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马克之冠：瓦格纳兵变背后，是俄罗斯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协商机制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瓦格纳兵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一下午狂飙突进400多公里，如入无人之境，到一夜之间达成协议，偃旗息鼓。事态的迅速发展和形势的急转直下令人目不暇接，几乎难以想象这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

这次兵变令外界感到一头雾水，毕竟瓦格纳的老板普里戈任前一秒还气势汹汹地宣称俄罗斯将会有一个新总统，后一秒就宣布已达成协议。克里姆林宫方面前一秒指责瓦格纳兵变是叛国，后一秒俄总统办公厅主任佩斯科夫宣布将撤销对普里戈任的刑事立案。

不过，26日塔斯社的一则消息，又反转了佩斯科夫的说法；该社称，据接近俄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消息人士证实，针对普里戈任组织“武装叛乱”的刑事调查仍在进行中。据俄新社6月27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瓦格纳”的重型军事装备转移到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役部队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次兵变某种意义上似乎被“压缩”了。一场兵变应俱备的要素似乎都有，但开始和结束的实在太快，许多中国网友睡觉前最后听到的消息是瓦格纳兵锋直逼莫斯科，想着第二天一早醒来看个大新闻，结果第二天早上已经结束了——这就完了？一场闹剧？这是很多人对此事的第一观感。

其实以笔者个人的观察而言，此次瓦格纳兵变是一次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非常典型且老派的“向罗马进军”事件。中国社会对这种现象感到陌生，可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所谓“向罗马进军”是西方军政统帅在历史上常用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法，与一般政变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起“向罗马进军”的军头往往并不寻求颠覆和破坏现行政治秩序，而是试图通过军事游行和武装示威，迫使执政当局接受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使自身在现行政治秩序中的利益最大化，实质是一种“以打促谈”行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活出统战价值。

“向罗马进军”在西方历史上非常常见，比如凯撒跨越卢比孔河，率领自己的拥护者向罗马进军，其目的是为了压倒庞培和元老院的反对意见，声索自己的政治诉求；再比如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派兵向罗马进军，逼迫时任教宗的克雷芒七世退出反对西班牙的政治同盟；拿破仑两次向罗马进军以震慑法国国内的天主教徒，并征服意大利；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以胁迫意大利国王任命自己为首相。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典型案例。

凯撒率领士兵跨过卢比孔河，向罗马进军

“向罗马进军”通常来说是在合规渠道已经无法满足军头诉求的情况下，其通过手中军权胁迫当局满足自身要求的手段，因此这种行为具有规则外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军头在“向罗马进军”时往往并不寻求破坏现有政治秩序，反而还需要获得来自现有政治秩序的认可和接纳，需要现有政治秩序满足其诉求，因此又具有体制内的一面。

这种规则外而体制内的两面性，导致“向罗马进军”其实是一种政治豪赌。军头必须把握“造反”和“招安”之间的微妙平衡，既要通过迅速的军事进展给执政当局造成足够大的心理震撼，为自己争取足够的谈判筹码，又不能用力过猛把武装示威变成真的暴力叛乱，属于走钢丝式的高难度动作。

那么问题来了，瓦格纳集团为什么不惜采取这种高难度的政治赌博，也非得声索自身的政治权益呢？

答案分两个层面，表面上看，这是瓦格纳集团的主要骨干成员因2008年俄军的谢尔久科夫军改而与俄军高层龃龉已久，双方在诸如人事、补给、战略、军队体制等问题上存在长期冲突，此次事件是双方积累已久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深层次而言，则是俄罗斯传统的政治协商机制自沙俄解体以来迟迟得不到有效重建，内部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难题无法得到解决，日积月累的矛盾只能通过周期性爆发来释放，本质是俄罗斯政治结构长期以来的功能失调问题。

以下具体来分析这两个内外原因。

瓦格纳集团的骨干力量主要由2008年俄军谢尔久科夫军改的裁撤人员组成，而当下俄军高层几乎都是那次军改的既得利益者。双方关系高度近似于，企业改制后下岗职工和企业老板之间的关系，要说针尖对麦芒都显得轻了。关于瓦格纳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中非、叙利亚等海外战场的所作所为，瓦格纳与俄军高层在军改中的冲突，相关解读和论述已汗牛充栋，在此不做赘述。

