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民营经济迎来重磅政策支持，《意见》为民企解了哪些“渴”？
【文/ 谢玮 石青川 郭志强 伍素文】
民营经济迎来重磅政策支持。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围绕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方面提出31条政策措施。
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好、非常及时的文件。《意见》直击痛点难点，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得到针对性回应。《意见》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真正为民营企业营造好的发展环境，并且非常全面、系统，且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落实落地，是一切政策红利释放的关键。一系列政策信号给民营经济吃下“长效定心丸”，更迫切的问题在于抓好政策实施，出台切实管用的配套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优化发展环境。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围绕《意见》的落实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于近期推出相关配套政策举措，包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举措、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文件。
民营企业有哪些核心关切？企业经营者们有着什么样的困难和诉求？如何才能帮助企业闯关破壁？更好地提振民营经济的预期和信心，哪些政策举措可以期待？
日前，《中国经济周刊》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广东、浙江、江苏、重庆、湖南、江西等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调研了百余家企业，并与30余家企业深度对谈。
企业的“最大期盼”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经济保持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创业创新的关键主体。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有隐形门槛高、融资难、“一刀切”等问题阻碍着企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意见》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
中小企业隐形“门槛”待破局
针对此类问题，《意见》就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出4条具体措施，包括破除市场准入壁垒、落实公平竞争、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以及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
在广州一家专注研发听力防护等产品的公司负责人胡军看来，当前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在一些领域中小企业面临多种“门槛”，影响到了企业的积极性。
胡军向记者表示，一方面，中小企业规范化运营的成本一点也不比国企、大公司少，小微企业曾经的“弹性、灵活”优势越来越弱，但享受待遇方面却难以相提并论。“比如退税，国企、大型企业很容易获得退税，但对我们就是各种限制。”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往往会遇到各种资质要求门槛，“比如国内有些生意，明明用了我们的产品，但我们没有卖的资格，需要通过有资格的中间商去销售，被赚差价”。
胡军透露，公司在广州、佛山的工厂都是租用厂房，虽然一直很想投资拿地建立自己的产业园，“但我们民营企业就算有销售额，愿意出钱也没资格去做一些类似的投资”。
另有从事系统开发的民营企业负责人直言，该公司开发的系统在某些特定专业领域数一数二，过去多与国企用户合作。但现在不行了，欲向国有背景机构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常会要求找一个国企背景的企业出面洽谈合作、签订合同，否则免谈。而出面的国企什么实质技术工作都不用做，就可轻松获得收益的30%。
针对此类问题,《意见》明确提出，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备案、注册、年检、认定、认证、指定、要求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
飞盈供应链从江苏南通迁移至重庆，该公司总经理王娴多少感到有些“水土不服”。
她举例称，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重庆从事服饰外贸的人才较少，员工需要从零开始培养，或者从江浙沪等地招聘引进，如此一来人力成本不降反增，“迁入西部后人力成本增加了30%”。此外，物流不畅、产业链供应链等配套不完整也是困扰企业的问题，“我们需要的面料、辅料都要从浙江、广东等地长途运输过来，物流和时间成本都有增加。”
王娴直言，一直听说政府在出台纾困政策，但并没有享受到相关利好的经济政策，甚至没有获悉政策的渠道，“并不知道有哪些好政策，有哪些企业可以享受”。
另有企业向记者坦言：“国家出台对企业利好政策，等我们企业知道信息以后再去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政策已经过期作废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帮扶一家国企好过帮扶10家中小民营企业。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帮扶中小民营企业可能需要耗费精力，但真正需要解决就业、刺激消费，还是得靠中小民营企业。”胡军说。
融资老问题和新挑战待破解
《意见》要求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银行、保险、担保、券商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健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评级和评价体系，加强涉企信用信息归集，推广“信易贷”等服务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扩大覆盖面、提升增信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中小企业的老问题。
