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耀翔：警惕！美国正在向全球输出“文化芬太尼”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耀翔】
相信大家已经听闻了美国对中国有关芬太尼药物制造商的指控。
6月25日周五，美国司法部对四家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以及八位个人）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他们非法向美国和墨西哥贩卖和运输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指控未免有些“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现在看来，此次指控又是一个美国“流水线式反华”的经典案例。政客—仇华份子—智库—美国政府和媒体从寻找议题、建构叙事，到捏造证据、最后栽赃嫁祸，用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国民发展来换取其自身的利益。
其实，自美国全面遏华以来，这条产业链已经抛出了不少大作——从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到5G监控、抖音后门，其背后的炒作过程与此次的“芬太尼事件”如出一辙，我们已经不感到稀奇。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问，在这条产业链的背后，它的参与者真的那么在乎美国的国民幸福和社会安全吗？
实际上，美国这次对中国的碰瓷，恰恰反射出了其自身毒品控制的贫弱。依据联合国统计，单就阿片类药物来讲，美国的滥用程度至少自2015年起便稳居世界第一，而中国却连前20都排不到；有趣的是，炒作“芬太尼事件”的始作俑者美议员David Trone，还在毒媒体的报道中鼓吹美国是“唯一严格管控、限制所有阿片类药物的国家。”那么，一个名义上管理阿片类药物最严格的国家，却在这类药物的滥用名单中长期霸榜，超越第二名加拿大1/3有余，还反诬远在榜外的中国向其输出毒品，如此说来，这场闹剧也不失为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喜剧。
而在美国政治众多的闹剧与喜剧里，“反华”和“禁毒”倒的确十分相像，两者都是“政治正确”，两者也都有不少簇拥。不仅如此，两者还都有毒，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神经上的。只不过，而前者之毒终将因为我们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崛起变得无毒需解，但后者的毒却早已深刻地扎入美国社会中，成为其无法抹去的痛。
美国的“止痛”之痛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的滥用被称之为一场“流行病”。
这是因为它的扩散之快，泛滥之广，影响之深。阿片类药物作为一种高效的止痛和镇静剂，在上世纪被研发推广出来后，便广泛的投入到使用当中。当时正值越战的中后期，大量患上PTSD的军人开始依赖这种药物治疗。加上监管的空白，这些现象无疑助长了阿片类药物的扩散，促成了滥用的第一波浪潮。
随之而来的则是第二波浪潮，也就是海洛因的扩散。主要用于止痛的阿片类药物由于初期的缺乏监管，以及美国自身的毒品泛滥问题，迅速充当了海洛因等镇静型毒品的“门户型药物”。也就是说，虽然这些止痛药的危害程度不及真正的毒品，但由它们而上瘾的人会因为抗药性等一系列问题而去寻求更强烈的替代品——海洛因。就这样，阿片类药物将其使用者引向了吸毒的大门，成为了上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美国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真正让阿片类药物本身的滥用一发不可收拾的其实是第三波流行浪潮，也就是由制药公司，药贩子和医院所组成的资本集团推动下的全国性药物滥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CDC批准“奥斯康定”和“芬太尼”的使用后，各大制药公司，药品经销商和医院便开始了全方位的文化洗脑和舆论攻势，疯狂地扩大这两类药品的使用。
这当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奥斯康定”的主要生产者普渡制药。根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调查，它通过贿赂学者和医生、分享回扣、收买媒体、签订长期合同等一系列合法与非法手段，让奥斯康定迅速占领了美国的止痛药市场。2020年美国司法部门对其起诉时，估测在二十多年内，由它所引发的滥用行为就导致了至少45万人的死亡。而这些死者背后，“系统性滥用阿片类药物”成为了美国的新常态。与此同时，普渡制药等一类企业则赚得彭满钵满——仅在2008-2018年间，普渡制药的创办者Sackler家族便从公司转移了100亿美元的财产。
这场大流行的另一个推手则是合成类阿片型药物——它是“第三次大流行”的催化剂。这类以“芬太尼”为代表的药物由于其制备的简单性和随之而来的低廉价格，在美国日益限制传统阿片药物的时代成为了完美的替代品，并迅速占据了阿片类药物滥用的主要份额。
但同时，其更大的暴利也吸引来了更多的走私者。结果就是，在2013年后，随着合成类阿片药物使用量的迅速增长，过量摄入死亡率和相对应的毒品使用量亦同步激增。据美国智库的报告，自1999年以来，药物滥用已经杀死了超过一百万美国人。而在近三年，每年都有至少十万人因此而丧命。《密苏里药品》的研究者则将其与类似的流行疾病相比较：在2017年，美国由于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同年艾滋病流行的死亡人数——药物滥用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场真正的流行病。
反观美国司法部的“芬太尼指控”——在其发言稿中，时任司法部长加兰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会用尽政府部门的所有工具，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保护美国群体。”这句话放在阿片类药物上，真是莫大的讽刺。毒品泛滥和药物滥用是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分裂的产物，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为什么反而无法做到对毒品和药品滥用的监管，任其发展成为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让原本以止痛而存在的阿片类药物，成为了美国药品滥用中最刻骨铭心的痛？
可以说，它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全球化战略下，政府和的社会漠视所共同造成的结果，更是美国霸权崛起下，不论输家或赢家都共同承受的代价。
