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西方对华新话术，所谓“去风险”究竟是什么？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 编辑 徐乾昂】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3月底首先提出，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随后呼应，再到写进七国集团（G7）领导人广岛峰会公报之中，短短不到三个月，“去风险化”一词的热度已被炒至顶点。放弃了“脱钩”之说，西方换了件“马甲”，用“去风险化”来摆脱话术上的困境和束缚，看似温和圆滑，实则阴暗毒辣。

特别是沙利文，嫌炒作“中国风险论”不够，他还抛出一套“新华盛顿共识”，在彻底颠覆美国政府自己此前推崇的自由主义和经贸全球化的同时，用遏制中国来达到其所谓的“国家安全目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直白指出，美国力推“去风险”概念，实际上就是在芯片、关键原材料等重要领域限制中国发展，同时限制中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告诉观察者网，相比于“脱钩”，如今西方所谓“去风险化”的概念范围更大、边界更模糊、主观阐释性更强，甚至更难做到，美欧国家不断通过搞“话语标签战争”使其自身行为“合法化”，而在前期“脱钩”全面趋向于失败的背景下，“去风险化”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其用来“挽回尊严”向选民交代，并继续进行政治操弄的一种类似“PUA话术”。

中方近期一再告诫各方，美方所谓“去风险化”的本质就是“去中国化”，要讨论去风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风险。沈逸则提醒，想要真正做到去风险，那就离美国远点，靠中国近点。他进一步解释，美国长期以来对国际社会所构成的“风险”层出不穷，唯有靠近中国这片应许之地，才能拥抱机遇、稳定发展。

当地时间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柏林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时，也谈及“去风险”，他掷地有声地指出：“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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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风险化”何时成了热词？

美国《纽约时报》形容，如果外交官也玩TikTok，“去风险化”肯定会成为热词；英国《金融时报》也形容，2023年年度词汇的角逐已经结束，至少在地缘政治领域，“去风险化”是当仁不让的赢家。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政客三句不离这个词。

“去风险化”一词首次引人注意并与中国相关联，始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3月30日就欧中关系发表的一次讲话，她当时解释自己为何要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同访华，为何欧洲没有响应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脱钩”呼吁。

“我认为（欧洲）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我们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的应对也不应该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注于‘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说完这些，冯德莱恩访华结束后，于4月18日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重申，欧洲需降低对华依赖、降低对华关系中一些“重要且敏感领域”的风险，但这叫做“避险”，而非“脱钩”。

资料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图自澎湃影像

自此，“去风险化”开始频繁被美欧官员使用。

4月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讲时宣称，美国不打算与中国经济“脱钩”，但美欧领导人寻求对华贸易“去风险化”，比如美国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所谓“小院子、高围栏”战略，对向中国出口的最先进半导体技术“量身定制”限制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还辩称这“不是为了伤害中国”。

5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欧洲议会发表主旨演讲，谈及欧中关系时声称，“来自中国的对抗和竞争有所加剧”，随着中国在欧盟27国面前变得越发自信，欧盟应降低对华关系中的“风险”。他表示，赞同冯德莱恩所谓的观点：欧洲不应“对华脱钩”，而要“明智地去风险化”（smart de-risking）。

5月底的G7领导人广岛峰会，公报“史无前例”提到中国20次。除了老调重弹台海、南海、涉港、涉疆等问题，公报涉华部分还出现了“去风险化”、“经济胁迫”等措辞。

从“脱钩”到“去风险化”，西方打的什么算盘？

过去这些年，美国嘴上说无意搞“新冷战”，但在许多地方却处处推动对华“脱钩”，不仅言辞激烈，还胁迫其他国家一起干。然而，随着美国越发激进，国际社会的反对声也越发高涨，这种对华打压且破坏经济全球化的做法，甚至也遭到了美国国内商界以及一些外部盟友的批评。

“脱钩断链”越来越搞不下去，于是美国换了“马甲”，给“脱钩”披上“去风险化”的概念继续炒作，一方面试图以此摆脱话术上的困境，寻求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给中国扣上一顶“风险”的帽子，进一步推动对华“脱钩断链”。

《纽约时报》认为，“去风险化”一词更加温和、圆滑，不那么好战，而《金融时报》则称，“去风险化”这种做法相当“阴暗”。“脱钩”和“去风险化”这两个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又有什么关系？

当地时间5月20日，G7广岛峰会召开第5次会议，主题为“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  图自G7广岛峰会官网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认为，从“脱钩”到“去风险化”，如果作为政策名称，两者从意涵上来看，“脱钩”还比较清晰，“去风险化”则是变得更加含糊不清。