西部某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淼认为，民营企业在融资贷款时无论是息费还是额度都依然得不到满足，与国企比显得非常困难。他举例称，民营企业拿林权证很难融到资，即使能贷下来，1000万的资产只给100万额度，但国有平台公司用林权证贷款就很容易，“我们中小企业很难遇到银行给降费减息的政策”。
属于工贸一体的飞盈供应链管理资金需求比较频繁，王娴表示，工贸一体的外贸企业账期都要3～6个月才能回款，这期间就需要垫付原材料钱，工人工资需要按时支付，再加上民营企业融资门槛高、渠道少、需要抵押物，贴息补贴难以及时到位，长年都会出现流动资金困难。
王娴说，目前一直在关注融资政策，但感觉落地效果不好，企业融资门槛依然很高，“希望对我们这类实实在在做业务，解决大量就业岗位的企业进行金融支持，开通以订单、设备等抵押形式的融资渠道”。
肇庆的玩具厂商陈小小则希望，银行及各大金融机构能够保证企业不断贷，合同到期可以无条件免本续签，不用整天“找人过桥”付出额外的成本；政府可以集中有效调动工业厂房的分配；大力扶持制造业实体，给予各项特别优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融资难的问题不仅在中小企业常见，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同样遭遇融资难。
在软件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江西先锋软件集团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融资问题，其执行总裁汪志坚透露，先锋软件集团去年与井冈山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井冈山地区拿了1000亩的地，并计划总投入30亿元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这30亿中就有一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
汪志坚说，截至目前银行的息费依然很高，“我了解到现在很多国企的融资利息都降到了3%左右，而我们依然在5%以上。民营企业在这块压力很大。降息的政策，并没有落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的利息也能降到3%的话，每年的资金成本可以节约近亿元”。
不过，在融资问题上，不同地区企业的遭遇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融资现在还是不错的，我们企业税收较好、产值也还可以，银行经常来访。不过我们没有需求。” 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向记者坦言，“但银行钱贷不出去也是不正常的。”
浙江铜加工企业负责人张锦程则表示，目前企业对于融资没有需求，“现在贷款利息很低，手续也很简便，银行‘变着法子让企业贷款’。以前需要担保，现在可以纯信用，各种评估价值还有调整空间，‘反正各种能开的绿灯都给开了’。”
“我们这边的银行鼓励我们去买各种工业用地，花一个亿买地，他给我两个亿贷款，很夸张。”张锦程坦言，与前两年相比，融资成本几乎降了一半，“现在拿两个亿的利息，可能比前几年拿一个亿的利息还要低”。
然而，面对这样的诱惑，张锦程表示：“不动心，以前吃过亏，也这样拿过钱，后来利息涨到10%，你受得了吗？”
从事美妆行业的董琦则称，目前融资需求较小，集团有较好的现金流和信誉，银行愿意主动贷款，“但对于其他很多真正缺钱的企业，融资能力弱、困难很大” 。
长三角某高电压测试领域的制造企业负责人王明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上半年受益于疫情结束后的需求反弹，企业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实现了盈利。但与往年同期相比，利润明显下降，主要是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上涨导致。
“企业目前并没有融资打算，有几家银行给我们的贷款额度还没有用完。” 王明表示，企业的困难不在资金，希望政府能够协助解决发展用土地问题。企业有意扩大产能，但没有土地，很多产品只能存放在户外，想在工厂附近建设人才公寓和研发中心也遇到土地指标的困难，“希望政府下决心支持，让存量土地真正发挥作用”。
账期、税负和财力担忧待补救
《意见》强调，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加大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度。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用，推动涉企资金直达快享。加大涉企补贴资金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
长期以来，应收账款回款难是导致民营企业现金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重庆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笠感觉工程行业处在寒冬腊月。林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工程业务方面，回款非常艰难。工程咨询业务方面，也因为工程企业受影响而受限很大。
林笠说，目前最难的是资金链，因为缺乏资金，公司的管理越来越难，常常不得不面对拖发工资、裁员等情况。
债务问题则更加棘手。林笠说，当地的几家大型地产公司欠上下游企业的债务很严重，他们已无力偿还，即使法院判决了，执行方面也并不顺利。“我们这类与其合作的工程公司过得很难受，对债务问题束手无策，现在只能搁置，长时间等待，数千万的账款只能看不能摸。我已经看到好多同行因为这些原因被拖垮了。”
不仅中小微民营企业面临需求低迷、回款难等挑战，一些国企也同样遭遇了回款难题。
江西一专门从事磁选装备研发的国有企业，2023年上半年整体经营情况较好，同比略有增长，盈利近2000万元。
该公司负责人张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应收账款回款较慢，利润率低。内部需求市场减弱，恶性竞争加剧，内卷严重。我们预计今年公司经营形势整体会略低于去年。”
不止一家企业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尽管税率没有调整，但今年上半年开始所缴纳的税款增加了。