漠视与代价
我们先来看两张图。
上图是《科学》杂志的美国药物滥用死亡率统计，它很直观地反映了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指数性的药物滥用增长。下图则是美国依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划分的区域图。如果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药物泛滥最严重的两个地区恰恰是其发展最好和最差的两个区——“西南部”和“锈带”地区。
“锈带”是指美国因80年代起的全球化战略而大量衰退的工业地区。它主要包括美国东北方五大湖周边的工业州，也泛指美国东北部遭遇衰退的其他州。随着美国全球化战略和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推进，劳动力成本高昂的美国本土工业失去了竞争力。于是，以工业为主的地区纷纷经历去工业化，随之而来的则是经济衰弱、人口减少、城市衰退、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
与之相对的，则是美国经济的增长龙头——西南部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带来的廉价土地、相对宜居的气候、服务行业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力军——高科技公司的入驻，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西南地区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根据美国官方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西南部地区的GDP增长达到了106%，远超美国平均数值（73.6%），而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也从90年代的10%增长到了12%。可以说，西南部是美国全球化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整下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看似命运截然不同的两个地区，却同样经历了药品泛滥的社会威胁——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美国，居然在毒品使用上达到了“平等”。那么，在经济发展不同的背后，美国社会必然遭遇了某种共同的原因，导致了它们的相同处境。
先说锈带——它代表了美国更广义的“全球化失败者”，也就是由于美国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而失业的蓝领阶层。他们由于大量的工厂倒闭而失去工作，生活水平持续降低。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些蓝领工人都患有不少的生理疾病，而他们所在的地区，却因财政问题而减少社会福利。
在这些医疗条件低下，经济收入匮乏的地区，廉价的阿片类药物成为了人们缓解病痛、压制焦虑的唯一选择，也成为了医生和制药商最便利的收入来源。根据《自然》杂志的报告，普渡制药在推广奥斯康定的初期，首要的宣传对象就是这些工业化半城区的白人社群。当时，普渡和其它制药厂商将自己生产的阿片类药物和美国少数族裔使用的主要毒品——可卡因相比较，利用种族优越感推销自己产品的安全性，并树立出一种“吃药、抗病、工作”的硬汉形象——这又恰好符合了蓝领工人的阶级文化。
同时，秉持着“自由主义”原则的美国早就放弃了20世纪前中叶对工业的高度扶持，以“各州的独立性与经济自主”为由漠视这些地区的衰退。面对和媒体、学界、医疗界里勾外连的大型制药公司，美国政府也放弃了其应有的监管职责，直到2008年，才象征性地与普渡制药签署了几百万罚款的和解协定。
与之交互的主流政治文化则不断颂扬自由主义，使其成为了美国的新“政治正确”，而作为其牺牲品的蓝领阶层的政治意愿却被不断忽视，成为了被主流文化鄙夷和漠视的“弃儿”。终于，原先的“钢铁地带”变成了现在的“铁锈地带”，而美国白人蓝领阶层也成为了其国内处方类阿片药物滥用和海洛因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科学》杂志显示，其对应死亡数的增长在全年龄段，都远超少数族裔数倍。
随着药物滥用同时“崛起”的则是民粹主义，经历了20年的衰退和痛苦，这些蓝领阶层对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怨恨终于在2016年爆发，成为了时任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最大支持者。这些被泛左翼人群所嫌弃和厌恶的锈带州，最终成为了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关键选票，也标志着美国政治走向极端化的开始。
或许，当美国左翼学者在了解到他们的药物滥用历史和后果时，就不会对民粹主义兴起而感到如此错愕了。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经历着另一场“漠视”——对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纵容。
相比于锈带，西南部更像是美国社群的大杂烩。由于是新兴地区，又与邻国墨西哥接壤，西南部成为了美国种族多元化和社会族群分化的代表。这种文化多元的社会土壤自然孕育了以平权运动为代表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左派运动。然而，当他们拥抱“自由主义”文化时，将纵欲等同为了自由。
哈佛大学教授Courtwright在其著作《黑色天堂》中就指出，美国20世纪的毒品大流行与70年代美国的左翼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由于平权运动、反战和亚文化运动的兴起，吸食大麻、海洛因和冰毒成为了“自由、新潮、反权威”的象征，并在一代人群中传播开来。逐渐的，它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一直持续到今天。
例如，在美国左翼运动摇篮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还会举办“大麻日”的庆祝活动。而美国政府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社会文化。随着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潮流，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美国经济独步全球的空前盛况，主流舆论陷入了“历史终结论”的思潮中，文化自省也随之减弱。
