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告别这个“文化庸俗”的时代，影视圈需要一场左翼运动

1930年代的上海在今天的影视剧总是被塑造成一个“纸醉金迷、靡靡之音”的十里洋场。然而，曾经的上海却也是“人民电影”的诞生地，中国的左翼电影人在这里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将新诞生不久的中国电影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作家、著名影评人毛尖做客观察者网，畅谈了中国电影的“左翼传统”已经当今影视圈的种种新涌现的现象与潮流。

【采访/观察者网 新之】

观察者网：毛尖老师您好，上海是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地，然而促成中国电影达到很高艺术高度的左翼电影的光荣历史似乎已经不被很多人熟知了。

**毛尖：**我很高兴你提到左翼，中国电影刚起步的时候是“鸳鸯蝴蝶派”，很多题材都是男男女女、神神怪怪的比较多，好像没有受到什么新文化的影响。而左翼运动进入电影界之后培养了很多演员，这些演员受左翼运动的影响，觉得自己不再是“戏子”了，整体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当时中国新生的影视文化圈也开始健康化，变得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尊严了。

左翼文化给初生不久的中国电影带来了新气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影视圈应该再有一场“左翼运动”来刷新一下当代影星的精神面貌。别的不说，有时候我恨不得给现在的明星办一个“写字班”，帮助他们加固一下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现在影视剧里的男女主的一手字有时候看着确是很闹心，而剧中人物还要在旁边夸“你的字真漂亮”。

在当时，洪深、欧阳予倩、田汉等等左翼艺术家进入电影创作，他们将社会现实带到了电影中来，不仅让电影的艺术得到了提升，而且将中国电影发展成为不仅是艺术的，而且也是政治的，这一点我觉得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的。程步高的《狂流》，蔡楚生的《渔光曲》，沈西林的《十字街头》，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这些电影都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感和当代感，而电影院也就成为了普罗接受时代信息的地方。

中国的政治因为电影变成了时尚的话题，包括40年代后期，像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像蔡楚生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包括《万家灯火》，《小城之春》，对战时战后的社会矛盾文化环境都有生动的刻画，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在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感就是放眼全球都是第一位的，这和左翼电影的传播关系非常大。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出自电影《风云儿女》

不仅如此，进步电影人还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世界电影的先进文化，包括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当时的中国电影圈在左翼电影人的影响下学习了非常多国外优秀电影的艺术风格，电影界的理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也诞生了《神女》、《新女性》、《丽人行》这样的具有女性主义意义的电影文本。

我们今天谈及中国电影在上海30年代的辉煌时刻的时候，有一点不应该忘记，包括我认为对今天的影视创作也是一个巨大的遗产，那就是当时的电影对于普通人的表达是非常好的。今天我们都在讲如何拍好“主旋律”，大家都在往主旋律靠，很多人觉得去拍革命题材才是主旋律，但我认为人民生活就是主旋律，主旋律不仅是大事记，当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价值观如何“落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电影似乎和今天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描绘的东西相对照，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很强的“割裂感”。

**毛尖：**在优秀传统的传承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断绝这种关系，但是你提到的割裂感也是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我自己在学校里上当代文学课，我让学生看金庸，我想金庸这么好看，我想学生应该是像当年的读者那样不舍昼夜地去看，但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了，在他们的眼中好像金庸小说已经是“古典文学”了。

比如说老电影中的“刘三姐”形象，现在的影视剧热衷于塑造“大女主”形象，但是今天的“大女主”们再也无法复刻刘三姐那种“移山移海”的能力和气场。

电影《刘三姐》剧照

再比如说新中国之前的电影中上海往往是以“夜上海”的形象出现的，电影总是以夜上海的靡靡之音开场，新中国以后就我们的电影中有白天的上海了，像《大李小李老李》、《今天我休息》，都是以白天的上海开场的，一下子好像上海换了天地的感觉。但你看现在我们又好像回到夜上海的位置上去了，无论是那种音乐的感觉还是服装、排场，骨子里又回到了那种更“软”的位置上去了。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影视强调“文化输出”的潮流？