“‘脱钩’是一个非常具体清晰、有明确衡量指标的事，而‘去风险化’较之则范围更大、边界更模糊、主观阐释性更强、对能力要求更高。理论上而言，‘脱钩’是‘去风险化’当中的一种手段或工具，而他们（西方）现在完全做成了‘等效替代’。”沈逸指出，这说明到目前为止，美欧国家本质上在搞“标签战争”，需要去贴一些“标签”，做一些动作，认为这样就具有了“合法性”。

他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脱钩”只需要断掉所有认为应该断掉的，有没有真正完全去掉风险并不一定，而真正的“去风险化”比“脱钩”更难做到。“他们（西方）为什么选择‘去风险化’？为什么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唯一的原因正是由于‘去风险化’更加模糊，没有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

沈逸总结，关于“去风险化”的本质是：西方政客基于国内政治需求、现实力量对比、客观环境，在前期“脱钩”全面趋向于失败的背景下，所新创造出用来“挽回尊严”并继续进行政治操弄的词汇。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一些西方领导人之所以如此欣然接受“去风险化”，是因为这让他们摆脱了在言辞上的束缚。然而，拉赫曼认为，“去风险化”目前已经出现了三大困境：一是，企业与国家间利益冲突；二是，减少对华依赖的难度和成本巨大；三是，“去风险化”挥之不去的模糊性质。

因此，拉赫曼所撰写的这篇评论文章标题即为——“降低对华贸易风险本身就是一场风险”。

拜登政府提“去风险化”，又抛“新华盛顿共识”

冯德莱恩、沙利文和朔尔茨，是美欧国家中使用“去风险化”概念的三个代表性人物，然而这三人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又不尽相同。

6月6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莫里茨·鲁道夫（Moritz Rudolf）连发数条推文，对于这三人口中的“去风险化”要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莫里茨·鲁道夫推特截图

冯德莱恩强调了其认为的“去风险化”四要素：欧盟经济的弹性和竞争力、改进或应用现有工具和贸易手段来对抗经济扭曲、为关键领域提供更多防御性工具、与合作伙伴保持一致。朔尔茨则认为，“去风险化”应当是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都能够推进的事项，并明确指出，G7仍将大量对华投资，持续对华出口以及维持同中国的供应链，他也提到，“供应商越多就越安全”。

鲁道夫总结，沙利文版本的“去风险化”，主要说法有三点：

1、关键商品的安全、供应链弹性，不依赖于单一国家（例如：清洁能源技术、半导体等）。

2、保护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使这些技术不会被用来损害美国的安全。

3、基本上投资源于美国工业的产能，“我们有能力发展和生产我们未来几年需要依赖的一些关键产品”（例如：科技、医疗卫生或清洁能源领域等）。

事实上，沙利文4月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那场演讲，或许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被人频繁提及，甚至“载入历史”。当天，在大谈特谈中国是所谓“风险”，并宣称要“去风险”的同时，沙利文还抛出了一套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彻底颠覆了美国政府旧有的“华盛顿共识”。

要知道，就在沙利文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刚刚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演讲警告，美国做出任何与中国“脱钩”的努力都将是“灾难性的”。

“新华盛顿共识”，美国零和游戏里的又一根“大棒”

“华盛顿共识”，指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管制等政策取向，一度在全球甚嚣尘上。特别是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不断推崇新自由主义、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大量外包和贸易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放弃国有企业、放松金融管制等。

然而，“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这些曾经美国所宣扬和热衷的概念，到了沙利文这里，却被“骂了个臭头”，怒斥这些东西“掏空了美国”，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削弱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当地时间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提出“新华盛顿共识” 图自布鲁金斯学会官网

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德鲁·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总结，沙利文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要点有三：一是，美国不再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恢复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二是，美国试图重新构建全球供应链；三是，美国正挑起“经济战”，为保证其军事和技术优势，将国际经济体系“武器化”，阻碍别国经济发展。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索普直言，“新华盛顿共识”更多由“大棒”组成，新共识下的世界观更悲观、更具零和思维，摒弃了与竞争性经济集团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的愿望，其政策也带来了地缘政治风险。

“昨天的美国经济学正统，变成了今天的异端邪说。”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也提到“新华盛顿共识”具有地缘政治性，美方为达到所谓“国家安全目的”的手段就是遏制中国。他指出，“华盛顿共识”是正和游戏，一国富了，别国皆富；而在“新华盛顿共识”这场零和游戏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别国为代价。

此外，外界也有人注意到，沙利文呼吁美国要反思过去自由主义那一套，难道美国是想模仿中国，走中国的路？这有可能实现吗？

沈逸对比中美两国情况并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中国的所有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理论上握在政府手中，随后将其中一部分放归市场并管控市场，发挥出市场最大化的优势。而如今的美国，认为市场化过了头，想要收回一部分却是很难做到的。