重庆一位不愿具名的制造业企业负责人郭小川认为税收负担要高于去年：“税负似乎更重了，尽管税率并没有明显上涨，但税务稽查力度加大，执法变严格。有些之前能合理避开的，现在都要补上。”
补贴也是企业判断政府财政是否宽松的标准，郭小川说，在当地节能环保相关政策导向下，“油改电”使得公司每台产品的成本增加了两三千万。“尽管政府表示积极响应政策有相应优惠，但企业还未拿到相应的优惠。”
西部某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淼则对资金的挤占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地方政府发展主导产业存在资源倾斜。有限的资源被部分产业挤占。很多类似衣食住行的传统行业支撑着经济，但政策的减费降息经常不会落到这些产业身上， “无论是贷款还是资金配套等都优先去了新能源、智能化相关企业。我不是说新能源与智能化不好，但传统企业同样也要生存，要给我们留生存空间”。
但实际上，主导产业同样面临政府资金匮乏导致的牵引乏力困境。
汪志坚则表示，发展“数字经济”曾被定为江西省的“一号工程”，但先锋软件集团却并未因此感受到资金的倾斜。除了贷款利率压力之外，最令他担忧的就是政府的牵引是否存在隐患。
在他看来，信息化建设主要依赖投资拉动，如果政府资金出现问题，整个产业链将受到明显影响，“数字经济无非是三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政府数字治理。对于江西当地来说，政府更多的是关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即产业数字化的内容。具体而言，类似工业互联网、数字乡村等等都是政府主导拉动，如果政府资金难落地的话，后面一系产业都会受影响。”
汪志坚说，近几年开始，尽管数字经济被普遍提及，但不少同行都停止增长。
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待真改
《意见》明确，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
为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意见》提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
长三角一家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谭宇宏介绍，该公司是集炼油、化工、化纤产业于一体，批发、零售业务全覆盖的综合型石化企业。上半年企业有效应对国际形势复杂、原材料价格震荡、终端市场疲软等不利因素，保持安全平稳生产，努力挖潜增效，经营形势相对平稳，实现微盈。
谭宇宏表示，当前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安全环保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制约。受大环境影响，地方对化工企业相对排斥，“一刀切”误伤合法合规企业。与此同时，内外需低迷，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对供应链造成持续冲击，导致企业产品终端市场价格疲软。
“化工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实地调研，对安全基础扎实、环境风险可控的园区外企业实行差别化政策，不搞关停‘一刀切’。”谭宇宏说，同时期望政府鼓励化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投资发展，从项目审批、要素保障、企业转型升级、财政金融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加强产业、财政、金融、土地、能源、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方面政策协同。
在谭宇宏看来，在营商环境方面，也存在过度问责机制导致政府部门不敢担当、不敢作为现象，企业为应付检查牵扯了大量的精力；税收政策和社保支出也给企业造成了较大压力。
有企业则反映，即便是在同一地区的不同街道，营商环境的差异也很明显。
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直言，自己企业是10年前从老城区搬至现在的开发区所在地，“当地政府关心企业、支持力度很大，跟原先的老街道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老区、一个是新区，新的团队、面貌、形象不一样。老区不缺企业，也不愁企业搬走。”
“感觉做企业经营特别累、特别难，因为市场环境、政策导向和法规不断变化，企业始终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对未来心里没底，导致经营者无论是投资、经营还是消费都非常谨慎。” 某国产高端美妆品牌企业负责人董琦说，以化妆品行业为例，过去5年中，法规有两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企业对所有产品从头做了两遍。虽然相关部门给了企业一些时间准备和调整，但调头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企业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这些不创造价值的工作，消耗很大”。
事实上，尽管政策之门打开，许多企业想要上马项目，但审批“时间过长、要求高”成为一道隐形壁垒。
冗杂繁琐的审批手续，长三角某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及其外输管道项目投资人张建明感触颇深。他向记者介绍，其投资预算超过100亿元的大型项目投资申请和建设进程长时间停留在审批环节。
张建明表示，早在2019年，就已经签订了投资协议。然而，由于项目投资巨大，一些主要审批手续都在国家部委，项目施工前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核准。然而，受疫情影响，该项目在当地的审批及其他工作始终无法进行实质性推进。
张建明介绍，对于LNG接收站项目而言，从项目开工到正式接收天然气最快需要两年半。在这之前，还需要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选址报告)、后方接收站库区用地，码头及航道区域的水文、测量、勘察，以及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等一系列工作，这也需要两年。
张建明坦言，前期开展这些工作已经占据了大量沉没成本，然而项目能否走完审批之路，仍然是个问题。
