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玛吉、里普曼：俄罗斯会与西方永久决裂吗？-迈克尔·金玛吉、玛利亚·里普曼
俄乌战争爆发一年有余，西方国家除了经济上制裁俄罗斯，甚至在社会文化领域推进种种“去俄化”运动。关于欧洲“是否应在文化上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也引发了激烈争论。
本文两名作者基于西方语境与视角，分析了俄罗斯民族“融入欧洲文化”的悠久历史与深厚社会根基，认为俄乌冲突与本届俄罗斯政府的政策转向，深刻地扭转了这一趋势，俄罗斯与欧洲（西方）可能陷入长久的隔阂与对立。然而，文章刻意回避了欧美在地缘政治和文化历史上对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观察者网翻译不代表认同文章观点，仅供参考。
（文/迈克尔·金玛吉、玛利亚·里普曼，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目前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肆虐的战争，其实始于2014年。
它源于当时俄、乌双方围绕乌克兰的国家战略取向所产生的冲突。这件事对莫斯科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冒着破坏与西方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的风险，也要并入克里米亚与出兵乌克兰东部地区。西方同样重视此事的后果，决定制裁与尝试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
2022年，俄罗斯扩大了战争。对俄罗斯与西方来说，冲突从2014年的小打小闹升级成一场地震。如今克里姆林宫视自己正与整个“西方集团”交战。而西方一边支持乌克兰，一边渴望竭尽所能地孤立俄罗斯。
虽然并非是俄罗斯与欧洲、美国戏剧性决裂的唯一驱动因素，这场战争却从根本上加剧了双方的决裂。早在全面进攻乌克兰多年前，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已经发起一场内部转型，其影响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长期存在。
这种转型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分道扬镳——是一次相比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更为全面的转变。这个故事一半是有关俄罗斯与欧美的物理隔绝，包括失去同西方国家民众、政府、机构与企业间的联系；另一半则关于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新涌现的反西方情绪，这种潮流既有自发的因素，也有政府的助推。这一切变化的速度在俄罗斯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相比2014年，如今西方大幅升级了对俄罗斯的污名化与孤立，并将彻底封锁俄罗斯作为公开的政策目标。截至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对俄领导人发出逮捕令。整个国家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这场战争令许多西方民众感到惊恐与害怕。只要这样的俄罗斯还存在，西方领导人就会向它关闭国内市场的大门、阻止它获取本国技术，并将俄罗斯的统治精英与广泛的经济领域置于制裁之下。
快餐品牌麦当劳放弃俄罗斯业务后，本土品牌接管了其原有的门店
越来越高启的封锁之墙，有时也会影响到俄罗斯人本身。今年5月，美国笔会在纽约举行的年度活动中取消了与两位俄罗斯作家的小组研讨会，尽管两人都强烈反对战争。乌克兰代表被邀请单独参加一场活动，他们施压主办方取消俄罗斯代表的参会资格，不管对方是否支持战争，否则就威胁退出活动。鉴于国际笔会的章程声称“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代表全人类遗产的艺术作品不应受到民族或政治情绪的影响”，取消俄罗斯代表参会资格的决定令人震惊。
仅仅因为他们的国籍便禁止俄罗斯人参加各种公共活动——这样的事件越频繁，克里姆林宫就越是能凸显其与西方决裂政策的合理性。只要战争继续打下去，就不存在挽回的余地。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无力左右俄罗斯渴望与欧美断绝联系的狂热。它已经成为本届俄罗斯政府的代名词，是其政治与意识形态核心理念的一部分。就算俄罗斯出现一位并不那么公开反西方的继任领导人，他也很难逆转这一趋势背后的庞大驱动力。未来几十年内，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可能成为国际秩序中一个积重难返的特质。
对欧洲的爱
不同于此刻的情况，现代俄罗斯是建立在与欧洲的对话与交流之上的。
从17世纪的彼得大帝统治开始，再到18世纪的凯瑟琳大帝时期，俄罗斯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加欧洲化。正是这些努力让俄罗斯融入了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1812年，俄罗斯击败了拿破仑的军队，随后与普鲁士、奥地利携手维护欧洲大陆的稳定。整个19世纪，俄罗斯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之一，是维也纳会议后维持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重要成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纵观19世纪，俄罗斯在欧洲的文化体系内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文学、音乐与芭蕾舞方面。正如安东·契科夫、列夫·托尔斯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伊万·屠格涅夫、彼得·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所显示。与欧洲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接触刺激了俄罗斯文化的蓬勃发展。俄罗斯的统治者家族则与好几个西欧王室有着跨越王朝的联姻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德皇威廉与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弟。这些领导人共享一个贵族式、相互融合与开放的欧洲愿景，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后续的动荡局势所彻底颠覆。