**毛尖：**强调输出一方面当然是好事，说明我们有了国际视野，但是另一方面太在乎这种输出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假大空的荣誉感。或者说“输入输出”不应该成为电影的一种元认知，否则就会阻挡我们发展的主要路径。

比如印度电影一直发展得很蓬勃，他们并不担心输出，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也不担心输出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电影一方面要两头克服：一方面克服“啃洋”，一方面克服“啃老”。啃洋很好理解，我们大量的电影从海外进来难免会对本土工业有所抑制，或者说我们的电影人过于强调模仿外国电影的套路。而啃老则是自己不努力，觉得拿传统经验就可以包打天下。当然我们有关部门的一些导向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特别喜欢说“向传统文化要ABC”，但真正的百家齐放是需要创造新的文化的。

与其过分焦虑输出，我们其实应该从更大的视野中考虑中国电影的发展结构，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应该接轨当代文化的新样态。我们应该借鉴阿根廷或者巴西足球的经验，一边要专业化、一边要业余化，这样说虽然看上去很矛盾，但实际上就像最近很火热的村超——国家队有国家队的经验，大街小巷也要有自己的位置。

未来的中国电影要允许有能力的人都加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努力去扶植像“村超”那样的中小企业。而不是过于强调所谓“大视野”，缺少顶层设计同时也没有基层建设，搞得“烂片”成为了“恒温层”，院线都被所谓的大片所占据，电视剧时长成为了大户们的天下，对于流量的过分推崇挤压了中小公司的生存和见光率……这让我这个职业的电视剧观众往往看剧是“惊”大于“喜”。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做好“输出”，走群众路线是必须的。只要我们自己做的好，别人自然会来拿，不用我们自己去担心输出的问题。《甄嬛传》和《三体》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我们也不能光盯着美国的认可，输出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向第三世界、南方国家输出，不要好像只有甄嬛讲起了英文才算是输出。

观察者网：刚才我们聊了中国影视剧“走出去”，同时我们看到近几年好莱坞也在“看过来”，从之前的《摘金奇缘》《花木兰》到今年奥斯卡获奖的《瞬息全宇宙》再到《三体》，中国题材十分火热，但似乎中国本土的观众不是很买账。

**毛尖：**这其中很明显的原因是中国观众的整体水平起来了。其实我们中国观众的影视阅读视野是全球最广的，不信你去美国的录像店去看一看，他们销售的片种远远不如中国观众在网上能看到的全球的片种。现在确实已经不是好莱坞包打天下的时代了，观众会用一种相对平视的眼光来看美国的电影电视剧文本。

另一方面，美国这些年在面对中国观众时做得确实不够好。美国电影表现中国形象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演变，从当年非常妖魔化的傅满洲形象到后来《花木兰》、《功夫熊猫》《碟中谍》，慢慢面对中国观众要票房时，开始为中国市场定制一些情节等等，好莱坞其实在中国的表现上看上去表达出好像更“正常”的中国人形象，但其实他们因为受制于自己非常明确的商业目标，表现上反而有点窄化和单一化了，中国观众面对在看了这么多文本以后，当然会对此有不满意。

就像这次美版《三体》的一些人物造型，中国观众会不满意，觉得叶文洁“不像”等等，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三体》了，美国人拍出来的东西不再作为“最高标准”了，我们在美学上逐渐获得了新的发言权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版《三体》中的叶文洁形象

我记得王安忆老师和我们说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她的书在国外有译本，她到法国去法国摄影师给她拍照时经常让她摆一些很奇怪的造型。她后来想这个造型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其实法国摄影师让她摆的是当年拍30年代明星的时候那种具有贬义色彩，带有东方主义概念的造型，后来王安忆说我没有办法拍这个姿势。