伯克利的“大麻日”（作者供图）
与此同时，大麻等镇静型毒品的扩散和左翼进步主义一起进入了另一个加速期。就像Courtwright所描述的，传统右翼对左翼年轻人群吸食毒品（特别是大麻）的反感，反而助长了左翼对以大麻为首的镇静类毒品作为“进步象征”的心态。
这种图腾化的背后，则是长久以来被忽略的毒品危险性。大麻作为另一种门户类毒品，和阿片类药物一样，不断促使吸毒者开始吸食更强烈的冰毒。同时，毗邻墨西哥又给毒品运输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这与美国失败的禁毒政策也有关）。如果将《科学》杂志的冰毒滥用分布图对比大麻合法化在美国的分布，就会发现两者极高的的重合性。同时，率先拥抱毒品文化的西南部也成为了如今冰毒泛滥最严重的地区。
最终，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持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享受着美国自由主义道路完全不同待遇的人，却同样陷入了毒品和药品泛滥的处境。美国总说“自由是有代价的”；或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然而，这种漠视却并没有止步于政府层面。意识形态纠葛的美国社会，同样对毒品问题有着实质性的漠视。例如，以优惠性差别待遇（又称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行动） 为核心的新一代左翼偏向关注少数族裔的毒品问题，并认为这是由于系统性歧视引发的经济贫穷所造成的。而同样贫穷的锈带白人却完全无法认同这种歧视说，并认为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牺牲了蓝领工人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讽刺的是，这个争吵持续的40年，亦是美国药物滥用的三波浪潮，并最终演化成大流行的40年。也就是说，在美国社会，随着政治冲突的激化，它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本身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毒品上，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社会问题——枪支、歧视、性别……受到影响的各个群体仿佛亦是被打了芬太尼，忘记了社会黑暗面本身所带来的痛苦，而是专注于攻讦诋毁已经被竖立起来的“敌人”，沉迷在政治运动中。
真正的“芬太尼”
在美国毒品药品问题的背后，真正被滥用的是什么？是名为“美国社会价值”的文化芬太尼。
从笔者个人经历来说，美国社会的真正多数——中间派的泛蓝、泛红群体对包括药物滥用和禁毒在内的社会问题，都抱有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他们游荡在各种舆论、学术、意见领袖和政治讯息中，却丧失了判断其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这是因为社会缺乏公正而能服众的主流叙事，例如现下的大麻合法化问题。
就像普渡制药能够收买学者为奥斯康定背书一样，不同的利益集团亦能扶植自己的权威声音。如果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你会看到——支持大麻合法化的证据与反对的同样多，而且两者都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在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浪潮中，普通人只能凭借着意识形态、身份价值和个人取向寻找认同感。看似自由的舆论背后，是被划分并固化的文化冲突。
这点在高等院校中尤其明显。学习社会科学的笔者曾经开玩笑说，在政治系的课堂上，对于敏感问题，其实不用听发言，只要看一下发言者的妆容样貌、身份家乡，对他的立场便能判断一二——除去极少数的个例，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其实，这种刻板印象的背后又何尝不是社会道德虚无化的迷茫？
当沉默的大多数在拒绝极端化时，就被迫在偏激的政治理念中空耗，丧失了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激情和能力。同时，由于不了解对方的价值观，他们在公共场合变得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表面上的互相尊重，实际上却成了一种忌惮。这也导致了美国社会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结构上的漠视。
而信奉着各种价值标签、呼声最大的人，就像过量摄入药品、毒品一般，沉浸在各种诸如游行、示威的政治活动中，却眼睁睁看着整个社会如同吸毒者的身体，病入膏肓而无能为力。这是因为他们单纯地将美国价值体系当作了包治百病的万金油，却不曾想它只是暂时缓解疼痛，并让人上瘾成性的止疼药。
研制这类文化芬太尼的药贩子，与美国历史上的药物滥用、“全面遏华”战略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同一路人——舆论、资本、与政客。就像反华产业链一样，他们由于各自的利益结合到了一起，不论是为了自己的民众选票、政治前途，或是巨额的利润、对市场的垄断，还是政治正确下疯涨的流量，这些美国真正的特权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对症下药，向着不同的人群兜售着属于他们的“芬太尼”。
然而，是药三分毒——美国在享受自由主义带来的巨大红利，却漠视社会问题背后的根源，是掌权者和特权者为了一己私利，给民众灌输错误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导向的必然结果。
禁神经上的毒品难，禁精神上的毒品更难。由于近现代的苦难历史，中国人民深刻铭记着——鸦片带来的不仅有肉体上的苦难，还有精神上“东亚病夫”的耻辱，在坚定地支持全面禁毒政策和严格管理阿片类药物及其他上瘾性药物的滥用方面，中国政府和民众是非常坚定的。
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保持精神上的清醒和克制，以抵制美国“文化芬太尼”输出的诱惑；然而，毒品的泛滥是一场大流行，中国过去200年的历史还告诉我们，禁毒是需要代价的。面对这场文化芬太尼的全球大流行，我们如何建立起承担风险和代价的信心和决心，如何安排精准、全面、且有韧性的“防疫政策”，如何保证打赢这场文化乃至文明的“疫情保卫战”——我相信，这是现在和将来每个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都背负的责任，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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