另一方面，瓦格纳内部有不少从东乌克兰招募的俄族民兵，这些人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有充足的政治野心，他们对于在未来的俄罗斯政治版图中，为自己代表的群体谋取一席之地的意图是极为强烈的。这也颇符合俄罗斯历史上“小俄罗斯”地区的人士掌舵“大俄罗斯”的历史现象，例如出身第聂伯河的勃列日涅夫，曾担任乌克兰地区一把手的赫鲁晓夫，他们都出任了苏联首脑，而这些东乌克兰俄族民兵若是凭借军功上位，极有可能对俄军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谱系造成冲击，这势必触及俄军高层的既得利益者。

瓦格纳集团成员。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真正的问题在于，瓦格纳和俄军的矛盾延续到了俄乌战争的战场上。瓦格纳虽然是雇佣兵企业，但在战争中其军事行动高度依赖俄军支持，比如弹药补给、后勤保障、技术支援、信息配合，特别是弹药和人员补充，对俄国防部的依赖非常严重。

瓦格纳在战场上经历连番恶战之后减员严重，再加上相当一部分人员的雇佣合同到期，只能退役；瓦格纳要想维持战力就必须补充兵力，而俄国防部则一直用各种借口拖延其兵力补给工作，同时在弹药供应上也是对其能卡则卡、能限则限。

稍早前巴赫穆特战役期间，普里戈任就在视频直播中指名道姓怒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克扣瓦格纳的弹药供应，声称瓦格纳实际获得的弹药只有申请量的不到30%。当时普里戈任表示，正是俄军克扣弹药，导致瓦格纳在乌克兰战场上伤亡极其惨重，并由此对俄军高层进行直接人身攻击。

现在还很难说俄军对瓦格纳后勤供应和人员补充的克扣、拖延，究竟是有意要削弱其战斗力，还是说只是双方因军改而爆发的传统冲突的延续，亦或者这只是俄军后勤保障工作一贯的低效无能所致，又或者甚至三者兼而有之。但就结果来看，随着俄乌战局的僵持，瓦格纳与俄军的矛盾一日胜似一日，普里戈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在社交媒体上以花式辱骂俄军高层为己任。

实际上，自开战以来，俄国内各大山头间的口水战就没有一天停过。例如，在中文互联网上颇为有名的斯特列科夫，他从开战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抨击俄军的战略失误，但普里戈任对俄军高层的人身攻击烈度显然要高出一个档次。

这次“向罗马进军”事件，就是矛盾的总爆发。普里戈任在发动兵变后，与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和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第一副局长阿列克谢耶夫会面时，直接要求俄军把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移交给瓦格纳处置，否则将封锁俄南部军区总部所在地罗斯托夫。这可以说是不加掩饰的的私人恩怨了。

至于深层原因，一战后期沙俄解体，俄国历经共和国、苏联、俄联邦三个时期，但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沟通协商机制，这甚至可以说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俄罗斯的基本政治架构实际上是一个君合国，这个概念对长期生活在大一统政体下的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所谓“君合国”，是指一堆相互独立的主权实体，由于其君主恰好是同一个人，而基于这种关系合并为一个共同体“搭伙过日子”。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政治实体是以君合国这种形式存在的，例如已经消亡的奥匈帝国，再如被伏尔泰评价为“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或是铁托一死就人亡政息的南斯拉夫，又或是现在依然存在的英联邦，这些都是君合国这一特殊形式政治实体的典型例子。

俄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便是非常典型的君合国，这可以从俄国沙皇的头衔看得出来，笔者在此罗列一下俄国沙皇冗长的头衔，不喜欢的朋友可以忽略：

蒙上帝恩典而受封的全俄罗斯的皇帝；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沙皇和独裁者；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波兰沙皇，西伯利亚沙皇，塔夫利达（克里米亚）和克森尼索（南克里米亚）沙皇，格鲁吉亚沙皇；普斯科夫领主；斯摩棱斯克大公，立陶宛大公，利沃尼亚（西乌克兰）大公，波多利亚（中乌克兰）大公，芬兰大公；爱沙尼亚亲王，立窝尼亚亲王，库尔兰和塞米加利亚（拉脱维亚）亲王，萨莫吉提亚（东立陶宛）亲王，比亚韦斯托克亲王，卡累利阿亲王，特维尔亲王，尤格拉亲王，彼尔姆亲王，弗拉特卡亲王，保加利亚以及其他领地的亲王；下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梁赞、波罗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热尔斯克、乌多尔、奥勃多尔、康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季斯拉夫和所有北方地区的领主和大公；伊弗里亚（南格鲁吉亚）、卡提里亚（东格鲁吉亚）、卡巴尔达和亚美尼亚所有省份的领主和君主；切尔克斯人和山地高加索人的领主；土耳其斯坦领主；挪威王位继承人，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斯托尔曼因、迪特马申和奥尔登堡公爵，等等。