尼古拉二世（左）与乔治五世（右）
在20世纪，苏联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融入欧洲。尽管对一战后的欧美政府深恶痛绝，但苏联的主导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却是西方的产物。在卡尔·马克思的启发下，布尔什维克渴望着一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并对马克思的祖国德国及其无产阶级抱有特殊的期待。苏联领导人以西方标准衡量本国的现代化发展，并对美国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流水线留下了深刻印象。布尔什维克也对吸收欧洲高雅文化展现出令人敬佩的认真，从包豪斯到新古典主义建筑，欧洲的文学与哲学典籍，再到欧洲与美国现代主义的部分元素。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的视觉艺术、电影与戏剧创作走在欧洲文化先锋派的前列。
苏联是自相矛盾的欧洲国家
1928年前后，约瑟夫·斯大林终于巩固了国内权力，不情愿地放弃了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梦想，宣布要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但他依然继续依靠西方的工程师与技术。斯大林天生对欧洲心存疑虑，也许更倾向于一个“堡垒式的苏联”。然而地缘政治——以纳粹德国觊觎苏联领土的形式——将他的目光栓在了欧洲。到1945年，在战争中大获全胜的苏联与同盟国达成协议，将东欧国家从欧洲大陆分隔，并让苏联深度介入欧洲政治。
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重拾国际主义理念，其要素之一包括在50年代向欧洲部分地开放苏联。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确认了欧洲的现有边界，且没有挑战苏联对华沙条约国家的控制。随着这份条约签署，美国与西欧承认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苏联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地位。
苏联生活中一个意外的结果，是社会上出现草根民众对西方的迷恋。到上世纪70年代，冷战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苏联则越来越艰难地试图与西方的文化和消费主义势头竞争，从香烟、牛仔裤再到流行音乐。某种程度上，苏联当局试图遏制社会中这种西方化的品味与倾向。尽管威胁到政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但西方影响力被证明非常难遏制，而苏共权贵的子女们则是第一批拥抱西方影响力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对西方的仰慕情绪助推了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议程，并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伏笔。
从1991年到至少是2010年代初期，俄罗斯经历了快速的西化过程。自90年代俄罗斯帝国崩溃以来，西方政治体制第一次成为俄罗斯选举领导人的一般模式——激烈的选举，组建政党与议会政治——即便克里姆林宫此后花了大量精力管控这些政治结构。
俄罗斯经济与欧洲市场建立了深度联系，并在烹饪、时尚到娱乐等流行文化的各个方面欢迎西方影响力进入。互联网也让更多俄罗斯人方便地了解西方社会，包括那些没有能力去欧洲或美国旅行的俄罗斯民众。俄罗斯的西方化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体现的最为生动——后者于1924年被更名为列宁格勒，但在1991年恢复了原本的欧式名称。在后苏联时代，这两座城市都发展成欧洲的大都会区。
1995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参加晚宴
普京的转向
在彼得大帝口中的“欧洲之窗”——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普京，曾在2000年表示，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与欧洲隔绝”。虽然2014年以后的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这种转变对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影响有限，当时整个社会基本上对西方持开放的心态。即便到了2021年，学术交流与商业往来依然络绎不绝。来自欧洲的游客前往俄罗斯，俄罗斯的游客前往欧洲，持续地交换商品与思想。
在俄军进攻乌克兰之初，普京可能没有想过会与西方突然决裂。相反，他真正的战略意图可能是为俄罗斯争取更多独立性，或者如他本人所言，从美国和欧洲获得更大的“主权”。他显然相信这场战役会是短暂且成功的，并预计就算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因为战争受损，也不会到不可挽回的程度。过去，西方从未激进地与俄罗斯断绝关系——不管是2008年的俄格冲突，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与顿巴斯地区的冲突，还是2016年的所谓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事件。但普京在2022年承担的风险比以往大得多。即便俄罗斯在乌克兰迅速取胜，也会给西方带来此前一系列事件从未造成的严重影响。
