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陈：印度想当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

【文/ 沈陈】

传统上，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都是南南合作或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新形势下，新兴大国基本继承了本国与“全球南方”外交关系的历史遗产，同时对“全球南方”的立场和行动有所调整和分化。

2023年3月15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交通运输工会举行罢工，抗议政府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而将税收提高一倍。近年来，斯里兰卡深陷债务危机。

斯里兰卡科伦坡，当地抗议持续，教师、银行职员因经济危机加入大规模罢工。图片来源：东方IC

印度：谋求成为领导者

印度曾经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但在冷战后的30年时间里，其外交重点转向大国关系，注重与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保持密切关系，并在两者之间维持微妙平衡。近年来，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能源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叠加暴露出现有多边组织的局限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使得复兴“不结盟运动”或构建新型南南合作的声音开始增多。与此同时，印度也开始将自身定位为“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即，“在战略目标和价值观方面与西方深度交汇”，同时“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印度试图成为“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重新引领“全球南方”构建新的外交平衡，进而巩固自身大国地位。

今年1月，印度通过线上方式主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共有125个国家参加。会议重点讨论了“全球南方”国家关心的一系列议题，包括普惠金融、平衡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与融资、促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等等。印度是2023年二十国集团（G20）的主席国，莫迪政府在G20峰会前举行“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考量是积极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诉求，并借机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议程看，“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绝非是为了复兴或升级冷战时期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此次峰会偏重经贸合作的议程设置，与“不结盟运动”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大相径庭。

印度举办 “全球南方之声 “峰会。图片来源：印度大使馆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印度认为仅靠南北发展合作模式不足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宏伟目标，新冠疫情则凸显了南南合作在促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印度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预计到203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经济增长最快、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印度在国际事务、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再次关注“全球南方”是受与外部世界不断扩大的经贸关系所推动，其更有能力和意愿引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发展议程。

目前，尚不清楚作为新生事物的“全球南方之声”峰会是一次性还是常态化的多边论坛。尽管这一峰会更像是印度为G20峰会议程设定召开的准备会议，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将借助“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多种“南南框架”，推动国际社会对南南合作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团结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发展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经贸、卫生、气候变化等发展议程上，印度拒绝从西方国家的角度制定规则，主张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这表明，印度没有简单地将自身视为“西方大国”的一份子。

俄罗斯：积极争取“全球南方”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没有加入到对俄制裁阵营，与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全面制裁围堵形成鲜明对比。在国际场合，“全球南方”国家对俄也采取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立场。经济学人智库在评估各国执行制裁、联合国投票模式等指标后，发现哥伦比亚、土耳其和卡塔尔等过去与西方结盟的国家正在“倾向于俄罗斯”。

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苏联曾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来解释，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对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进行了积极的争取。

为应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俄罗斯的外交重点转向独联体、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体现出显著的“多元化”“南方化”趋势。在5月举行的“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喀山论坛”上，俄将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作为新的区域或跨区域合作重点国家，积极探讨如何构建平等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

继3月在莫斯科举行俄罗斯—非洲议会会议后，俄还计划于7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俄提出将优先关注与非洲合作，与非洲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俄罗斯的“外交争取”行动推动了这些国家在国际场合事关乌克兰问题采取中立立场，即使是摩洛哥这样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非西方国家，也拒绝中断与俄的正常往来。

普京在第一届俄罗斯-非洲会议时宣布为非洲国家免除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债务。图片来源：东方IC

在经济合作方面，俄仍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俄的能源、食品、化肥等商品进口依赖程度高，使得这些国家很难与俄真正“脱钩”。例如，非洲30%的粮食供应依赖俄罗斯，其中95%为小麦。2022年上半年，在西方国家加快推动与俄“经济脱钩”的同时，俄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却大幅增长了34%。

随着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对俄金融、航运制裁，非洲部分地区与俄的经贸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对此，俄提出探索绕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的经济合作模式，如推广双方用本国货币结算、在进口国建立粮食集散中心或联合加工企业等。

乌克兰危机还严重分散发达国家对能源价格、债务可持续性、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的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相信，乌克兰危机本来是地区性的，但西方国家发起的制裁使其升级为全球性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对危机的反应而非乌克兰危机本身恶化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环境，并客观上推动了俄与“全球南方”在外交、经济和舆论领域的接触。

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接触，俄虽有维护其大国地位的考量，但更多是要强化与“全球南方”的立场协调、理念对接乃至框架合作。俄驻巴基斯坦大使丹尼拉·加利奇甚至宣称“俄罗斯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俄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是为了“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投资，能带来一些利润”。

其他新兴国家的看法

法国蒙田研究所顾问、《乌克兰危机和世界新秩序》一书的主编米歇尔·杜克洛认为，当前的危机是“一直未被提及的中等大国确认地位的机会”。尽管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国家还未提出解决危机的“一揽子”方案，但有能力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表达来自“全球南方”的观点。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西方“双重标准”的质疑。在新兴国家看来，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是虚伪的。这种质疑既源于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记忆，也基于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国面临领土和主权威胁的沉默，以及对也门、非洲部分地区冲突的漠不关心。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或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竞争对手采用制裁等“惩罚”手段，推动政权更迭，或将一些国家排除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G20等国际组织之外。西方国家的制裁对象基本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因此遭到新兴国家的普遍反感。相反，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战争发起方却没有受到追责。

其次是对“全球南方”当前面临主要挑战的强调。从外部看，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集团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且在贸易、金融等国际制度中垄断规则制定权，这可能会固化乃至加剧南北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利益。相反，“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缺乏统一立场，难以就贸易和发展等问题与主要大国进行有效谈判。

从内部看，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多重危机叠加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更为明显，使得这些国家获得资金、技术支持更加有限，在基础设施、气候减排、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困境也更加凸出。从阿根廷到赞比亚，从加纳到斯里兰卡，“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社会的脆弱性问题，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给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非洲儿童搬运国际组织援助物资。图片来源：东方IC

最后是对根据时代要求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主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赖尔登·罗埃蒂指出，“巴西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新兴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多边机构权力的效力”。卢拉重新执政后，巴西不再回避其所应承担的大国责任，着力加强南方共同市场、南美国家联盟等地区制度建设，积极投身联合国、G20、世界贸易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议程设置和组织改革，支持其传统地缘竞争对手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并且提议建立一个不包括乌克兰危机当事方但包括更多发展中国家、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新二十国集团”。

巴西的案例对其他新兴国家同样适用，即要想被视为一个全球大国，新兴国家不仅需要努力扩大在国际制度中的“软实力”，更需要调整竞争性的地缘政治思维，共同推动南南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