总之，当我们自己建立足够的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场域，把我们自己的美学带进去。

观察者网：说到中国自己的审美崛起，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电视剧市场也涌现了一批艺术价值和口碑俱佳的作品，比如《漫长的季节》，这部作品给您印象最深的部分是什么？

毛尖：《漫长的季节》这部剧我觉得可能是不仅今年“封神”，可能未来几年也都很难超越了。

我自己看《漫长的季节》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工厂改制前的段落，这里面有我自己少年时代尾声那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织的东西，让我重新回到了那个又浪费时间、同时时间又像黄金一样的少年时代，仿佛很多过去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复活，现在的东西又赋予了过去一些新的能量，我觉得好赞。

这部剧最打动我的是那种矛盾性，从主人公王响和儿子王阳对于诗歌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来，导演辛爽对那个年代有着非常浓重的乡愁，你会感觉到他在情感上很依恋那个时代，但是在美学上又有点俯视那个时代：

比如说在那首统筹全剧的诗歌中，“打个响指吧……”，我们看第一次这首诗歌出来的时候，范伟饰演的王响看到儿子的这首诗，然后他就教训儿子，他说诗歌要讲究合辙押韵，他说打个响指后面就应该是“吹起小喇叭打滴答滴答”。第一次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美学上是站在王阳这边的，觉得王响很好笑，但看到最后我们因为爱上了王响这个人物，我们就会特别希望如果整个剧是以王响的视角写一首诗该有多好。我在中文系的创意写作课上让全班同学站在王响的视角接着滴答写下去，学生也都写了，但是你就会觉得这确实是个现代主义时代了，而不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了。

《漫长的季节》中范伟饰演的主人公王响

所以我觉得整部剧统筹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又把这种具有矛盾感和暧昧性的东西留在了文本中。再比如说，从任何意义上说沈默这个人物都是个杀人犯，照理说应该是个很坏的人，但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沈栋梁更坏；说傅卫军这个人刚出场的时候看上去是个很残暴的人，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都很喜欢他、很同情他，包括那个港商他死得很惨，即使他罪不至死是个受害者，但是他死的时候没有人特别去同情他。

最后那场雪飘下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场“法外的雪”，在这里面辛爽重新建立了坏和好的秩序，重新建立了这个时代的一个道德感和美学感。

《漫长的季节》剧照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辛爽给了当下这个非常庸俗的时代一个耳光。我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这个时代其实蛮无聊的，像成都太古里街拍、大S的床垫这样的事可以在网上发酵一个星期——我们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浪费了特别多的自己的内心生活。我们的生活留给文艺的空间实在太小了，但是另一方面总有一些事情是要交给文艺的。我觉得辛爽完成的最好的事情是他从法律那里把有些人的审判权握到自己手中，我们对里面的那些罪人重新有一个新的审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辛爽重新为全民为艺术圈拿回了法外之地的说话的权利，这是特别令人振奋的。

观察者网：漫长的季节给我们另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和《钢的琴》一样，它强调了共和国工人身上和艺术的紧密联系，比如说王响这个工人家庭的两个儿子都有很强的艺术天赋，比如绘画、音乐、诗歌……而不是刻板印象中和艺术毫不相干的工人形象。

**毛尖：**是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漫长的季节挺好的一点。我们现在很多人往往在文化上会俯视工人，但其实在在我们自己成长年代，工人的才艺往往是非常突出的，我自己的叔叔是一个工人，他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仿佛他肯定是社会底层了，因为他是一个钳工，但当年他是个8级钳工，他是拥有非常高的尊严的，

而且他弹得一手好琴唱的一首好歌，喝酒的时候旁边有人会给你倒酒——这是我们当年那个时期工人所拥有的尊严感，尤其是文化上的尊严感，但现在我们没有了。我觉得辛爽为我们做的很好的一点，他用艺术的方式又把那个时代工人的尊严感召唤回来了。