“美国政府手中拿什么同市场资本对抗？有具有巨大体量和影响力的国有企业吗？有对整体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掌控力吗？”沈逸说，美国政府没有额外收益来源，想要做事只能靠收税和借债，而收税要看有钱人脸色，借债也有债务上限。他直言，与其这样“邯郸学步”，还不如用“华盛顿共识”老老实实搞资本主义。

“去风险化”本身也有风险，多数欧洲民众并不买账

国际社会上，有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西方鼓吹“去风险化”的危害。德中联盟联邦总会主席、德国联邦总理府前国务秘书、联邦政府前发言人奥托·豪泽（Otto Hauser）近日表示，不认同欧美一些政客抛出“去风险化”、“制度性对手”等提法。他认为，“制度性对手”等概念完全是错误的，可以说是无稽之谈，它无法准确描述双方在多个领域建立的成熟关系。

“我们不能一方面在经济上携手合作，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对抗。”豪泽表示，来自德国和欧洲的企业在华投资，中国并不是什么“制度性对手”，他认为德国对华政策应当坚持务实，不应受意识形态左右。

作为新加坡候任总理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领军人物，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5月25日表示，他本人很理解为何一些国家和公司希望在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中保护自己免受风险和伤害，因为没人想在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或技术方面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

然而，黄循财也强调，如果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之下“去风险化”过了头，“全球经济最终将变得更加分散化和脱钩化”，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很难想象，以目前的雄心和规模，（‘去风险化’）如何能严格局限于少数几个‘战略’领域，而不影响更广泛的经济互动。”

黄循财在第28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上发表演讲，谈及“去风险化”

香港《南华早报》6月10日援引五名外交官和其他参与讨论的人士的话报道称，在欧盟准备公布对华“经济去风险”路线图之际，部分欧盟成员国提出了异议。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外交官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办公室主任比约恩·塞伯特（Bjorn Seibert）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国家安全”表示担忧，一些成员国警告称，欧盟不应“模仿”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同时，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近期的一项内部官方民意调查也显示，多数欧洲民众视中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对冯德莱恩此前提出的对华“去风险化”并不买账。调查结果表明，欧盟成员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中国视为战略和全球合作伙伴的想法更加一致。

沈逸：真正的“风险”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沈逸直言，谁都知道要去掉风险，而“去风险化”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是一种标准的“政治动员”，美西方那一套首先说“有风险”，然后“把人吓得半死”，接着“声称拥有去风险的方法”，直至最后“为所欲为”，甚至有点类似“PUA话术”（精神控制）。

从“脱钩”改口变成“去风险化”，甚至抛出极具地缘对抗性质的“新华盛顿共识”，西方不断变换着话术，变着法子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1日曾明确指出：“要讨论去风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风险。”

6月21日，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也对中外媒体表示，关于“去风险”，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么是风险？风险来自哪？中国向世界注入的是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怎么就成了风险？不管怎么包装，美方的“去风险”还是“脱钩断链”，本质都是“去中国化”，最终是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不仅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拖累世界。

“去风险，就是离美国远点，靠中国近点。”沈逸在谈论什么是真正的“风险”时，提醒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要记住墨西哥的悲剧——“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

沈逸列举了美国过去做出过的种种“风险行径”，恶意印钞、抢人钱财、窃取知识产权、任意拘押别人……他也向国际社会大声强调，想要真正“去风险”，不就是要靠近这样一个地方吗？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高素质的劳动人口、健全稳定的供应链、发达的基础设施、健康稳定的能源、巨大体量和利润的市场，这个地方就是中国。

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众多成果

当地时间6月1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柏林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舍弗勒、巴斯夫、科思创、瓦克化学、默克、思爱普、安联等德国企业负责人出席。大家按照李强总理提议，围绕如何看待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走势、如何看待未来技术发展前景、如何看待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去风险”、“降依赖”等坦诚发表看法，深入进行交流。

李强指出，我们理解各方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界定和防范风险。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辩证看待依赖问题，不能人为夸大“依赖”，甚至把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画等号。他还强调，企业对风险的感受最直接、最敏锐，知道如何规避和应对，应该把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

而与此同时，观察者网注意到，就在西方政客不断鼓噪“中国风险论”之际，外资巨头们今年却掀起了访华热潮。

3月下旬，太古集团执行总裁施铭伦，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施奈德，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长康林松，高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开云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皮诺，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康宁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魏文德以及宝洁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慕仁等多家外企高管密集访华。

5月下旬，摩根大通、特斯拉、星巴克等国际金融集团和大企业的CEO纷纷云集中国，在各种场合表达对中国市场的渴望和信心。

西方目睹此情此景，认真思考一下，“中国风险论”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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