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杰·普拉沙德：如果没有勇气，欧洲、日本将继续陷于附庸地位

【文/ 维杰·普拉沙德，翻译/ 卢屹】

在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结束时，加、法、德、意、日、英、美等七国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联合发布了一份信息量颇大的长篇声明。在题为“中国”的一节中，该八位高官称“认识到与中国坦诚交流、直接向中国表达关切的重要性”，并“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在全球挑战以及共同利益领域等方面合作，如气候变化、生态多样性、全球卫生安全、性别平等。”

声明的外交语气与这些国家近年来采取的激烈言辞形成了鲜明对比，比七国峰会上使用的措辞更是温和太多。七国政府首脑在会上妄言所谓“经济胁迫”，矛头暗指中国。

细品峰会上的各种发言可发现，七国领导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是在对华以及各自国内产业政策方面。显然，几个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战事绵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台海军事冲突感到不安。也许正是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这种不安促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我们无意与中国脱钩，我们希望在对华关系上去风险，实现多元化。”

对欧洲而言，对华脱钩的概念是难以想象的。2022年的欧盟数据表明，中国是该地区第三大商品出口合作伙伴、第一大进口合作伙伴，而且中国进口的商品大部分是高附加值的高端制成品。欧洲各国经济已经因为西方拒绝乌克兰和谈而大伤元气，与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切断联系将是致命打击。

七国峰会暴露了美国与其盟友（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嫌隙，但我们不应高估这些利益和意见上的分歧。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之一是研究分析美、欧、日合作关系的性质，萨米尔·阿明将这种关系称为“三角同盟”（Triad）。

二战之后，美国建立了一个以日本、欧洲对美服从、与美联合为前提的国际体系。这一服从和联合的进程体现在美国构建的一些军事机构，以1949年成立的北约和1951年《美日安保条约》为核心。在德、意、日等战败国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系统，使华盛顿得以搁置任何关于欧洲、日本主权军事或外交计划的对话（戴高乐对法兰西命运的深切忧虑促使法国做出激烈反应，但最终法国并未退出北约，而是在1966年命令该国部队退出了盟军司令部）。

美国目前在“五眼联盟”国家（即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还加上情报互通的以色列）、在欧洲、在日本拥有408个已知军事基地。仅在日本和德国的美军基地竟分别达到120个和119个。须知这些基地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工具，而且代表了政治力量。

1965年，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的托马斯·休斯撰写了一份题为《北约的意义——现在与未来》（The Significance of NATO – Present and Future）的重要备忘录。休斯写道，北约“对美国仍至关重要，是美国在欧洲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完善而管用的工具”，在根本上“对于保护美国在欧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类似体系早已在日本落地，对此美国在其1962年的类似军事备忘录中有过详述。美国在欧洲、日本的军事基地网络象征了两地对华盛顿的政治服从。

《争夺非洲》英卡·肖尼巴雷（尼日利亚）作于2003年，Yinka Shonibare (Nigeria), Scramble for Africa, 2003.

随着1951年《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承认了美日的军事主从关系，但希望日本能得以专注于经济发展。欧洲也表达了类似想法。

战后，美国、欧洲、日本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集团。1966年，雷蒙德·弗农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重要文章《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在文章中说明了大型国际企业建立的序列结构：商品首先在美国生产销售，其次在欧洲，然后在日本，最后才销往世界其他地方。1985年，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东京公司总经理的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三位一体的力量：环球竞争将要到来的形态》（Triad Power: 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Competition）中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布局。大前研一解释了国际企业在美国、西欧、日本同时经营的必要性。资本密度增强、研发成本高昂、消费偏好趋同、保护主义兴起，使得国际企业必须在这些国家（他称为“三角同盟”，或译“三位一体”）运营，然后再在占全世界人口70%的其他地方寻找市场和机会。

《伊萨和苏兹的庆典》安德烈·皮埃尔（海地）作于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André Pierre (Haiti), Ceremony with Issa and Suz, ca. late 1960s/early 1970s.

萨米尔·阿明也使用了“三角同盟”这一术语，但其用意极为不同。1980年，他写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区（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的逐渐联合”，之后不久将这一“核心区”称为“三角同盟”。欧洲、日本的精英阶层使得各国的自身利益服从于被美国政府逐渐叫做“共同利益”的东西。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机制、新术语给这些“共同利益”赋形，其中包括：大卫·洛克菲勒于1973年创立的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在巴黎、东京、华盛顿均设总部；以统一的外交世界观联合西欧、日本、美国的“三边外交”（trilateral diplomacy）概念。

三边圈层里的知识分子认为美国是核心国家，其附庸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受命维持对支系藩属国（比如韩国）的控制，使世界其他地方保持稳定。三边委员会的设计师之一、卡特总统国安顾问布热津斯基所用的措辞则相当粗暴。他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一书中写道：“用符合古代帝国那个野蛮年代的说法，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要务是：阻止附庸国之间的合谋并保持其安全依赖；使藩属国受到保护并保持顺从；阻止各蛮族之间的联合。”读者大可猜测一下，布热津斯基心目的“蛮族”究竟为谁。

《当前的战争和冲突……》（按各大洲，交战方、支持团体分别用黑圆圈、红圆圈标记；寻求避难者、流离失所者、难民、无国籍者每一百万用一个字母标记；死难者每25万人用一个字母标记），丹·米尔斯（美国）作于2017年

近年来，“三角同盟结构”概念大都不再受到青睐。但为了更好地理解真实的世界秩序，有必要重温这一术语。帝国主义阵营并非仅仅以地理位置定义，“三角同盟”这一旧术语和“全球北方”这一近来使用的术语都是地缘政治概念。

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即全球南方）如今面临的是一个由美国统领的、基于一体化军事架构的帝国主义体系。该体系由三组国家构成：一是美国、英国及其他英美裔白人定居国家；二是欧洲；三是日本。

全球北方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小部分（14·2%），其军费却占了全球总军费开支的一大部分（66·0%）。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全世界的军费开支在2022年达2.2万亿美元，而“三角同盟”国家及其亲密伙伴花费了其中的1.46万亿美元（中国的军费开支为2920亿美元，俄罗斯为860亿美元）。正是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使得“三角同盟”继续对全世界人民指手画脚，尽管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日渐衰落。

近年来，美国纵容日本重新武装和德国扩军（这都是二战后的禁忌），以使这些“附庸国”助力华盛顿针对俄罗斯、中国及近来态度鲜明的全球南方国家实施其狭隘的新冷战计划。尽管欧洲、日本的一些精英人物认识到本国的内部危机正因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图而加剧，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文化、政治自信。

2016年，欧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在《欧盟全球战略》（EU Global Strategy）中提出欧洲脱离美国实现“战略自主”的概念。三年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北约正面临“脑死亡”，“欧洲有能力自保”。现在，这两个表态（欧洲战略自主和自保能力）显然都不太成立。戴高乐主义在法国的温和回潮并不能使欧洲、日本各国领导人获得足够勇气，与78年前确定的三边协议决裂。如果没那种勇气，欧洲、日本将继续陷于附庸地位，三角同盟将一直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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