然而，当战争爆发时，普京已经在寻求建构一个政治上越来越反西方、可以脱离西方独自生存且与西方处于冲突状态的俄罗斯。这一计划至少能追溯至2011年冬季到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当时，普京在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中重返总统宝座。面对新的挑战，他通过指控这些抗议者（大部分是西方化的城市阶级）不爱国、提高国内政治管控、进一步推动文化保守主义与更极端的外交政策来巩固国内权力。俄罗斯国内对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表现出真挚的欢欣鼓舞，这进一步巩固了普京对国家的愿景，并使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与其它政治声音更加边缘化。
当西方谴责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并对莫斯科实施制裁时，普京可以将自己展示为一名“先知”。他在多年前就表达过的理论，“西方试图削弱俄罗斯”，如今被赋予了新的叙事能量：西方试图制造一个脆弱与屈服的俄罗斯，俄罗斯人将不得不自力更生。如果这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决裂，其程度可谓相当温和。
2015年后，俄罗斯与西方的绝大部分关系已经恢复正常，尤其是与欧洲的能源纽带。随着乌克兰东部的冲突陷入僵局，似乎并不会发生迫在眉睫的危机。由法国、德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外交官员参与，旨在通过谈判解决顿巴斯地区冲突的“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继续推进。即便当时在叙利亚的激烈竞争也没有显著恶化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俄法德乌四国领导人参加“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
接下来是毫无章法的特朗普政府时期，许多变化正在水面下悄然发生。俄罗斯在美国的声誉越来越糟糕，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歇斯底里反俄情绪。与此同时，乌克兰不断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北约联盟体系在特朗普任内持续扩张，令普京感到沮丧。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变的越来越集权。回过头来看，很明显——即便当时不那么明显——普京对西方的耐心正在消失。
当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很快陷入困顿，西方国家领导人正急于同俄罗斯切割之际，普京并不需要在国内政策上临时抱佛脚。战争期间，他完全可以整合与强化现有的做法，包括加强管控力度，摧毁“独立媒体”——任何对政府的公开批评将面临逮捕或威胁遭到逮捕的惩罚。他将长期培养的文化保守主义用于军事动员，并将反西方情绪作为国内政策的支点，认为西方正陷入危险的颓废状态，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则无情且激进地试图剥夺俄罗斯的权势。根据这一叙事，西方一心想要通过一场代理人战争——或者如克里姆林宫的说法，发展生化武器——来摧毁俄罗斯民族。
战争爆发近16个月后，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对西方国家怀有强烈的、很可能也是持久的愤怒与怨恨。在苏联最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当局基本上无法让苏联民众相信西方是不折不扣的敌人。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与西方之间的屏障正在减弱。然而，自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从科技、教育、文化到体育等各领域的机构，都失去了与西方同行合作的机会。双方都在切断联系，克里姆林宫希望阻隔来自西方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则建立了一套制裁机制，导致任何与当前俄罗斯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行。即便没有受到制裁影响的西方企业与机构，也选择离开俄罗斯。在今天的俄罗斯，反对西方力量已经无法受到任何制衡。
俄罗斯与西方的脱钩不仅仅是对制裁的匆忙回应，也不能说是彻底转向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就已经在发展——而非减少——与西方以外世界的关系。虽然不再能与欧洲或美国贸易、获取用于本国现代化发展的技术，但俄罗斯仍然可以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增进贸易往来，包括中国、印度甚至土耳其——一个北约成员国。
在继续战争与维持国民经济方面，有相当多的非西方道路可供俄罗斯选择。普京似乎将这种转向视作俄罗斯长期实力与独立自主的根基。根据克里姆林宫2023年通过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文件，一旦完成了转向，俄罗斯将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文明……履行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特使命，旨在……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普京也许真挚地相信西方正陷入长期衰退，而一个“独特的”俄罗斯将把自己从这样的西方中解放出来。