“从经济效益上看，早一天开工，早一天运营。” 张建明说，按照项目初始预计，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达到数百亿元的销售额，给地方纳税达数十亿元。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说，项目对于国家能源储备也有积极作用。
为推动项目落地，公司已经向所在地政府汇报申请在项目所在地支持工作专班，以方便协调统筹安排各参建单位工作。
基金扶持硬科技待入场
在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意见》提出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鼓励民营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规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培育一批关键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加大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力度，发挥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产品迭代应用等。
近年来，地方政府投资科创项目和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以深圳、合肥为代表的各级、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随着扶持硬科技的政策方向越来越明晰、坚定，利用各类引导基金投资科创，成为各地助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采访中，《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获得政府引导基金的持续支持，正成为不少企业家的期待。
佛山一家聚焦储能市场的上市公司主要投资集中在锂矿资源的获取，储能系统集成研发及其产业化建设，储能市场培育。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蒋霁菲表示，公司作为储能行业的龙头企业，“希望政府加强对新能源及储能相关的鼓励政策，政府引导基金向民营企业倾斜。基于行业的发展，出台更有力的政策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如鼓励储能通过共享、租赁、调峰等方式加大执行力度”。
湖南翔龙飞机有限公司（下称“翔龙飞机”）是一家以通用飞机研发、制造和销售为核心业务的高端制造企业，核心团队和研发人员大部分来自北航、西工大和南航等顶尖航空院校。目前，翔龙飞机形成了从设计、研发、试验、适航、取证到生产制造成体系、成建制的核心优势。
翔龙飞机董事长周世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希望当地政府也能学习深圳、合肥等地政府，在金融扶持政策上大胆创新，引入市场化投资机构，设立省、市、县三级或市、县二级通航产业发展基金，由市场化投资机构担任基金管理人，并按市场化原则对公司项目进行投资管理。
在周世忠看来，“政府产业基金的投资，将拉动通航产业的发展，为公司估值融资赋能。同时，也能推动当地依托通航产业园促进通航运营、科普研学发展，这将极大带动通航文化、旅游的崛起，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采访中，多位企业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看重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的规划，产业引导基金的投资能够保证产业规划方向和产业政策的连续性。
“硬科技没办法完全通过市场来解决，政府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就算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和欧洲，很多硬科技，也是靠政府投资扶持。”
激发投资信心待实招
从调研中可以发现，疫情影响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周刊》调研数据显示，谈及目前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的主要问题，不少企业提出了投资信心减弱的担忧。
“这个夏天格外冷。”上海叁陆伍投资集团董事长王仲辉叹了口气说，在他关注的投资领域如智能制造、环保医疗、大消费等行业都在萎缩，“股市、汇市、房市，三杀。投资没了信心，现在太需要强有力的刺激了。”
重庆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笠的业务范围还涉及私募基金，他表示，现在二级市场投资很难做，他已经多年没有扩大自己私募基金的规模了，“一直维持在二三十亿的规模，无论如何我首先要保证投资安全”。
中国黄金重庆负责人也不禁吐露心声：“重庆市场热闹是热闹，但消费力较弱。”
“主要还是受制于市场环境，整体制造业的景气度其实还是比较一般。”浙江某铜业企业负责人李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铜的下游广泛，房地产相关行业多，如建材、电线电缆、管道阀门等，受房地产影响很大。此外，还有一些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资金运营压力较大，无法接受账期较长的订单，这也影响了整体的订单量和营收规模。下游产能萎缩，企业作为供应链前端也会受影响。
“现在还是需要建立恢复对未来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整个市场形势上，如果说下游依然是这样的状态，我们的信心也没有办法很快地恢复。其实，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对国家的宏观预期，还是保持强有力的信心的。但短期内需要政府出台更多实在的惠企帮扶政策。”李天说。
李天希望，宏观政策层面能否出台更加实际，不单单针对某个行业或企业，而是在税收、融资以及企业的实际困难（如职工子女的教育、落户）等方面出台利好政策。
谈及激活市场需求，李天认为，进行大型基建投资可以短期拉动市场，但根本上可能需要某一行业能替代房地产，至少在一定比例上替代房地产，带动各行各业发展，“这个还是很考验政府智慧的，确实是挺难的一个事情”。
某国产高端美妆品牌企业相关负责人董琦则表示，公司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调整、收缩，主要是收缩不盈利业务和亏损业务，这势必会影响企业发展。因为有些业务在孵化期，现实迫使企业不敢继续发展这些业务，担心经济环境会越来越不好，最终选择了全力做好主营业务，先确保企业生存，结果影响未来业务发展。