包括《漫长的季节》里的工厂的那种样貌，你会发现同样是工厂的表达，社会主义的工厂和卓别林《摩登时代》里那样的法西斯工厂有根本上的不同。社会主义的工厂里有王响这样的工人，这些人有才艺，有主人翁意识，比如王响回去管乱翻垃圾的老太婆，厂里出了什么事要第一时间去做“积极分子”，作为先进工作者要主动参与处理案件……这些工人当年所具有的文化上的优越感是漫长的季节中为我们拿回来的，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点。

观察者网：您在互联网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中国最封建的地方在影视剧里”，确实我们在很多网络文学、影视剧正在重返某种被年轻人想象出来的“秩序”又一次流行起来，比如对于“嫡庶”的推崇，您对此怎么看？

**毛尖：**说实在的，当年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把问题都归在了“封建”上，现在看来所谓的重返封建秩序，其实是重返到套路上去，归根结底还是创作者的懒惰。我们的影视剧的发明性太弱了，毕竟套路最简单嘛。

最近又看了一部剧叫做《长月烬明》，里面又是魔神，又是三生三世，又是嫡出庶出，你看，搞“嫡出庶出”马上就有两条线了，一个三生三世就是有“三次”了，十集的剧情就变成了三十集了，本质上还是一种套路。

包括女性题材上我们看到那种话题的封闭和无聊，意识形态上的低幼，不说是“令人发指”，至少也是“叹为观止”了，比如说现在影视剧为了突出所谓的“女性向”的那种反转，女人可以在家里打老公，女在外男在内唯唯诺诺，表面上是要取悦女性了，但其实骨子里又是更落后，只不过是用了一个倒转的位置而已。

观察者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近几年来的一个潮流，相比于层出不穷的新剧，年轻人更爱看“老剧”，不仅反复挖掘细节，而且积极进行短视频“二创”，您认为这是年轻人对当今新作品平庸的逆反，还是说因为大家都熟悉的剧情更适合短视频二创呢？

**毛尖：**你说的两个原因都很对，我补充一点，老剧对于人物和剧情的塑造是非常非常丰富和去二元化的，老剧写得很扎实，很好看。更重要的是老剧的尺度要比现在的剧大很多。

很多年轻人对于老剧的二次创作，其实截出的内容恰恰是今天的影视剧里没有的尺度。比如说《大明宫词》里对于古代男同性恋的表现，是很美很光明正大的，而不是今天很多耽美剧中羞羞答答打擦边球的“社会主义兄弟情”。包括当年的海岩剧，都入侵了很多灰色地带——老剧的价值观没有那么单调，人家不拿去做二次元才怪。这样的创作是对影视剧丰富性的一种填补，表达了观众的一种愿望，是一次次很好的翻唱。

当然，短视频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把80集的剧变成8分钟，导演肯定要吐血了，但是我认为短视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形式，而且年轻人在做短视频的时候，他们总是能非常敏锐地看到，无论是新拍的烂剧还是过去的好剧中，他们能指认出一些非常鲜活的形象来，比如甄嬛传里的“贱人就是矫情”的华妃，和完全不一样的太监形象苏培盛，这个时代的影视剧没有提供那么多英雄，他们就从过去的作品中去捞英雄，或者说指认出他们自己的英雄。

老剧在网络“二次元”的创作下又焕发了生机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短视频也为最底层的创作提供了像“村超”那样的舞台，因为长视频没有提供那么多的时代的新的东西，你没有发明自己，于是短视频出来了，是一个好现象。短视频把很多过去时代的文本变成了现在时代的东西，它把过去的东西变成现在时了，尤其是他把过去很多好的文本又变成现代时代的文本了，甚至比如说甄嬛的传播度会超过现在正在播放的剧，我们看到短视频活生生的把经典变成我们当代时代的东西了，这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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