完全不需要像其他地方的难民那般等候漫长的难民资格审查，更不用担心被遣返。此外，欧洲庇护局（EUAA）还于2022年3月7日任命了乌克兰应急委员会（UERB），协助执行《临时保护令》。从去年至今，欧盟为此调拨的资金也达到了170亿欧元。

显然，这种区别对待是有原因的。

种族因素尤为突出。比如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记者菲利普·科尔贝就在报道中“坦言”：“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叙利亚人逃离战争，我们谈论的是长相与我们相近的欧洲人为了保命驾车离开（乌克兰）。”

此外，欧盟国家尤其是那些位于东欧的国家，通常与乌克兰有着更近的心理距离和历史联系，因此这些国家民众对乌克兰难民持有更友善的态度。如波兰和立陶宛，在历史上就曾接纳过大量乌克兰人。

地缘政治因素自然也不可忽略。让乌克兰充当美国和北约的“代理人”，且战争仍处僵持阶段，不论是出于所谓的人道主义还是战争利益考量，当下自然要善待乌克兰难民。

解决难民危机为何这么难

虽然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不知道经历过几轮辩论与谈判，试图制定过多少政策甚至法律，但是某些核心问题在今天依旧制约着欧盟解决难民危机。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欧盟成员国政治态度的分歧。

对于开放还是限制，一些成员国如德国和北欧国家，普遍秉持更加开放和人道主义的态度。而包括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在内的一些东欧国家，则倾向于采取更具限制性的做法。

这些分歧背后的动机，因历史经验、文化因素和国内政治考虑而有所不同。

移民较少的国家或民粹主义政府可能会优先考虑限制性政策，以安抚国内选民。而有移民历史的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开放的态度，其中以德国为代表。德国在历史上负有排外原罪，因此政府在面对移民问题时估计也怕被人翻旧账。但是即使是在德国，不少民间对难民问题开始转向保守的态度，这使得德国国内政治也有越来越强的右转趋势。

另一个原因是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差异，导致面对难民问题的挑战与能力不对等。

一方面，难民群体的最终目标国一般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低地国家。然而地理上，这些国家并不靠近欧洲边界，反而多是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国家挡在移民冲击的第一线。

经济较不发达国家并没有太多动力去阻挡难民过境，毕竟难民的大多数是过境而已，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把难民“礼送出境”、“不让一人掉队”是最符合它们利益的办法。

发生非法移民过境的个案数量，显然首当其冲的不是英法德等经济强国（图/GIS）

然而较发达国家也不愿意过多接收这些难民，而欧盟境内又没有边界检查，于是皮球又被踢回那些面对难民潮首当其冲的国家，由它们负责拦截、就地安置并鉴别入境的难民，把符合庇护标准的人挑出来，其余人员遣返。当然这些工作都需要钱，作为回报，那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国家负责掏钱，资助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把难民问题留在边界之外。

但是，谁掏钱，始终是个问题；且光掏钱，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钱方面，仅2021年，当时新冠肆虐的高峰年，欧盟就建立了62亿欧元的边境管理特别基金用来拦截和安置非法入境的难民，同时又批准了100亿欧元的移民和避难专项基金用来加强各国甄别、接纳和消化难民的能力。

这笔钱最终还是要通过欧洲各国凑份子分担的，然而有些国家既不是难民的最终目的地国也不是难民冲击的第一线国家，例如匈牙利、捷克等等，它们既不想接纳难民，也不想承担其他欧洲国家接纳难民产生的费用。所以，尽管欧洲议会近几年来不断试图通过立法建立一套接纳难民和分摊费用的长期机制，但是每次都由于一些成员国的反对而不能达成意见。

事情在今年有了一些转机。本月早些时候，欧盟内政部长以法定多数票通过了对移民实行强制分配的决定，要求不愿接纳移民的国家为每名移民支付2万欧元的费用。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此形容为“分水岭时刻”。当然，匈牙利和波兰继续反对这一协议，争辩称欧盟的任何移民搬迁制度都应该是自愿的，而多数原则也牺牲了少数派的利益。

对于难民问题，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可能也忽略了代位思考。

站在难民的角度，一套完备的难民甄别、居留和资金分配机制，只会鼓舞那些有移民动机的难民前赴后继地奔向欧洲。而到那时，节节高攀的费用和很可能恶化的各国财政将会迫使更多国家和它们的选民选择更保守排外的政治路线，这也将反过来加剧欧洲境内种族、民族、宗教等层面的冲突。

如此一来，7月份在法国各地上演的暴乱，或将只是个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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