信心来自市场和政策
怨天尤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在市场中“披荆斩棘”闯出一条道路的企业家们，正抱着“谨慎的乐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出路。企业普遍在困难中积极进取，或积极开拓内外市场，主动推动转型升级；或延伸产业链，寻找新的增长点。
预期稳、信心足，民营企业才能够安心谋发展。《意见》提出，用务实举措稳定人心、鼓舞人心、凝聚人心。
在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意见》还指出，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鼓励民营企业自主自愿通过扩大吸纳就业、完善工资分配制度等，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的水平。支持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生态产业，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投入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等。
“增长点一定会出现”
尽管不少企业表示上半年经营业绩恢复不及预期，但对于下半年形势的预判，多数企业表示乐观。不少企业认为，政策的落地有个过程，下半年会有转折点出现。特别是大型企业，对于下半年经济回暖颇为笃定。
民生能源集团是常年排在重庆民营企业榜前五的企业，其董事长薛方全认为，从重庆的情况看，主要是重庆政府主导国企投资在拉动增长。上半年实体经济涨幅不大，但他对下半年信心满满。“我们已开了半年经济工作会，对上半年工作做了总结，对下半年工作做了规划，我告诉员工们要对下半年、对自己有信心。”
“特别是一些大平台公司的债务问题，这让我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一些债务可通过巧妙的方法进行延期，这就增加了投资的信心。所以我才敢说过了9月份，国内经济会有很大的回升。” 薛方全说，此外，针对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国家也出台了相关促消费政策。
薛方全所说的“债务解决希望”，是他一直关注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该办法自7月1日开始执行，“对于债务进行分类的办法就是对所有企业的一针强心剂，我也在半年会议上重点宣布了这个‘天大好消息’。上半年未达到预期，只是过程未到，假如上半年只达到增长10%，下半年达到增长30%，平均全年依然能达到20%增长。我相信上半年是在汲取力量，下半年将进行释放。”
薛方全还透露，民生能源集团在天然气业务领域，在下半年计划扩建两条新管道，增加业务规模。
邮轮行业的周琢也同样信心满满：“长期来看，我们依然看好市场。目前邮轮旅游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太小众导致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如果内河码头的陈旧设施可以翻新，码头上老人儿童的安全保障设施、电梯等安齐全，我相信我们能增长更快。”
先锋软件汪志坚同样觉得经济增长点一定会出现：“数字经济是国家都重视的发展方向，现在只是政策的滞后，消化这些政策需要一个周期。我们很有信心，不然我们为什么敢投资30亿在井冈山地区？当然，如果能有政策倾斜给井冈山地区，帮助老区留住人才，那我们能把当地建设得更好。”
重庆市仁德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三更是信心满满：“我相信党的智慧，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爱看党史，因为在党史中，我能感受到信心。我相信跟以前一样，党和人民政府一定能带领我们克服困难。下半年我计划扩大业务，接更多新楼盘。”
国家经济舞台就是企业的创新舞台
分化加剧确实反映了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复苏肯定不是一帆风顺，这时候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发展信心就显得尤为重要。
“信心其实来自市场和大家，你看过年后其实大家都信心满满，但好像过了两个月就泄气了。我觉得社会舆论方面还是要把氛围做起来，政府也要采取一些切切实实的举措帮扶企业做事情，这样才能真正帮大家去把经济搞上去。” 在佛山经营陶瓷企业王婉蓉说。
王婉蓉也觉得目前扶持力度还是不够，“希望之前的降房租、社保补贴、减轻税收这些能继续，继续给大家来个优惠，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江苏一家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负责人朱樊亦认为，政府应当高屋建瓴、合理规划，采用相对积极的经济政策，以合适的方式拉动经济稳定复苏增长，增强制造业信心。他建议，对制造业企业推进高新产品业务，从资金扶持、鼓励下游客户更多使用国产化品牌等方式，帮助相关企业不断提升高端产品国产化比例。
“我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在国家大的经济环境下生存的，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国家的经济舞台就是我们的创新舞台。”奇安信董事长齐向东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对所有企业来说，想要做到既敢大胆地投入创新，又能风险可控，关键在于一条——把准国家发展战略的脉搏。奇安信正是如此，公司成立于2014年，而2014年是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领导小组（现在更名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和中央网信办成立的年份，是政府开始大力发展“互联网+”的年份。
“创新如果和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那么，你投入得越多，你未来收益就会越大，创新的风险就会降到很低。”齐向东说。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婉蓉、刘俊、陈小小、蒋霁菲、张锦程、蒋斌、宁丰、陈泉、胡军、朱樊、曹虎、董琦、汪淼、王明、林笠、张凤、郭小川、谭宇宏、李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