从上述一长串头衔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俄国实际上是一大堆主权实体的总和，这种特殊政治结构在运行过程中深刻塑造了俄国的社会形态，导致其政治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协商传统。

与西方国家常常将俄国视为专制国家的“一言堂”刻板印象大为不同，俄国其实有悠久的政治协商传统。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开会议事，以至于这种方式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来源。

举个例子，“苏维埃”这个词在俄语中实际上泛指一切代表会议，而非特指苏联时期的政治机构，一般是村社乡镇一类的基层社会自发组织起来的，集议事、立法、执行、公示和民主选举于一体的基层自治结构，长期存在于俄国历史中。

君合国的一大特点是内部不同的主权实体和山头派系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内部关系破裂。比如，北美独立战争其实就是一次典型的因为内部关系破裂而爆发的君合国内战。

正是因为这一特质，导致看似专制的沙皇，在大多数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和稀泥”，其实际职能是为国内各大山头派系和利益团体提供一个协商沟通的平台，尽可能一碗水端平，并在各方纠纷争执不下的时候，以君主权力来做出决策并一锤定音。高水平的沙皇，实际上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芭蕾舞者。

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与俄国贵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一战末期，沙俄崩溃，沙皇退位，也就意味着由沙皇承担的协商平台失灵，君合国内部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各大山头失去了由沙皇和稀泥来掩盖矛盾的办法，这场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把戏再也玩不下去了，于是俄国开始了第一次解体进程。沙俄的解体直接促使一大批现代国家诞生，例如波兰、芬兰。

苏联的建立，可以视为布尔什维克通过联盟这种特殊形式把这一解体进程暂时冻结了，并且通过党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承担起本来由沙皇承担的山头派系间的协商职能。某种意义上，苏共接手了沙皇的宝座，君合国又再度运转了起来。

从苏联的制度设计就可以看出来，苏联的最高行政机构叫苏联部长会议（翻译成俄语实际上是部长苏维埃的意思），该机构其实是以政府部门形式存在的、各大山头派系派出自己代表进行政治协商的地方。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位天真的苏联领导人在遇到体制僵化、工作无法开展、改革无法推进的窘境时，不想办法去改造和润滑这套协商机制，反而认为只要绕过这套机制，直接把最高权力交给社会，一切就都能解决了。

结果可想而知，苏共承担的沟通协商职能被架空，各大山头派系的利益关系再也无法协调，长期被掩盖的矛盾全面激化，本已被冻结的君合国解体进程再次开启。接着就有了各位熟知的，别洛韦日协定，苏联解体，红旗落地……后来的车臣叛乱、乌克兰危机无非是这一进程的延续而已。当下的俄乌战争，其实是一场被生生拖成外战的内战。

上述缘由恐怕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本质是沙俄解体的延续。苏联的存在，只是将原本的进程暂停了七十年，一旦协商职能失灵，解体进程再度开启。

我们国内对于苏联解体的理解，有时候过于意识形态化，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喜欢动辄诉诸于“理想信念丧失”这类思想层面的理由，但我们也需记住一点，世界是物质的，没有任何国家能仅仅依靠理想信念就长期维持存在，讨论问题时搞唯意志论并不一定行得通。

到了俄联邦时期，俄罗斯人花了很大的功夫试图重建这套政治协商机制，历任领导人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制度探索，但成果只能说聊胜于无，甚至有激进人士认为要不干脆恢复君主制、把沙皇请回来算了。新版本不好用，就用老版本，说实话这种思潮在俄国内部的受众还不小。

放到当下，就是瓦格纳和俄军之间的矛盾长期缺乏一个有效渠道来协商解决，多种矛盾叠加，一直得不到释放，最后只能是这一极为不堪的场面。

所以，笔者认为，瓦格纳兵变，实际上是自1917年3月12日沙皇退位之后，因缺乏一套稳固有效的政治协商机制而导致内部矛盾无法及时纾解，最终长期积压后突然爆发的这一情况的又一例证。但俄罗斯想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下国情的、稳固有效的政治协商机制的道路，目前依然遥遥无期。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具有相当的警示意义。有了矛盾，就要及早解决，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讳疾忌医，粉饰太平，导致疥癣之疾拖成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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