这项将俄罗斯从西方“连根拔起”计划的薄弱环节既非经济，也不是军事因素。就算面临当前规模的制裁，克里姆林宫依然有办法维持战争。俄罗斯融入非西方经济体系的程度越深，俄军继续战斗的能力就越强。
俄罗斯的弱点在文化层面。过去300年来，俄罗斯对西方文化的模仿与浸淫是其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以及所谓的全球南方不可能取代欧洲作为俄罗斯文化样板的地位。一个背弃了西方的现代俄罗斯就是一个自我拒绝的俄罗斯。就算普京被视为俄罗斯的救世主，一个可以为俄罗斯赢下他口中“民族自决与伸张自我权利之战”的政治领袖，但激进的反西方主义事实上正在创造一个与历史完全不同的俄罗斯。
西方的反击
2022年之前，欧洲和美国并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会与西方决裂。早在2014年因为乌克兰问题第一次出现分歧时，西方广泛使用“匝道”(off-ramp）一词作为与莫斯科降低紧张关系的比喻，意味着双方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西方认为）俄罗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需要被重新引导，或者由俄罗斯来重新引导自己。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的头几个月里试图修复美俄关系，为德国的北溪2号油气管线运营开绿灯，并在2021年6月与普京在日内瓦会面。此后，俄罗斯与美国建立了维持战略稳定的工作组。拜登与普京建立一定程度的工作关系似乎成为可能。
然而战争爆发后，西方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除了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略失败”当做目标，西方领导人与决策者还接受了没有明说的最终目标：将俄罗斯从欧洲“消灭”掉，或者尽一切可能削弱俄罗斯在欧洲的存在。他们施加的制裁与出行限制令俄罗斯企业更难在欧洲做生意。西方同时加大了遏制俄罗斯在摩尔多瓦与巴尔干半岛影响力的努力。在奥地利以外的欧洲国家，认为欧洲应该在一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想法不再能被接受。瑞士都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担心俄罗斯的战争冲动，芬兰与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而北约作为整个欧洲（包括乌克兰在内）安全保护伞的观念，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从芭蕾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赏析课，欧洲正在掀起一场“去俄化”运动
战争爆发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选择向克里姆林宫之外的俄罗斯民众发出呼吁。此后他一直主张，欧洲必须在经济与文化上尽可能地摆脱俄罗斯：乌克兰被欧洲接纳与俄罗斯被欧洲驱逐已经成为同一枚地缘政治硬币的两面。战争的余波也改变了俄罗斯文化在欧洲与美国的效价——不管基于什么理由，这种程度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情况。
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虽然美国拒绝向1980年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派遣运动员，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苏联作家依然被当时的美国社会视作“良心的声音”且受到欢迎。很难想象任何当代俄罗斯作家或文化界人士如今能在美国得到类似的礼遇。在有些地方，连亚历山大·普希金、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古典文学成就的核心代表都被蒙上了怀疑的阴云。一些文化机构不再将这些知名人物视作俄罗斯对西方文化做出贡献的榜样，而是当做一份俄罗斯永恒帝国主义的文化标本，或者是为普京主义披上光鲜外衣的作家，其影响是令这些俄罗斯作家不再是“欧洲人”或者“西方人”，而是愈发成为“外国人”。
从冲突到鸿沟
俄罗斯与西方的决裂已经镀上一层永久性的光环。为了让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新考虑与西方的关系，西方国家将不得不撤销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同意维持一个中立或者分裂的乌克兰，而俄罗斯至少对该国一半的土地享有支配权。
这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为了让西方重新考虑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将不得不结束战争，接受对俄罗斯人的战争罪行审判，将俄罗斯领导人移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并向乌克兰支付战争赔款。这也是极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战争持续多久，或者将以何种形式结束，它几乎肯定会给21世纪的国际关系留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新现实。俄罗斯将脱离西方，而西方也将告别俄罗斯，他们之间横亘着一道充满敌意的深渊。
（原文于6月19日发布在《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为“Will Russia’s Break With the West Be Per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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